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瑞娟（别名范竹山），1924年1月6日出生于浙江新昌县黄泽镇（今属嵊州）。范瑞娟的父亲是在酱园里制作霉豆腐和老酒的酱作工，每月只有6元钱工资。为了维持生活，范瑞娟的母亲靠做奶妈补贴家用，所以，她从小就懂得穷人度日的艰辛。

1935年，11岁的范瑞娟进入科班学戏。范瑞娟的父母曾想安排女儿到上海当童工，但是家里付不起30块的押金。还有一条出路，就是卖到山里当童养媳，这是范瑞娟最害怕的，她知道一旦成为童养媳，这一生怕是再也和“尊严”二字无缘了。要尊严，也要吃饭，年幼的她便选择了第三条路 ：学戏。

旧时的科班很苦，一进去就要与班主订立合同，合同上写着 ：“生老病死，概由天命。”这8个字包含的悲惨声声泣血字字辛酸，令范瑞娟一辈子忘不了：

“我师傅教的第一出戏是《一女换太子》，我扮文武小生陆凤阳，唱到‘将身上了高头马’时，一个挥鞭上马动作做得不对，师傅很生气，夺过马鞭就朝我腿上抽了一鞭，又责令我跪在一条长凳上。还有一次，演出《沉香扇》，我少唱了几句，师傅上来就是一个耳光，打得两眼发黑，两耳轰鸣。”

本以为再苦也不过如此了，谁曾想两年后抗日战争爆发，老板把范瑞娟卖给了另一个戏班子。由于战乱，新老板丢下戏班自顾逃命去了，姐妹们也各自分散逃难。范瑞娟带着一只包头箱、一只旧藤篮，辗转到上海演出。在上海滩，因为穷，没有“行头”，她到处遭人白眼，挂牌时排到了第 21 位，常常轮不到演戏，只能跑龙套。

1941年夏初，范瑞娟所在的戏班到汇泉楼演出，当时的头肩小生竺素娥突然病了，老板问有谁能顶上，当时才18岁的范瑞娟自告奋勇：“让我试试。”老板看她有股临场不乱的机灵劲儿，便同意让她试试——横竖头肩今日是不能上了，索性来点新鲜的。

十几天戏顶下来，范瑞娟表现出色，老板高兴地说 ：“范瑞娟平时不声不响，看不出倒还装着一肚子戏哩。”就这样，她成为了二肩小生，然后又慢慢变成头肩小生。

成名后，范瑞娟主演了《梁山伯与祝英台》《李秀成》《孔雀东南飞》《西厢记》《宝莲灯》《祥林嫂》等优秀剧目，其中，《梁祝》更是其代表作之经典。

青年范瑞娟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观看范瑞娟和傅全香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看到梁山伯在“思祝”这场戏中，扳着手指算不清祝英台说的约期暗话“一七二八三六四九”时，为梁山伯着急，笑着说 ：“你还在这儿傻乎乎地算哪，等你算出日子来，祝英台早嫁人了！”可见，范瑞娟把这个被祝英台比作“呆头鹅”、质朴温厚的书生梁山伯演活了。

还有一次，范瑞娟在杭州演出《梁祝》后上街购物，竟被认出她来的戏迷直接问道 ：“梁山伯，你要买什么呀？”显然，范瑞娟所塑造的梁山伯这个形象是被广大观众所喜爱和认可的。

1950 年在中南海与周恩来总理合影。前排右二为范瑞娟

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上，由范瑞娟和袁雪芬主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梁山伯和祝英台》在没有任何字幕的背景下，仅凭放映前三分钟的英文翻译，就赢得了会议所有代表的激赏。那也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而爱情片《梁祝》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黩武”的误解。

1955年，范瑞娟第一次穿上高跟鞋、花旗袍，烫了卷发，喝到了外国的牛奶，并在捷克参加国际电影节，拿回了第八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的音乐片奖。之后，她又在周总理的电召下，去瑞士与卓别林见面。

当时，范瑞娟的搭档袁雪芬因病未能出国，范瑞娟独自飞到瑞士跟周总理一起拜访了卓别林。宴会上，卓别林看着海报上的剧照问，为什么演梁山伯的演员没有来？周总理告诉他，站在他身边的女子就是梁山伯的扮演者，卓别林后退两步，显然被“吓了一跳”——他压根没想到影片中那个丰朗俊逸的书生在生活中竟是一位妩媚的女娇娥。

卓别林称赞范瑞娟是位出色的好演员，演的悲剧让他感动得落泪。范瑞娟说卓别林是她从小就仰慕的喜剧大师。两位艺术家合影留念，握别时，卓别林久久站在门口，目送范瑞娟汽车远远离去。

1954 年范瑞娟（后排右一）与卓别林（前排右一）见面

袁雪芬1922年出生于浙江嵊县的一个小村庄里，是土生土长的农家孩子。11岁进入女子科班学戏，工青衣正旦，兼演武小生。父亲总是对她说，学唱戏不为出名，只为成人，“人自轻而后人必轻之”。袁雪芬把父亲的话牢记在心，并以此来激励自己，后来她那句“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的人生格言，便是父亲临终时的教导。

上世纪三十年代，袁雪芬与名小生马樟花合作，演出《恒娘》等新戏，逐渐在舞台上崭露头角，被誉为“越剧新后”。两人由此开启了一段深厚的姐妹情谊。她俩年纪相仿，虽性格迥异，但都敢爱敢恨、自尊自强，纯洁的灵魂里孕育着没有一丝尘埃的理想。

那时的越剧表演，没有剧本和台词，演员在上台演出时根据剧情提要临场发挥。袁雪芬演《梁祝》的时候，在台上删除了许多乌七八糟的内容，而且唱到《楼台会》一定是会哭出来的，和别人的表演完全不同。那时候她就觉得当时流行的哭戏很假，“袖子离开眼睛三尺”。她与马樟花能在表演上互相激发，袁雪芬说 ：“看见马樟花的表情，眼泪就会自然涌出来。”《梁祝》成为她们的主打剧目。

20 世纪 30 年代越剧《十八相送》剧照，袁雪芬（左）饰祝英台、马樟花饰梁山伯

1941年，马樟花出嫁前，两人最后一次合演这出戏，从台上哭到台下，当时抱着独身主义的袁雪芬舍不得马樟花离开，发誓不再演《梁祝》，三年后才破了誓，有些观众也因为这两位搭档的分手，甚至表示“再也不看越剧了”。

袁雪芬与马樟花在越剧表演中能够建立起如此深厚的姐妹感情，很是难得。可残酷的现实总是会毁坏眼前的美好。当时时兴过房娘或者堂客，只要是戏演得好或者长得有姿色的演员，就会在演出后受到这些人的“邀请”。袁雪芬与马樟花也不例外，对于清高孤傲的她们来说，都很厌恶这样的“规矩”，不愿沾染这些恶俗。

不久，马樟花为了爱情，不顾社会上对戏剧演员的歧视风气，与一个大学生结婚了，期待着从此能够过上平静温情的生活。

过于单纯的女子都是不幸的，因为她们对于幸福与理想越是期盼，得到的就越是失望。当信任被剥夺，热情被磨蚀，幻灭是必然的结果。马樟花被大学生欺骗，婚姻仅维持了不到一年，在社会舆论和戏院老板的残酷压迫下，她抑郁悲愤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21岁。

马樟花的离去让袁雪芬万念俱灰，悲痛不已。或许，袁雪芬由此看清了爱情的无能与时代的昏庸，以致于后来她被人认为情感过于强硬，没有一点柔软的余地，是个只能远看而不能亲近的人。

知己猝然而逝，父亲又身染重病，袁雪芬一下子便陷入了孤苦无依的境地。对于袁雪芬来说，这是坎坷人生抛来的第一块巨石，她毫无防备，饱满的心被瞬间压碎。没有了一个可以倾诉的人，却又不得不为了生计而不断演出。得知父亲病重后，袁雪芬几近绝望，她不清楚什么叫做迷信，只是希望能够为父亲做一点什么。于是，她咬着毛巾，忍痛用剪刀活生生地剪下自己手臂上的一块肉。但不到一个月，父亲还是走了。父亲走之前曾对她说 ：“其实，我早就应该走了，只是等着你回来，还好，老天让我等到你回来了。雪芬，记住我说过的话，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

袁雪芬与周恩来邓颖超合影

1952年年底，上影厂准备拍摄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消息传出，群情激奋，跃跃欲试。徐进、桑弧编剧，桑弧、黄沙任导演，袁雪芬饰演祝英台，范瑞娟饰演梁山伯，张桂凤、吕瑞英分饰祝员外、银心。

当时一部彩色电影投资约40万元，比黑白片价高一倍。尽管财政紧张,但还是投入了拍摄。中国电影制片厂觉得技术上不过关，投资颇大，数次建议改拍黑白片。上影厂向苏联专家征求意见,苏联专家明确地说：“你们要拍彩色电影，过第三个五年计划再说，现在拍好黑白片就可以了。”这就是说，要等10年才能拍彩色电影。

桑弧是老一辈影人，有着丰富的导演、摄制电影的经验。此人富有创造精神，他不信邪，对剧组成员说：“1948年，大导演费穆拍过由梅兰芳主演的京剧彩色片《生死恨》，可惜他于1951年去世,否则可以向他请教。不过，我们也可以摸索。”有人说：“费穆是用16毫米进口翻转片拍的，后来送到美国放成35毫米的彩色长片。我们今日拍摄彩色电影条件不同了，要从头摸起。”

桑弧不改初衷，坚定地说:“摸就摸呗，凡事开头难，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拍摄成功的彩色片还是有希望的。”

因为灯光、药水等方面都不成熟，他们遇到了难题。演员们一面在摄影棚拍摄，一面看着工作人员拿着小瓶子药水做试验，看胶片的色彩是否鲜艳明亮、画面上的景物、人物形象层次是否分明。拍电影与舞台上演戏不一样，要求特别严格，一个镜头往往拍十几次，拍的次数多了，有时演戏的情绪都没有了。但即使这样的拍摄，也因为灯光、手工印刷和色彩不稳定而流产。

到底能不能拍成彩色电影?经过反复讨论研究，最后焦点集中在两盏从苏联进口的阿克炭精灯上。彩色电影必须光源充足，而这两只灯像“打摆子”一样一闪一闪，总在眨眼，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上影厂无奈决定改拍黑白片，这样一改，演员服装、布景必须重新设计。在拆布景时，电工突然发现：安装疏忽，将阿克炭精灯装倒了，重新安装好就可以正常工作了。虽是一场虚惊，上影厂领导还是有点怕。袁雪芬不死心，找到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宜传部部长夏衍，请他到摄影棚看看。夏公亲临现场，从摄影机镜头里看到的彩色画面很亮丽，当即召开现场办公会，再次决定拍摄彩色影片。

大家松了一口气，但困难依然很多：灯光不足，电影厂向上海防空部队借来探照灯，白天用于照明拍戏，夜晚送回去进行防空照明。1953年夏天非常炎热，很多天的气温都高达摄氏38度，热得人坐着不动都在冒汗。演员们每天演出十多个小时，那么多灯照射着，演完后脸都肿了一圈。范瑞娟的眼睛受不了灯光的刺激，肿成葡萄那么大。她一边点眼药水，一边坚持拍戏。袁雪芬劳累过度，十二指肠溃疡发作，一边吃药,一边坚持拍戏。艰苦地拍摄了11个月，经历了酷暑和寒冬，终于拍竣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前来审查样片，看到色彩亮丽、层次分明的镜头,他对这部彩色电影大加赞赏，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不是有人说我们没啥子条件拍摄彩色片吗?现在拍出来了，不是很值得总结吗?”

《梁山伯与祝英台》剧照，今天看，这颜色就是不太正常啊

新中国成立前，旧称暹罗的泰国，因有大量海外华侨聚居，一度是中国电影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因受外交、意识形态壁垒等因素影响，中国电影在泰国市场遭遇困境，能够进入泰国公映的新中国影片为数寥寥。1957年1月10日，在香港南方影业公司的积极运作下，泰国较有实力的天外天、乐宫两家影院开始放映《梁山伯与祝英台》，该片每天在乐宫、天外天戏院各放映五场。影片公映过程中影片发行方还做了大量广告宣传。影片广告如是称：

“在香港：映期破纪录!卖座创奇迹!在日内瓦：所有参观者，均同声赞美!在各地：不论中外人士看过的都同声赞美！”

影片广告还提炼凸显了影片的主要特色：

“美丽的彩色!诗意的唱词!迫真的演技！超越的技巧，通俗的故事!优美的音乐!精炼的导演!清新的风格。不看本片不知梁祝事迹之哀艳！看了本片不碎心垂泪殆是化石的人!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为反抗包办婚姻而双双殉情的儿女，他们的行动表达了自古以来人们对恋爱自由的渴望和对不合理婚姻制度的强烈控诉。”

1957年1月《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泰国完成首轮放映后，由于该片受到观众欢迎，1957年6月， 《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泰国卷土重来，影片再度在泰国掀起观影热潮。

1955年《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及该国其他城市的电影院公开放映，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南斯拉夫放映的新中国影片。1958年《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法国首都巴黎正式上映，成为新中国第一部以营业性方式在法国影院中映出的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巴黎的放映虽然只被安排在较小的独轮影院巴黎明星电影院，但仍取得了17545观众人次的成绩。此外， 《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曾先后在巴黎和法国其他省份的电影俱乐部中映出25次，并且在阿尔及利亚奥兰区的电影俱乐部轮转映出约一个月之久。

2011年袁雪芬在上海逝世，享年89岁；范瑞娟于2017年辞世，终年93岁。越剧界的一代宗师，也是许多梨园弟子心中的偶像，像梁山伯和祝英台一样，彩蝶翩飞，安安静静地离开了。此番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参考资料：

金宝山：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

王 睿：《范瑞娟 ：化蝶远去，芳菲人间》

郭 梅：《袁雪芬 ：与越剧厮守终身》

徐文明：20世纪50年代国家形象传播与海外电影市场开拓——以《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