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唐宪宗派宦官到凤翔法门寺，把释迦牟尼佛的遗骨迎入宫，供奉三日，又送回寺院。这在京城掀起一股事佛狂潮，整个长安城都轰动了，王公士民们奔走相庆，纷纷前去瞻礼施舍。为表示自己对佛法的忠诚，老百姓不惜倾家荡产，割肉献佛。韩愈不顾个人安危，上表《论佛骨表》劝谏唐宪宗，指出信佛对国家无益，供奉佛骨实在荒唐，要求将佛骨烧毁，不能让天下人被佛骨误导，而且自东汉以来信佛的皇帝都短命。

上表结果，触怒了唐宪宗，要用极刑处死韩愈。

经众人再三说情，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即日上路。韩愈只身一人，仓促上路。

韩愈走到蓝田关口时，他的妻儿还没有跟上来，只有他的侄孙子跟了上来。韩愈在满心委曲、愤慨和悲伤中写下这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那么，《论佛骨表》怎么就惹得皇帝大怒，韩愈差点搭上自己的命呢？

《论佛骨表》在语言表达和逻辑推理上均有失误。语言失误有三：一是没有做到换位思考；二是语言带讽刺意味；三是没有进行君尊臣卑的身份定位。逻辑失误表现为正面论证缺少史料考证，可信度低。反面论证不够严谨，结论“事佛而年促”下得过于牵强。通过探究《论佛骨表》劝谏方式的失误，韩愈在当时惹得宪宗大怒，被贬到潮州去当刺史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zhuān）顼（xū）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kù）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wù）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维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馀，岂宜令入宫禁？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茢（liè）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茹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

　臣上陈说：我认为佛教不过是外国人的一种法术罢了。在后汉时传入中国，上古时从来没有。上古时，黄帝在位一百年，活了一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活了一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享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享年一百零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享年一百一十八岁；虞舜和大禹，也都活了一百岁。那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长寿，但是中国并没有佛教。后来，殷朝的商汤也活了一百岁。商汤的孙子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史书上没有说他们活了多少年。但推断他们的年龄，大概也都不少于一百岁。周文王享年九十七岁，周武王享年九十三岁，周穆王在位一百年，此时佛法也没有传入中国。他们并不是由于信奉佛教才活到这样的高寿。

汉明帝的时候，中国开始有了佛教。明帝在位才仅仅十八年。明帝以后国家战乱，皇帝一个接着一个夭折，国运不久长。宋、齐、梁、陈、元魏以来，信奉佛教越来越虔诚，建国的时间和皇帝的寿命却更加短暂。只有梁武帝做了四十八年的皇帝，他前后三次舍身佛寺做佛僧，他祭祀宗庙，不杀牲畜作祭品，他本人每天只吃一顿饭，只吃蔬菜和水果；但他后来竟被侯景所逼迫，饿死在台城，梁朝也很快灭亡。信奉佛教祈求保佑，反而遭到灾祸。由此看来，佛不足以信奉，是十分明白的道理。

本朝高祖皇帝在刚刚接收隋朝天下时，就打算废除佛教。当时的群臣，才能见识短浅，不能深刻领会先王的旨意，不能了解从古到今普遍适用的治国措施，无法阐明并推行高祖皇帝神圣英明的主张，以纠正信奉佛法这种社会弊病，废除佛教这件事于是就停止没有实行，我对此常常感到遗憾。我认为睿圣文武的皇帝陛下，您的神圣、英明，几千年来没有人比得上。陛下即位的初期，就不准许剃度人当僧尼道士，更不准许创建佛寺道观，我常以为高祖皇帝消灭佛教的意愿，一定会在陛下手中得以实现，现在纵然不会马上实现，怎么可以放纵使佛教兴盛起来呢？

如今听说陛下命令大批僧人到凤翔迎接佛骨，陛下自己则亲自登楼观看，将佛骨抬入宫内，还命令各寺院轮流迎接供奉。我虽然十分愚笨，也知道陛下一定不是被佛法所迷惑，做这样隆重的场面来敬奉，只是希望求得幸福吉祥。不过是由于年成丰足，百姓安居乐业。顺应人们的心意，为京城的士人和庶民设置奇异的景观，以及游戏玩乐罢了。哪有像您这样圣明的天子，而去相信佛骨有灵这种事呢？然而老百姓愚昧无知，容易迷惑难于清醒，如果他们看到陛下这样做，将会说陛下是真心诚意信奉佛法，都说：“天子是无所不通的，还一心敬奉信仰佛，老百姓是何等样的人，怎么能够爱惜身体而不去献身为佛徒呢？于是他们就会焚香顶礼，双手合十，成十上百人聚在一起，施舍衣服钱财，从早到晚，互相仿效唯恐落在后边。老少奔波着，丢弃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和本分。

如果不立即加以禁止，佛骨再经过各寺院，必定有人砍掉胳臂，割下身上的肉来奉献佛陀。伤风败俗，四方传为笑谈，这可不是小事啊！

佛本来是不开化的外国人，和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样式不同，嘴里不讲先王留下的合乎礼法的道理，身上不穿先王规定的合乎礼法的衣服，不懂得君臣仁义、父子之情。假如他至今还活着，接受他的国君的命令，来到我国京城朝拜，陛下容纳接待他，不过在宣政殿接见一次，由礼宾院设一次酒筵招待一下，赐给他一套衣服，派兵护卫着让他离开我国境内，不许他迷惑百姓。何况他已经死了很久，枯朽的指骨，是污秽不祥的死尸的残留部分，怎么可以让它进入宫廷中！

孔子说：“严肃地对待鬼神，但却离他远远的。”古代的诸侯，在他的国家举行祭吊活动，尚且命令巫师首先用桃杖和扫帚举行“祓”礼，以消除不祥，这之后才进行祭吊。现在无缘无故地取来朽烂污秽的东西，陛下亲临观看它，却不先让巫师消除邪气，不用桃杖和扫帚扫除污秽，群臣不说这种做法不对，御史不指出这种做法的错误，我实在感到羞耻。我请求将佛骨交给有关部门，扔进火里水里，永远灭绝，断绝天下人的疑虑，杜绝后代人的迷惑。使天下的人知道圣人的所作所为，远远地超出普通人之上，这岂不是大好事吗？岂不是十分快乐的事吗？佛如果真的灵验，能降下灾祸的话，那么，一切的祸殃，都应加在我的身上，老天爷在上面看着，我绝不后悔埋怨。我不胜感激恳切之至，谨奉上这个表章让陛下知闻，我真是诚惶诚恐。

一、语言艺术上的失误

（1）缺少换位思考

韩愈在《论佛骨表》中没有做到换位思考，只顾一味维护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没有替纳谏人（唐宪宗）考虑。

第一，《论佛骨表》的言辞偏激，使唐宪宗难以接受。韩愈在表中直言帝王信佛即短命，这是对宪宗的大不敬，即使是换做常人也难以入耳。

第二，过分斥责唐宪宗，没有考虑宪宗事佛的缘由。事佛本就是唐朝的一个传统项目，宪宗只是依照惯例办事罢了。此外，唐宪宗事佛也是一片好心，无非是祈福“国泰民安”和“长生不老”，本身就没有什么过错。

第三，不懂得因势利导。唐宪宗当时好仙信佛，追求长生不老，又刚刚取得削藩之战（805—820年）的胜利，政治改革也有所成就。此时的唐宪宗正处于沾沾自喜的状态，韩愈在这时直言唐宪宗事佛的不妥，完全是给唐宪宗泼了一盆冷水，扫了皇帝的兴。

（2）语言颇具讽刺意味

《论佛骨表》中有多处讽刺语言。韩愈虽然没有正面指出宪宗的不是，但其上书的语言却处处带刺，“忠言逆耳”。比如“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表面上韩愈是在替唐宪宗开脱，说唐宪宗事佛不过是祈福百姓，顺应人们心意，为京城的士人和庶民设置奇观，供人们游乐。可我们能明显读出韩愈是在讽刺唐宪宗的，其言外之意是唐宪宗为佛法所迷惑，对佛法盲目崇拜。再如“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韩愈说大兴事佛之事劳民伤财，唐宪宗作为一个圣明的君主，是绝不会有如此行为的。实际上唐宪宗的确就这样做了，而且还做得声势浩大，引得百姓纷纷效仿。韩愈表面上力捧宪宗，实际上则以冷嘲热讽的话语使得唐宪宗进退维谷。

（3）错误的身份地位定位

①错误使用否定反问句。否定反问句常用于地位比较平等的说话人之间，表达对对方观点的否定立场。唐宪宗和韩愈是君尊臣卑的关系，韩愈直言不讳，直接否定唐宪宗的做法，严重触犯了唐宪宗的帝王尊严，实在是不明智之举。韩愈在《论佛骨表》中有三处使用了否定反问句。

第一处为：“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韩愈以反问的形式斥责唐宪宗未能行先王之道，使得佛法日益猖狂。

第二处为：“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韩愈此处直接道明迎佛骨不是一个圣明的君主该做的事，完全没有给唐宪宗台阶下。

第三处为：“况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入宫禁？”质问之声铿锵有力，丝毫没有顾及唐宪宗的感受。韩愈完全是在兴师问罪，不仅达不到劝谏的效果，反而会触怒对方。

②威胁口吻。韩愈没有考虑到严格的君臣等级关系，《论佛骨表》语言含威胁意味。唐宪宗由此感受到的只有韩愈的狂妄，对帝王权威的挑战。唐宪宗事佛引起了狂热的礼佛风潮，社会各阶层趋之若鹜。看到君王都如此诚心礼佛，百姓更是毫不吝惜身体、性命去献身为佛徒。“焚顶烧指，百十为裙，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效仿，唯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韩愈看到老百姓们如此狂热地崇佛，于是便愤然上书，警示唐宪宗如果不加以制止的后果：“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韩愈指出如果不立即加以禁止，佛骨再经过各寺院，必定会引发百姓更疯狂的行为，演变为伤风败俗，四方传为笑谈。韩愈的初心自然是为百姓考虑，但不应该用威胁的口吻进谏，这样只会更加适得其反。

③措辞严厉，不够委婉含蓄。《论佛骨表》是写给皇帝的谏书，应注重使用委婉表达，不能过于直接，要顾及皇帝的面子，绝不能带责问语气。《论佛骨表》开篇指责道：“佛者，夷狄之法耳。”开篇就说佛法是不人流的法术，这样就给下文的论述制造了紧张的气氛。使得唐宪宗产生戒心。

在后文中韩愈又将佛法批评得一无是处。“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韩愈说佛是不开化的外国人，和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样式不同，不讲合乎礼法的道理，不穿合乎礼法的衣服，不懂得君臣仁义、父子之情。韩愈如此批判佛法，无疑是更加惹怒了唐宪宗。

紧接着韩愈又直言唐宪宗不应迎佛骨人宫：“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入宫禁？”《论佛骨表》在评论唐宪宗迎佛骨一事时，先指出唐宪宗未能遵循高祖的志愿，反而事佛更加猖狂。其后，韩愈又说事佛是愚冥之举，指出由于百姓以为唐宪宗真心事佛，而使得全国形成一股事佛的狂潮。韩愈此处是在指责唐宪宗没有当好一国之君，没能为百姓树立起一个明君榜样。

更有甚者，韩愈直接将佛法说成是污秽之物，指出唐宪宗非但没能遵循上古先哲“敬鬼神而远之”的释训，反而反其道而行之，连祭祀礼法都不遵守，直接“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另外韩愈将事佛与君王的寿命长短挂钩，说事佛的君王大多短命，这无疑给做长生梦的唐宪宗泼了一头冷水。故唐宪宗说：“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邪？愈，人臣，狂妄敢尔，固不可赦。”(《新唐书·韩愈传》)

对皇帝的”大不敬”属于“十恶”重罪，按照唐代律法，“十恶不赦”，应处以死刑。但由于崔群、裴度求情，才得以免除死罪而被贬为潮州刺史。

④要求过于尖刻。韩愈要求唐宪宗抑佛固然是忧国忧民的表现，但提出的要求却过于苛刻。韩愈提出要根除佛教：“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

韩愈的要求是不现实的，即使在如今科学的社会主义的中国，佛教也还是拥有许多信徒。实际上，在唐朝奉迎佛骨是唐朝皇帝的一个传统项目，在唐宪宗之前，已经有唐太宗、武则天、唐中宗、唐肃宗和唐德宗奉迎过佛骨，据说是每三十年要奉迎一次。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正值凤翔法门寺开塔之期(凤翔扶风县(今属陕西省宝鸡市）法门寺有一座佛塔，塔内藏释迦牟尼指骨一节，称为舍利，每三十年开一次塔，把舍利取出，让人瞻仰、参观，据传开塔则岁丰人泰）。因而唐宪宗奉迎佛骨依照惯例办事，其目的不过是祈求国泰民安和长生不老，并没有犯特别严重的错误。因而韩愈提出永远断绝佛教是不通仁义的。

（1）正面论证缺少史料考证

《论佛骨表》开篇列举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从皇帝到周穆王十二位古代君主，都是长命百岁，在位的时间也很长。于是韩愈得出结论：“非因事佛而致然也。”即没有佛教，国家也能长治久安，帝王也能长命百岁。可是，在韩愈列举的这十二位君主中，绝大多数人是传说，没有用以考证的史料。韩愈这种查无实据的例证是很难令人信服的。除此之外，从常理上看，以上古时期的生存条件，这些帝王都活到一百多岁，是绝不可能的，即使老百姓相信，韩愈也很难说服唐宪宗和朝中各大臣。韩愈采用无法考据的传说做论据实为《论佛骨表》的一大败笔。

（2)反面论证以偏概全，不够严谨

韩愈认为自有佛法，“其后乱亡以继，运祚不长”。简单地将祸事战乱归因于君王信奉佛教。并指出“事佛渐谨、年代犹促”，认为事佛与年促之间是必然的因果关系。但凡有点学识的人都明白，国家招致祸事，原因是多方面的。而韩愈却仅仅将其归因于事佛，未免太过于牵强。另外，韩愈所举六朝“事佛而年促”的命运并不能代表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历代王朝的命运。如东晋（317-420年）就维持了一百余年。因此，韩愈“事佛而年促”的说法是片面的，是以偏概全的表现。

参考资料：

黄 美《论韩愈《论佛骨表》劝谏方式的几点失误》《品味经典》期刊2021-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