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超麟先生在1945年写的回忆录中，专门有一章“恋爱与革命”写二三十年代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的恋爱故事与纠纷，以及陈独秀处理这些纠纷的情况。

中国共产党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成立的，而且除了陈独秀、李大钊、林伯渠等少数中年人之外，早期共产党人都是青年人。新文化运动提倡和带来的思想解放，反对旧伦理观念的束缚，受到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特别是性解放，反应更为强烈。青年们（主要是城市知识青年）一下子从长期的封建包办婚姻的禁锢中冲出来，自由恋爱，自由结合，一时成为时尚。但由此也发生不少三角或多角恋爱的纠纷事件。这种情况自然也反映到党内来。陈独秀作为党的领导人，除了领导革命工作外，也要经常处理同志们的这类纠纷。

尹宽是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他曾与赵世炎、周恩来等一道赴法勤工俭学，是中共旅欧支部创始人之一。1925年到山东任地委书记兼济南市委书记。中共一大前，山东党组织三位创始人之一王翔千有一个不到20岁的女儿——王辩，特别疼爱，视为掌上明珠，介绍到共青团里来，受共产主义教育，参加革命工作，对她寄予很大希望。然而，王辩与尹宽接触后，就爱上了他。每次听尹宽在会议上讲话，那风趣而激情的话语、广博而新鲜的马列主义知识，把她紧紧地吸引住。她总是如痴如醉地听着，露出十分钦佩的神情。山东当时的工作开展得较好，她也认为是尹宽的功劳，对尹宽有一点个人崇拜。

王翔千

尹宽很快感受到了王辩的感情，对她也多加关照。于是，这年8月，他奉中央之命调上海工作时，临走前夕，写了一个纸条给王辩，要她随同到上海去。姑娘毫不犹豫地收拾了简单的行装，跟他走了。结果在山东引发了一场很大的风波。

山东的党员同志几乎全体闹了起来，要求中央开除尹宽的党籍，说他拐带王翔千的女儿逃到上海。王翔千本人更是要带刀来上海，与尹宽拼老命。山东的同志都支持他。

尹宽调上海后，先是任上海区委书记，可能是这个原因，很快下台，转任区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感到很棘手。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陈独秀当然不愿向这种封建落后意识让步，但此事已经在山东党内激起公愤，严重影响党的工作，也不能置之不理。

做了许多工作以后，王翔千和山东的同志渐渐冷静下来，见中央不可能答应他们的要求，便自动让步，要求尹、王二人举行正式婚礼，并请陈独秀（党中央总书记）、恽代英（团中央宣传部长）两人做证婚人。中央担心开了这个先例，别人效法，也没有答应。

王辩

问题就搁置了一段时间。陈独秀虽然本人主张恋爱自由，不想插手，但他又有一条原则：党的干部恋爱自由，不能影响革命工作。所以，他还是积极想办法妥善处理这个问题。

正好这时尹宽旧病复发，也是肺结核，大口吐血。这种病有传染性，王辩为情，毫不畏缩，尽力服侍他。尹宽一时很悲观，想到自己会一病不起。有一天对王辩说：“我死了，你怎么办？某某两同志还没有爱人，你选择一个好么？”

王辩摇摇头说：“你死了，我终身不再爱人。”

于是，中央决定：尹宽离职养病，由王一飞代理他的上海区委书记兼宣传部的工作，然后，中央任命罗亦农任书记。王辩去莫斯科读书。

虽然没有开除尹宽的党籍，也没有拆散尹与王的关系，但王翔千和山东的同志们也只好收场了。

郑超麟说：当时去莫斯科读书的，有好几位女同志。她们在国内都有爱人，但到莫斯科后都移情别恋。为此，尹宽寝食不安，也担心王辩变心。当时莫斯科中国留学生男多女少，而且比例悬殊。一般女同志经不起“围攻”。但王辩是一个例外。莫斯科回来的同志都说尹宽多虑：“你担心王辩爱了别人，可是王辩在莫斯科是爱情专一的，心里念念不忘你尹宽，好多男同志追他，她都不理会。”事实也果真如此。可见二人是真心相爱，而且爱得很深。

1927年，王辩回国时，正是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困难时期。由于工作的需要和地下斗争的危险环境，她和尹宽先后在广州、上海工作，却都未能谋面。后来尹宽任安徽省委书记，俩人才调到一起。但那时工作很忙，又天天警惕着被特务和叛徒破获，俩人虽同居一处，仍没有工夫共叙旧情。只有一天，稍有闲暇，尹宽打了一点酒，备了一点菜，二人享受了一下生活的乐趣。这样的革命情侣生活，在当时来说是很正常的。

1926年与彭述之同居的女革命家陈碧兰说：“在我们同居的岁月中，虽然双方都感到青年之恋的欢乐，但由于我们的工作太忙，我们从没有闲情逸致一同去看过电影或游公园，即在恋爱的过程中也是如此，也从未感到这种需要。这便表现着在一个革命上升的时代，私人的生活也是与平时不同的。”

谁料好景不长。不久，安徽共产党组织终于被国民党特务破获，王辩和另一位女同志被捕。尹宽还支持了一段时期，营救无效，以后也逃到上海。

王辩出狱时，已是1929年秋天。这时尹宽与陈独秀等人已转向托派——中共的反对派。按照莫斯科的标准，反对派就是“反革命派”。党中央向王辩介绍情况后，劝她不要再与尹宽见面。但往日的情爱，难以割舍，还希望用爱情的力量把尹宽拉回来。因此，她坚持要见尹宽。某日，二人在虹口公园附近的尹宽住处相见。这时的王辩，已经成熟，失去了少女的羞涩和稚嫩，她当即与尹宽及在场的郑超麟夫妇争辩起来，坚决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劝他们回到党的路线上来，结果失败，她拂袖而去，从此再也不与尹宽见面。

痴情的尹宽，永远也忘不了王辩的深情。曾天天到猜想是中央机关所在地的某菜市场转悠，希望遇见王辩。直到解放后，他因托派问题入狱，遇见山东籍的人还要打听王辩的下落。后来终于打听到，高兴地对狱中的郑超麟说：“王辩还活着，王翔千也未死，但已脱党，在家中替人杀猪。”

1931年春，党组织分配王辩和她的爱人赵志刚一同去沈阳，在满洲省委文书处工作。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了东北三省，中共满洲省委不久就遭到了破坏，王辩和赵志刚转移到安东（现在的丹东）独立开辟工作。为维持生活，赵志刚贩卖干鱼之类的杂货，王辩做糕点沿街叫卖。两人在异常艰苦的情况下，仍旧坚守岗位，利用一切机会开辟党的工作。王辩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生下了第一个男孩，但不久就夭折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辩、赵志刚夫妇和董昆一家来到诸城市相州，住在王翔千的家里。王翔千对他们在诸城开展党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使诸城的党组织和革命队伍迅速发展。他先后动员自己的全部六个子女、胞弟的子女及侄媳妇四人出外参加抗战，还曾多方设法资助王尽美的儿子王乃征上学。

1952年王翔千夫妇与儿子王希坚夫妇（中间右一、后排右一）等人

1945年相州解放，王翔千被任命为民主政府参议员，1950年，参加山东省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和省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1956年，王翔千因心肌梗塞逝世，享年68岁。

建国后，王辩先后在山东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工作，任北京图书馆苏联图书室主任。1978年离休。

王辩80寿辰时，弟弟王希坚写了一首贺诗，总结了她的一生：

早年为党献青春，女界山东第一人。

万里苏京攻马列，三秋东北战清贫。

家乡抗战凭指引，弟妹从戎鼓信心。

八十高龄犹奋进，抚今忆昔著宏文。

1987年，王辩在北京病逝，终年81岁。

王翔千夫妇

参考资料：

【潍坊记忆】山东最早的女共产党员——王辩（媒体：潍坊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