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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浩是我军早期最有影响力的将领之一，在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红军的发展壮大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根据党组织选派，陈昌浩前往苏联留学，直到1930年回国后进入了赣豫皖苏区。
从陈昌浩的个人经历来看，他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但在某一方面来讲，他又有不同于知识分子的特点。
在抵达赣豫皖革命根据地后，他身上不曾有一点留洋回来的知识分子的架子，很快便与根据地这些农民出身的将领打成一片。
此外，跟博古、张闻天、王稼祥一些同志不同的是，陈昌浩还迅速进入了军事指挥，他不但进入军事指挥，甚至还在这方面无师自通，逐渐成长为了一名优秀的指挥员。
1931年，红四方面军成立后，陈昌浩担任政委，这一年，他25岁。
根据“党指挥枪”的原则，陈昌浩的这个政委具有最后的决定权，甚至比总指挥还有决定权。实际上，换句话讲，陈昌浩就是最后的指挥。
此后，陈昌浩指挥红四方面军在反“围剿”战斗中多次取得重要成绩，这也让他在诸多将领中具有了威望。
1934年，红四方面军在攻打红安时，从国民党处缴获了一架高级教练机，这也是红军的一架飞机，它被命名为“列宁号”。
在一次战斗中，“列宁号”也首次参加进行了第一次空战。
当时，红军在缴获了国民党的飞机后，还把国民党的飞行员也活捉了。经过我军教育，该飞行员表示愿意为红军服务，驾驶飞机攻打敌人的阵地。
对于这名飞行员的投诚，大家都持怀疑态度：飞机交给他开，开上天了谁指挥谁呢？他开上跑了不回来怎么办呢？
为了解决这个顾虑，就必须要有人跟他一起上飞机，监视他。但是，派谁去监视呢？
就在大家左右为难的时候，时年27岁已是红四方面军总政委的陈昌浩亲自出马，上了飞机，坐在后舱拿着手枪监视在前舱的飞行员。
当飞机飞到敌方阵地的上空时，坐在后舱的陈昌浩先是朝下面扔了一堆传单，紧接着，他又从座舱里拿出手榴弹，一枚一枚地朝敌人的阵地扔去。
陈昌浩作为当时一线指挥员，能够身先士卒亲自上飞机扔手榴弹的行为，深深地鼓舞了战士们战斗的勇气。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驰骋战场、立下显赫军功的主帅，却在西路军惨败后，逐渐退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舞台。
1936年11月，根据党中央新的战略计划，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约2万人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创立根据地，打通与苏联的通道。
然而，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西路军遭到了马家军的猛烈攻击，伤亡惨重。在极端绝望的作战环境中，陈昌浩、徐向前等人突出重围后，靠化装行乞才躲过一劫。
由于陈昌浩连日来高烧不退，为了不连累徐向前，两人商议后决定徐向前先行，回延安汇报西路军情况，陈昌浩则先养病。
就这样，两人“分道扬镳”，不过，他们谁都没想到，日后两人的人生轨迹竟是截然不同的。
徐向前回到延安后，成为了八路军中一名重要的将领。再看看陈昌浩的人生轨迹。
养好病后，陈昌浩于1937年6月辗转回到了湖北武汉，他原本计划在这里重举革命义旗，建立抗日武装。
但事与愿违，当地反动武装十分猖狂，难以有所作为的陈昌浩在与家人见面倾诉衷肠后又回到了延安。
当时，中央正在进行对“张国焘路线”的清算，而陈昌浩作为与张国焘长期搭档、西路军兵败的直接负责人，他自然深受影响。
此后，陈昌浩多次开展自我批评，进行检讨。不过，在他的报告中，无论有什么补充、变化和原因分析，只有两点是他始终坚持不曾改变的：一是西路军是党中央领导下的队伍，二是西路军是为党的任务而战斗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昌浩多次向党中央申请上前线杀敌，但屡次遭到拒绝。
1939年，陈昌浩因胃溃疡严重，经中央批准前往苏联疗养，此行他还带了自己的二儿子陈祖涛。此后，他开始了自己长达13年的旅苏生活。
此后，由于苏德战争爆发而不得不长期滞留苏联的陈昌浩，与自己的妻子张秋琴的婚姻也名存实亡。
张琴秋是红军长期时期级别最高的女将领，有着丰富的革命工作经验。她与第一任丈夫沈泽民组建了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庭。夫妻俩为革命工作殚精竭虑，奉献了全部精力。
1933年11月20日，沈泽民逝世。张琴秋强忍悲痛继续参加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多年以后，在参加沈泽民迁葬追悼仪式时，张琴秋抱着他的墓碑痛哭不已，令人心碎。她深情地说道：
“泽民同志是我一生中的良师益友。通过他，使我找到了党。从此，把我引上了革命道路，救出了我这条温柔的、又好似迷途的羔羊。否则，像我这样的人，至多不过当一名贤妻良母罢了。没有党的引导和帮助，决不会走上革命道路。这是我永远也忘怀不了的。”
1936年，张琴秋在长征中与陈昌浩结为革命伉俪。张琴秋作为组织部长随西路军行军。然而，即将分娩的张琴秋由于战场的特殊环境，遭受了孩子夭折的悲惨经历，此外，她自己也留下了严重的妇科病，再难生育。
1937年3月，张琴秋在分散突围中不幸被俘，被“马家军”送往南京邀赏，幸运的是，后在周恩来与国民党的交涉下，张琴秋等一大批干部被释放出狱回到延安。
一回到延安，张琴秋便迫不及待向组织申请工作，此后，她为延安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干部，尤其是妇女干部。
陈昌浩与张琴秋解除婚姻关系的请求获得组织批准同意，两人正式解除夫妻关系。但张琴秋在对待陈昌浩的前妻和孩子方面，仍然继续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照。
而在苏联期间，陈昌浩也曾多次写信要求回国参战，不过他始终没有等来组织的回信。1943年，苏共中央安排他到苏联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化出版局担任翻译工作。
期间，陈昌浩翻译了大量马列著作，甚至花费五年时间编著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俄华辞典。
后来，陈昌浩通过途径莫斯科的蔡畅再次向中共中央、毛主席表达了回国的愿望。1952年，陈昌浩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
当天，刘少奇等人亲自到北京车站迎接他。徐向前特意邀请了陈昌浩和一些红四方面军的老同志在家中聚会。
当他看到前妻张琴秋时，紧紧握着她的手，一个劲儿地说道：“琴秋，我对不起你，你受苦了。”
张琴秋虽然已经离开了部队，但在军中，她始终是大家公认的红军级别最高的女将领。这时，张琴秋已经担任了纺织工业部的副部长，她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女部长。
1953年至1967年，陈昌浩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在翻译工作领域默默耕耘，不再出现在党政军中。
1967年7月30日晚，陈昌浩选择了吞安眠药自杀，终年61岁。
上世纪八十年代，围绕陈昌浩的种种争议终于有了定论，党中央特意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并明确指出“西路军失败有着特定的历史原因”。
相比于陈昌浩回国后的籍籍无名，他的两个儿子则更有名气。
长子陈祖泽于1940年参加革命，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还参加了开国大典。
为了建设新中国，陈祖泽重新进入学校学习，后又留学苏联列宁格勒加里宁工学院。学成回国后，他又从基层一步步做起。
1974年，陈祖泽成为了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主要参与人之一。1982年起，担任核工一研院的副院长，同时，他也是105所的首任所长。在核工业技术领域，陈祖泽为新中国的发展作出了不小贡献，备受敬仰。
次子陈祖涛于1941年底参加革命工作，是我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同时也是二汽的创建人之一。
1951年，陈祖涛从苏联莫斯科包曼最高技术学院机械系毕业，他是新中国初期最年轻的一代工程技术人员。
此后，根据组织安排，他与苏联专家合作，负责了一汽的工厂设计和生产准备工作。当时，周总理见到他并在得知他想要搞汽车工业后，高兴地鼓励他说：“那你就去筹建中的长春第一汽车厂吧。”
陈祖涛和诸多技术人员一起，为“一汽”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更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世纪60年代，陈祖涛奉命组建第二汽车厂。期间，受政治因素，包括陈祖涛在内的不少技术骨干都受到了冲击，但在陈祖涛的据理力争和坚强领导下，为“二汽”定下大局，挽回了对国家和历史造成的巨大损失。
纵观陈祖涛的一生，他始终将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汽车工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汽车工业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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