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4日，郑庭笈被特赦，但是喜悦的背后，这个原国军中将却有一桩心事：两年前他和妻子冯莉娟离婚了，如今的他是“有家难回了”。 廖耀湘兵团在1948年10月底覆灭后，时任第四十九军军长的郑庭笈被解放军俘虏，被关押在黑龙江绥化战犯管理所。

郑庭笈被俘后，他在南京的妻子冯莉娟带着五个儿女回到了郑庭笈的老家海南文昌县。管理所允许家属探望不久，冯莉娟就来到绥化探望郑庭笈。回去时途经北京，冯莉娟在街头碰见了张琴，张琴是原国军第五十二军军长黄翔的妻子。杜聿明在第五军当军长时，郑庭笈在该军荣誉第一师任团长，而黄翔是团部参谋长，两家常有往来，冯莉娟和张琴也有着姐妹之谊。故人重逢，感叹之余，张琴把冯莉娟带回了家中。黄翔在北平随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当时在水利部担任参事，他通过水利部长傅作义的关系，将冯莉娟及其子女全部迁入北京，安排住在自己家里。1956年，郑庭笈由绥化转至北京功德林，这样一来，家属的探访就更便捷了。

郑庭笈非常高兴，对其他战犯们说：“我现在的生活跟过去没有两样，以往也是常年在外。稍有不同的是，过去在外面打仗，生死未卜，现在在外面改造，衣食无忧。”由于妻子冯莉娟时常带着儿女们前来探访，这让郑庭笈的心情很好，改造也很积极。

郑庭笈在管理所里当组长，分管澡堂，每到星期六，他就一边吹口哨一边安排洗澡。文昌口音把“洗”说成“死”，所以他的通知是这样的：“第一组先死，第一组死完第二组死！”

其他人一听，回击说：“要死你就死去吧，我们不想死！“

1957年的一天，冯莉娟又来看望郑庭笈，这次却带着一张离婚申请书，要郑庭笈在上面签字。

郑庭笈完全无法接受，问妻子为什么。冯莉娟哭着说：”因为你是战犯，受你的牵连，儿女们要么找不到工作，要么考不上学校。我们要为子女着想，他们比我们还苦。”郑庭笈忍不住泪流满面：“我后悔，我后悔呀！”冯莉娟问道：“你后悔什么？后悔与我结婚？”郑庭笈说：“我后悔没有在忻口抗战中被打死，如果那次牺牲了，就会像戴安澜一样，成为公认的民族英雄，你和子女们都是烈士家属，日子肯定要好过得多。”郑庭笈与妻子离婚两年后就获赦了，在功德林召开特赦大会那天，他意外地看见正在北京十二中念书的女儿郑心楠代表获赦人员家属在台上发言：“爸爸回家以后，我们要继续监督他的思想改造，让他彻底改恶从善，真正回到人民的怀抱。”听到女儿说“回家”，郑庭笈的心中更难受了，因为他已经和妻子离婚了，还如何回“家”？

1959年12月，与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等13人成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成为共和国特殊的新公民。周总理亲嘱专人安排照顾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对他们进入新社会后的思想状况、家庭情况也很关心。

12月14日，郑庭笈和杜聿明、溥仪等11人乘专车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的家。席间，周总理问到郑庭笈的家庭情况。郑庭笈不想隐瞒总理，他说他的妻子叫冯莉娟。1948年他被俘后，本来朋友已经为冯莉娟和孩子准备好了去台湾的船票。但是，冯莉娟听到郑被俘后在哈尔滨发表的一篇讲话，所以决定，不去台湾了，留在海南文昌老家等候丈夫。

郑庭笈：“子女的妈妈来功德林要我签字离婚，开始我不签，因为我不愿意妻离子散。现在看来，子女的妈妈与我离婚是正确的选择，她应当与我这个国民党军官划清界限。我如今成为公民了，更应当支持她的阶级观点和阶级立场。”周总理：“我不赞同你的看法。家庭的变故是历史造成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你为什么不可以重新生活呢？哦，对了，你曾经为自己取了一个号，就叫‘重生’是吗？”郑庭笈：“是的，那是忻口抗战中，我以营长之身冲锋在前，结果连中敌人三枪，其中一颗子弹距离咽喉只有毫厘之差。大难不死，我就为自己改了这么个号。”

郑庭笈在抗战中确实战功赫赫。在忻口会战中，第9军军长郝梦龄 、第54师师长刘家麒、独立第5旅旅长郑廷珍等将领牺牲。郑庭笈所在的营也大部战死，他也身中数弹。在昆仑关战役中，郑庭笈指挥的第三团，九个连长，七个伤亡，他身边的司号长李均中弹牺牲；1942年初，远征军开赴缅甸，戴安澜率领第5军200师，郑庭笈任该师副师长，200师在同古保卫战中给日军以重创，戴安澜牺牲后，郑庭笈带着200师残部突围回国。

1942年4月初，郑庭笈的妻子冯莉娟收到了郑庭笈牺牲的阵亡通知书，政府要她们去领抚恤金，冯莉娟怎么也不肯去，因为她觉得郑庭笈还活着。

为了寻找已经被下了阵亡通知书的郑庭笈，冯莉娟从南京出发，辗转昆明等地，不远千里赶到中缅边境的保山，想去缅甸寻找丈夫。

恰逢 200 师走出野人山已回国。当时冯莉娟看到郑庭笈的指挥车，赶忙上前问警卫员郑庭笈在不在，结果警卫员告诉她在师部。

夫妻相逢后，郑庭笈开玩笑地说：“你能做到坚信我还活着，看来我们夫妻还是心有灵犀的！”

其实，类似的事情不止发生在冯莉娟身上，根据郑庭笈回忆录所述，当时很多战士牺牲后，家人都不愿意相信，跑到中缅边境去寻找。

对郑庭笈的经历，周总理是了解的，总理说：“你的情况，在座的傅作义部长告诉我了。三十年前，你获得重生，三十年后，你获得新生，既然新的生活开始了，你们就应当复婚，分镜重圆嘛。”

事隔一年之后，1960年10月19日，周恩来委托张治中在颐和园邀集黄埔同学聚会时，还记挂着这件事。他一见到郑庭笈，第一句话就问：“你复婚了吗？”

毕竟是黄埔师生啊，郑庭笈眼圈发热了。他没有想到周恩来对他如此了解，又这般关怀，感动之余，他反而犹豫了。用他事后对傅作义的话说，“从离婚到复婚，这当中存在一个感情的距离。”

离婚后，冯莉娟在打字学校学打字，“那时打字是用铅字一个个打，需要拣字、排字，母亲刻苦练习，打得又快又好，最后留在誊写社工作。”长子郑心校回忆说。

1961年2月，全国政协任命郑庭笈与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周振强、杨伯涛等7人为文史专员，周总理叮嘱他们将亲身经历及见闻写出来。冯莉娟随即被调到政协打字，有关人员特意将打字机搬进她的住宅，理由是为“保密”。而奉命三天两头送取材料的正是郑庭笈。他心明如镜。

冯莉娟之所以选择离婚，就是为了子女，而如今郑庭笈被特赦了，工资待遇也很高，两人的复婚也就不再有障碍了。

郑心校：“为了能让他们复婚，周总理过问了3次，政协机关也做了很多工作，他们安排父亲每天给母亲送稿、取稿，制造他们接触的机会。”

周总理的重视和郑庭笈的无微不至，最终打动了冯莉娟。4月19日，郑庭笈与冯莉娟正式复婚。而政协不久前给郑庭笈分配了一套新房（ 东城区前厂胡同5号院）。

复婚这天，郑庭笈让冯莉娟包了一顿素馅饺子，在家中招待了为数不多的亲朋好友，有杜聿明、廖耀湘和王耀武等人。郑庭笈对新中国、对周总理充满了感恩之心，他逢人便讲：“如果没有周总理，我们夫妻不会破镜重圆。可以说，周恩来就是我们的红娘。”

郑庭笈和冯莉娟复婚

郑庭笈的5个子女，长女郑心楠，二女郑心梅，三女郑心桂，长子郑心校，次子郑心德都事业有成。

经历了家国离乱，他们一家人还能团团圆圆、幸福美满，郑庭笈无疑是幸运的。回想当年劝妻子“别去台湾”，此时的他十分骄傲和欣慰。

1983年，郑庭笈夫妇和儿子、孙子合影，景山公园

　“直到现在，我才愿意谈论父亲，我曾经不想也不敢正视他。童年时期，我们有12年没有接触，直到中年，我也没有真正走近他，这是我一生的遗憾……”

他是郑庭笈之子，（2013）年66岁。1990年代，郑心校曾任北京友谊医院院长，还是全国劳动模范，后赴美任美国哈佛大学、匹兹堡大学教授，近期被同济大学东方医院引进。

郑心校不论学业还是工作，都获得过不少荣誉。然而，在他内心深处，却总有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那就是“父亲”。因为父亲的被俘，一家人更是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曲折岁月。

父亲去东北“学习”了

郑心校1947年出生在重庆，排行老四。他的出生，曾给一家人带来莫大的欢喜。“我上面是3个姐姐，听母亲讲，当年她还专门去长沙岳麓山的观音庙求 子。生我之前，母亲真的做了一个梦，说观音给她送子了，后来就有了我。周围人都说，父亲的嘴一直笑到了耳根子底下，可见他对我的喜爱。”

郑庭笈和妻子相差近20岁，他们是通过自由恋爱结合的。

1905年，郑庭笈出生于海南文昌一个名叫美竹村的地方。家中兄弟4人，长兄郑庭钧、三弟郑庭筊，都是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四弟郑庭铭，1951年清华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内燃机集团总公司任总工程师。郑庭笈的妻子名叫冯莉娟，家在湖南省衡阳县。1941年，在国民党“王牌”军第五军任营长的郑庭笈，来到冯莉娟的故乡训练。当年，刚满17岁的

冯莉娟天生丽质，给郑庭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便在这里相识并结合。

1944年，从中国远征军印缅战场归来的郑庭笈，任第48师师长，次年，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昆明机场警备司令，隶属杜聿明麾下。1947年，郑庭笈在东北参加国共内战，任第49军中将军长。1948年10月28日，在辽沈战役中，他被黄埔同学林彪俘虏于锦州。

年幼的郑心校对父亲没有留下太多记忆。“唯一的印象是1953年，母亲带我坐轮船，火车，又坐汽车，从海南岛到东北抚顺，说去看望在那里的父亲。”

这次见面后，25岁的冯莉娟带着一家七八口人去了北京。“当时父亲的弟弟已经从清华大学毕业，在北京当了工程师。母亲为了能让我们接受最好的教育，她领着奶奶，还有在南洋做生意的三公的3个孩子和我们4个，一起去投靠叔叔。”

让一家人庆幸的是，他们在北京遇到了郑庭笈的老上级和老朋友黄翔。黄翔是黄埔军校第7期毕业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92军中将军长。1949年，黄翔通过香港起义返京，后任水利部参事。重逢后，黄翔夫妇二话不说，将自己四合院的西厢房腾出来给郑心校住。“外院还住着他们的老上司郑洞国。我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中，心里的阴影相对少一些。因为郑伯伯和黄叔叔的职务高，国庆节他们常领我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招待会。我从小上的都是名校，博士幼儿园、培元小学，都是私立学校。童年和少年时代内心充满阳光，心理也很健康。”

在郑心校心中，母亲是一位非常坚强和乐观的女性。“我刚出生一年，父亲就被俘，但在我的一生中，从未见过母亲因为自己的命运而哭泣或抱怨。”

从上小学起，郑心校就是个德智体兼优的好学生，“很快就当上了小队长、中队长，还被选拔去给中央首长献花。我当时的处境，和家里的实际情况反差很大。”郑心校说，其实从那时起，他幼小的心里已经有了一些说不出的疑惑和阴影。有时他也会问起母亲，父亲究竟去了哪里？而母亲总是回答：“你的父亲在东北学习呢。”

总理当红娘促成父母复婚

直到有一天，郑心校一家看似平静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有一天老师找到我，说你们家有一件大喜事，你今天可以不用上课了，你爸爸回来了。”

分别12年，父亲又回到了身边，就在叔叔家的院子里。郑心校说：“这是我们全家第一次聚会，还来了很多报社的记者给父亲照相，他穿得很整齐。这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跟父亲接触，他看到我们长大了，读书也很好，我还当上了大队长，非常激动。”

郑心校内心却没有像父亲那样高兴，这时他已经知道，父母亲离了婚。

郑心校告诉记者，父母离婚应该不是感情问题。“父亲1942年在滇缅战场作战，戴安澜受伤后，国内就没有了消息。母亲还收到一张郑庭笈团长正式的阵亡通知，但她坚定地说‘我觉得他就是没死！就算死了，我也得见到他的部队，见到他的尸首！’母亲坚决不去领抚恤金，她自己跑到云南保山去找父亲，最后果然让她找到了。”

“还有一例也可以说明父母的感情。当年，母亲得知父亲在东北被俘后，她放弃了千金难换的开往台湾的船票，决心带着我们一家人留下来，一心要等父亲。从海南到北京，母亲一直把奶奶带在身边，不论生活多艰难，也不离不弃。她如果不是有更重要的考量，一定不会离婚的。”

郑心校说，母亲领着全家人到北京后，虽然有南洋的三公接济，但随着他们长大，各种开销增加，生活越来越艰难。“母亲找工作和我们上学，都受到‘战犯家属身份’的影响。后来周围朋友给她出主意，为了谋生和孩子的前途，她最终提出和在监狱中的父亲离婚。”

1957年，郑庭笈同意了妻子的离婚要求。离婚后，冯莉娟在打字学校学打字，“那时打字是用铅字一个个打，需要拣字、排字，母亲刻苦练习，打得又快又好，最后留在誊写社工作。”郑心校说，关于父母复婚的经过，很多文章报道过，周总理确实做了细致的工作。

1961年2月，全国政协任命郑庭笈与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周振强、杨伯涛等7人为文史专员，周总理叮嘱他们将亲身经历及见闻写出来。冯莉娟随即被调到政协打字，有关人员特意将打字机搬进她的住宅，理由是为“保密”。而奉命三天两头送取材料的正是郑庭笈。他心明如镜。

“为了能让他们复婚，周总理过问了3次，政协机关也做了很多工作，他们安排父亲每天给母亲送稿、取稿，制造他们接触的机会。”郑心校说，周总理的重视和父亲的无微不至，最终打动了母亲。4月19日，郑庭笈与冯莉娟正式复婚。复婚那天，杜聿明、廖耀湘和王耀武等人都来庆贺。

“可教育好子女”带来的冲击

郑庭笈与冯莉娟复婚后，政协又在灯市口给他们分了房子，与杜隶明、宋希濂、唐生明同住一个四合院。但郑心校却说：“这一切，并没有给我的生活带来根本变化，我还是每天早出晚归，参加各种校内外的学习和文体活动，高中后干脆选择了住校。我和父亲没有过多的交流，也没有亲近的动作。至于父亲的过去，我不想多问，因为我总觉得他是一个有历史污点的人。对于周总理对他的关心，国家给他的待遇，我也认为这与我没有什么关系，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走自己的路。”

郑心校也观察到父亲回来后的平静：“父亲唯一的爱好就是看《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后来还看《新闻联播》，这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郑庭笈似乎也感受到了孩子们的想法，他很少对孩子的事情指手画脚，更不会对他们的前程发表意见。“他只会叮嘱我们好好读书，并把杜聿明的女婿杨振宁、戴安澜的儿子戴复东当做我们的楷模”，因为冯莉娟要打字，郑庭笈反倒操持家务了，“那时候父亲学着用瓷钵子蒸饭，一人一份儿；还会生蜂窝炉子，所以家里还是挺温馨的。”

“文革”开始后，郑心校的心理压力更重了。“那时候的‘血统论’称，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对我的冲击非常大。我想不通，为什么一个优秀的青年，一下子就成了‘另类’。我的理想抱负都成为了泡影。”所以郑心校在“文革”期间，去参加了红卫兵长征队，决心要走二万五千里长征。“我当时的想法是，只要我走完了二万五千里，他们就不能说我不革命。我们少则一天走四五十里，最多一天行军一百里。当时一路都有接待站，有地方吃，有地方睡。爬山的时候就念着毛主席的诗词，对自己是一种磨炼。走了一个多月，已经走到瑞金了，大串联停止，我才从南昌回到了北京。”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郑心校和弟弟都选择了云南兵团。他们想离家越远越好，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实现自我。“但就是去云南，出身不好也是阻力。我们这样的人参加兵团是不被接受的，那儿离边界太近，不敢要你。我和弟弟都写了血书。我们有幸遇到一个非常好的招工处长刘文尉，他报告给兵团司令江洪州，我们才破例被招收了。”

郑庭笈对儿子们的行为默不作声。“现在想想，父亲心里一定很痛心，为给子女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内疚。”上山下乡后，郑庭笈不时给儿子写信，“这些信篇篇都像是社论，‘要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应该怎样努力进步’……完全没有家长里短。”

郑心校回忆，那时候劳动起来充满激情，“分派我去喂猪，我查了报纸上介绍的发酵法，把芭蕉叶和糠拌在一起，发了酵再喂猪；分派种菜，就四处收集粪便沤肥，回北京买种子，在云南种出了北京的茄子、大白菜和黄瓜；晚上没事的时候，就看从家里带来的微积分教科书；我还想去缅甸参加缅甸共产党，去英勇牺牲。即使当时看不到一丝光亮，但我的内心深处却总有一团火在燃烧，有憧憬和希望。”

由于一场意外的车祸，郑心校九死一生，从云南病退回到北京。因为乒乓球打得好，他被分配到一家街道医院当“赤脚医生”。“后来我被派往友谊医院进修，一位老主任告诫我，要想当好医生就一定要读书。”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他终于鼓足勇气去试了试，“由于数理化基础非常扎实，考试很顺利通过了，我被北京第二医学院录取。”

随着时代的前进，人们开始不再关注郑心校的出身，他施展的舞台更宽广了。1983年毕业后，他进入北京友谊医院泌尿科从事肾移植工作。1985年，因工作成绩突出，他被提升为副院长。1986年，被派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修医院管理，并获得管理硕士学位。1988年回国后，他升任北京友谊医院院长，“当年我刚40岁，可以说是最年轻的院长，大家对我那么信任，我更有使不完的劲头”。1991年，郑心校被授予国务院颁发的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他证明了自己，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儿子对父亲的忏悔

郑心校结婚生子后，小孙子就是郑庭笈晚年最大的乐趣和人生目标。“孩子刚出生，父亲的目标是活到孩子上小学；孩子上了小学，他的目标就是活到孩子上中学……每天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小孙子默写生字。那段时间，我的夫人、儿子和父亲朝夕相处，祖孙三代同堂，生活其乐融融。”

1991年，经组织同意，郑心校前往美国哈佛医学院，追求他从小就有的科学梦，从事医学科学研究。郑庭笈看着儿子离开，紧接着小孙子也被带去美国读书，他内心的孤独可想而知。

“1996年，父亲去世时，我才第一次回来探亲。我儿子考到美国大学，5月份发通知书，那时候父亲已经住进医院的重症病房。我写信给家里，告诉他们我们预计6月份全家回国探亲，已经订好了机票。父亲就这样一天天在病床上数着日子。那时候打电话不方便，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医院护士长的电话，问我怎么还不回来，我说定了13号的机票，那时大概还有一星期。护士长后来告诉我，父亲得知后，眼睛一下就没了神，叹了一口气，第二天就走了……”

仅仅只差4天，郑心校失去了和父亲最后一次相聚的机会。“在美国那些年，特别是我做了父亲之后，我开始渴望了解他，也看了很多关于抗战和滇缅战争的书，很想回来和他好好聊聊……当我来到太平间，看到父亲还没有完全闭上的眼睛，我只能含泪用手捂暖他的双眼，希望老人家能感受到我的忏悔……”

郑心校如今回到了祖国，只要一有空闲，他就积极参加抗战老兵和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各种活动。“算是对父亲的一种忏悔吧，弥补我作为儿子的愧疚，我要从现在开始，作为一个儿子，正视我的父亲，无论他是怎样的人！”

资料来源：

《国民党中将郑庭笈之子讲述父亲特赦后的晚年生活》来源：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