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吴法宪参军后，曾于1933年1月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不久，父亲吴功信回了一封信，并随信寄来了一双布鞋。在信中得知，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反“围剿”时，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家乡，烧了他们的房子，抢光了他们的东西，全家被逼赶上山。由于没有东西吃，没有衣服穿，祖母、母亲、弟弟和三个妹妹都相继冻饿而死，一家七口人仅剩下父亲吴功信一个，住在他自己搭建的一个简陋草棚里。1932年的夏季，山洪暴发，把栖身的草棚也冲走了。无可奈何，他只能流落在君埠墟的街头，靠五块钱的本钱，以贩卖黄烟为生。
在这次通信以后许多年，由于吴法宪一直随部队行动，没有办法和居住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父亲通信，全然不知道他的消息，就更不用说去照顾他的生活了。
1941年秋，吴法宪在苏北地区担任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同时还兼任淮海区的专员。当时他认为，既然国共早已合作，他的淮海区专员身份也可算作“国民政府”的官员，给父亲写封信大概是没有问题了。于是，他从苏北的盐城向家里发了一封信，把他的情况告诉父亲。不料这封信落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手里，他们据此把吴功信抓进了监狱。事后幸亏邻里作保，凑了20块钱，才把吴功信赎了出来，使他幸免于难。得知此事以后，吴法宪就再也不敢给父亲写信了。
1949年春，家乡得到解放。此时，吴法宪担任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随部队一路南下到了南宁。在南宁，他还兼任了南宁军管会副主任，得知家乡解放的消息，吴法宪当即从南宁给父亲吴功信寄去了一封信，并寄去了他和妻子陈绥圻、儿子吴新潮的合影照片。
吴功信收到了这封信，很高兴，并很快回了信。吴功信在信中说，他仍是孤身一人，在君埠墟以肩挑货郎担贩卖黄烟为生。接到信后，吴法宪为父亲还活着而高兴，却又为他的孤苦而担忧。
1950年6月，吴法宪接到调令，到北京任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在去北京之前，他打了个报告给当时的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副政委谭政，想请假绕道回一次江西老家，把父亲接出来，一起去北京安度晚年。
谭政没有同意。他告诉吴法宪，组建空军任务紧急，需要人手，要他先去北京报到，然后再去接父亲。
吴法宪服从了命令，径直赶往北京赴任，打算在北京安定下来以后尽快把吴功信接过来。不料想，七月刚到北京，就接到一个远房堂弟吴臣贤的来信。他在信中说，吴功信已经在日前因患痢疾去世了，由于没有钱，买不起棺材，只能用一领草席草草埋葬。
吴法宪计算了一下日期，如果他从南宁出发赶去接他，还是可以把他接出来的，而且像痢疾这样的病，以部队当时的医疗水平，是完全可以治好的。真是事出意外，始料不及。吴法宪后悔不已。
由于当时国家还实行供给制，吴法宪手头没有钱，只好请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批准，由组织上给了280块钱的救济款。
吴法宪将这笔钱转寄给了吴臣贤，代买一口棺材盛敛，并请他做个坟头，立一块墓碑。吴法宪还请吴臣贤用这笔钱还清父亲生前欠下的欠款。
吴法宪与夫人陈绥圻在办公室
1960年2月，吴法宪在广州参加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后，向军委请了个假，军委领导同意他回家去看看。吴法宪从空军在江西的新城机场要了一辆吉普车，让他们到广东韶关来接。然后，吴法宪从韶关乘车经南雄，到新城机场住了一夜。第二天，抵达江西赣州。在赣州，行署的秘书长请了一顿饭，在他到赣州之前，行署就吴法宪探家一事给兴县打了电话，因此当吴法宪来到兴国时，县里已作了安排，远房堂弟吴臣贤到县城来接。
第三天，吴法宪一行先从县城坐吉普车到兴国县的良村。由于从良村到吴法宪家还有60里路不通汽车，再往前就得走路了。为此，良村公社派人前来引路，并给吴法宪找了一头骡子代步。
一行人接连翻越了几座大山到达南坑乡。那天晚上，就在南坑住下了。南坑是吴家的祖居地，那里有吴家的祖宗祠堂。村里姓吴的乡亲联合起来请吴法宪吃了一顿饭。他看到，乡亲们都很穷，生活很苦，就把身上的20块钱和一支钢笔都送给了他们。
从南坑到吴法宪家还有30里路，要翻三座山，山高路滑。不巧天又下起了雨，行路更加艰难。走不多远，吴法宪的全身就湿透了，还一连摔了几跤，又冷又累。
走到双岭下，吴法宪遇到表哥曾远洪，他带着一把雨伞来接。离别30年，吴法宪几乎都不认识他了，他背驼了。因为山路狭窄，两人不能并行，于是他把雨伞给吴法宪用，自己淋着。快到大安村时，雨越下越大，打着雨伞也不管用，吴法宪索性和大家一起淋着。
到了大安村外的河边，吴法宪看到了离别30年的家乡。原先架在河上的那座桥不见了。对那座木桥，吴法宪的印象非常深，从前一到夏天的夜晚，村里的人都来到那座桥下乘凉。没有了桥，大家现在只好涉水过河，记忆中的家乡全没有了：树林没有了，竹林没有了，吴家的房子没有了，甚至连房基地都没有了，都变成了一片片的稻田。原先的三家邻居还有两家在，但每家都只剩下了一间半面墙的土屋，那屋顶全是用稻草盖着。
吴法宪的家没有了，一行人只好在邻居许元茂房子里歇歇。许元茂的妻子和母亲都还在，但他的家里却空荡荡的，只有一条木凳和一张木桌，其它什么都没有。由此，吴法宪还联想到，当天他们走了30里路，沿途没看见一间新房，所看见的房子全是破垣残墙，顶无片瓦。建国11年了，没有看到老苏区的家乡有任何变化，吴法宪心里十分难受。不久，另外一个邻居李文福也来看他。李文福的父亲70岁了，吴法宪还认得他，他却不认识吴法宪了。
许元茂、李文福告诉吴法宪，国民党军第四、第五次“围剿”时，把村子烧光了，树林和竹林都被砍去修了工事。原先村外的那座木桥，也是当年被破坏的，以后一直都无力修复。由于森林被伐，水土流失，当年绿树成荫的青山全都变成了黄土岗。
这时，村里的一个老前辈特意从邻村赶来看吴法宪。他告诉吴法宪一些国民党军第四、第五次“围剿”的情况，还对吴法宪说起他的父亲被抓起来后，全村邻居凑了20个银元将其保出来的情况。吴法宪听后内心十分感激，想到这几十年在外，不仅无以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也没有报答过乡邻的帮助，不由得双眼模糊起来。
这时，已快到吃晚饭的时候了。走了一天没吃饭怎么办？许元茂的家里什么都没有，供不起一行人的饭菜。好在吴臣贤他们对此早有准备，已经从南坑带来了大米、猪肉和一些罗卜，这一顿晚饭才有了着落。
吴法宪便邀请村里的几个老人、许元茂一家及县里陪同前来的人一起吃了顿饭。
饭后，吴法宪向吴臣贤借了10块钱送给许元茂的母亲，表示他的感谢。对其他邻居，就只好说抱歉了。
刚刚吃完饭，就碰到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这也是巧合。1931年初同吴法宪一起报名参军的许元怀也回家探亲，就住在邻村妹妹家，听说吴法宪回来了，他立刻跑来看吴法宪，尽管他们30年没见面了，但一见面就相互把对方认了出来。他们从小就在一起放牛、砍柴，后来又一同参军编入赣东游击队。只是在赣东游击队编入红军赣东独立团时，吴法宪由于身材较矮被独立团拒绝接收，而许元怀身材高大被留下。从此二人分别，以后就一直没有音讯，今日意外重逢，真是让悲喜交集，感慨万千。
许元怀告诉吴法宪，他也参加了长征，在到达贵阳附近当了排长，后因生病掉队落伍，与部队失去了联系。为了生计，他先到一个地主家当了三年长工，以后到贵阳学成木匠，并成了家，有了三个孩子。这次，他带着十岁的大孩子来探家，正好遇见吴法宪也在探家。和吴法宪相遇真是太巧了！
全家福
与许元怀见过以后，吴法宪决定到后面山上去看看祖父、祖母、父亲和母亲的墓，吴法宪的表哥、表侄、吴臣贤、许元茂也一起去。
他们去的时候，天仍然在下着雨。到了墓地，十几岁的表侄用随身带的镰刀，先把吴法宪祖父母和父母坟上的草割了，然后吴法宪在每一个坟前鞠了三个躬。
回到村里，已是该休息的时候，可住处却成了问题。区政府的人在附近的铁炉下村，找了大队的一个仓库。这样，一行人又走了两里路，过了一条河，到了铁园大队的这个新修仓库里，里面还比较干净。没有床，他们又去找了很多稻草来铺在地下，十几个人就睡在上面。这时，君埠墟镇的党委书记知道了，冒着大雨，带着一些人给拿来了七、八床被子和一些大米、蔬菜和猪肉。他们在野地里架起了一口大锅，又给做了一顿饭。
当晚，吴法宪向“老表”们询问了家乡的生活情况。那位党委书记说，“大跃进”时由于政令不统一，搞得很乱，导致人民群众不听指挥，思想混乱，造成生产下降，群众生活很困难。尤其是农民群众，不仅手里没有钱、衣、被，不少老乡家里连吃饭都很困难。因为集体生产搞得不好，很多人就不愿出工参加集体干活，而是跑到山上去种自己的自留地。
吴法宪听了这些情况以后不好表态，只好向“老表”们说，要听从区委的领导，努力搞好集体生产。可“老表”们却一定要吴法宪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反映一下区、公社干部瞎指挥的情况，说区、社领导的生产指令一年变几次，老乡们无所适从。
翌日上午，吴法宪离开家乡回良村。走了30里路。途经中州墟时，看到这个从前很大的镇子，现在剩下不到十户人家，感触很多。
在中州墟，公社党委留吴法宪住了一晚，并热情招待了他们一行。附近的“老表”知道吴法宪来了，纷纷来看吴法宪，向他反映意见，吴法宪要良村区党委的同志也一起听一听。但是，对他们说的许多问题，吴法宪都无法表态，只有含糊其词。
第三天，回到了良村，区政府专门杀了猪来招待。吴法宪对良村区、公社的热情照顾和接待表示了感谢，并答应他们要尽力支援家乡建设。
那天下午吴法宪告别了良村，由空军的一辆吉普车把吴法宪接到兴国县。在兴国，吴法宪把家乡的一些情况向县委做了汇报，就离开兴国，经秦和、吉安、漳树到南昌，然后从南昌剩飞机返回了北京。
从此，吴法宪再也没有机会回过家乡。
回到北京后，吴法宪向总参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写了一个报告，经他批准送给良村区政府一台退役的解放牌大汽车。当时解放军有支援地主克服困难的任务，良村又是中央苏区老根据地，仅第三次反“围剿”时，红军就在这里打了两个大胜仗，应该说，良村的乡亲们是为红军和革命事业做出了巨牺牲和贡献的。吴法宪认为支援一台退役的汽车是理所应当。
吴法宪恢复公民权后参加选举
备注：吴法宪(1915—2004)江西永丰人。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参考资料：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