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舐痔”，翻译成白话就是用舌头去舔人家肛门一带发炎化脓的地方。很恐怖是吗？这是《庄子·列御寇》里说的一个寓言，却也反映了古代官场上的小人物如何廉耻丢尽，服侍自己的上官。

春秋时，宋国的曹商奉国君之命出使秦国。曹商是个善于阿谀逢迎的人，他到了秦国以后，大拍秦惠王的马屁，取得了秦惠王的欢心。秦惠王一时高兴，送给他一百辆战车。

曹商回宋国后，扬扬得意。一次，他遇见当时著名的哲学家庄子，便向庄子夸耀说：“过去我家中穷极潦倒，不得不靠打草鞋度日，饿得面黄肌瘦。现在，我一下子拥有一百辆战车，这是多么得意的事呀！”

庄子听了，冷冷一笑，问道：“你听说过秦惠王请医生吮痈舐痔的事吗？”曹商摇摇头。

庄子又冷冷一笑，说：“你太孤陋寡闻了。秦惠王既生过疖痈，又生过痔疮。他召见医生，说谁能把他烂疖子的脓用嘴吮出来，就赏战车一辆；谁能用舌头去舔他的痔疮，就赏战车五辆。由此可见，你曹商在秦国所干的勾当，比吮痈舐痔更为下贱无耻，所以才得到一百辆战车的赏赐。你有什么值得得意的呢？”

这个故事是以寓言的方式说出来的，似乎并不真实，但这个可以让人怀疑官场上会有这样没有自尊的人。然而百余年之后，官场上倒真有小人物“吮痈”这样的实事。

文帝十八年，圣上背生毒疮，辗转难眠，痛苦不堪。尽管御医多次诊断，可还是没有疗效，圣上暴怒，几名御医为此丢了性命。皇上生毒疮的恶讯不胫而走，立刻引起天下臣民的忧心。庸臣邓通，虽无真才实学，可他知道自己攀升的机遇来到了。于是，他立刻奔赴未央宫，请求觐见圣上。

未央宫，阴晦无光，文帝久卧病榻，腻烦不已。

“圣上，大臣邓通求见。”蔡公公踉踉跄跄地禀报道。

“不见，不见！”文帝显得很心烦。

“圣上，此人是为毒疮而来。”听说邓大人是为毒疮而来的，文帝立刻来了精神，他是多么希望毒疮早日被根除。

“快快请进。”

邓通小心翼翼地走进了未央宫。

“微臣叩见圣上。”邓通懦懦说道，“臣听说皇上久病不愈，深感忧虑，故特此前来探望。”

文帝看了看邓通，生疑道：“爱卿有何良方，快快道来。”

邓通来到圣上身边，蔡公公帮皇上撩开了衣服，果然，背后有一个硕大的毒疮。疮已腐烂，不停地流着黄水，不时地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味。

“此毒疮毒性剧烈，药物一时间难以奏效，圣上之痛苦令臣不安，臣愿吮痈毒疮之毒，为圣上解除痛苦。”

文帝想，那毒疮之毒，令人作呕，岂能令臣吮痈？因此，他有些顾虑。

“不必顾虑，为了皇上龙体早日康复，臣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文帝无法拒绝邓通的请求。于是，邓通匐在毒疮上，不停地吮痈起来。

“如何？倘若难以忍受，就放弃即可。”

“圣上不必多虑，能为圣上医病，再难闻的东西臣也感到香甜。”邓通认真地吮痈着，毫无难看表情，站立在一旁的蔡公公为之动容。

邓通之举令文帝颇为感动。就在此时，太子启也来到内宫。文帝立刻喊住太子：“启儿，父皇久病不愈，今日能否吮痈毒疮？”

“这……”太子有点难为情。但是，父命难违，他只好从命。吮痈时，不时地表露出难堪表情。

“唉”，文帝无奈地哀叹了一声。

时隔不久，文帝毒疮根除，长安城内传出皇帝诏书，特命邓通为丞相府大金曹，专拥一座铜山，负责铸造五铢钱币。

古代官场小人物能做吮痈舐痔之事，这在今天看来实在是需要极强的心理素质，然则国外人说这样的行为并不稀奇，美国人理查得·斯坦格尔写了一篇名为《黑猩猩的政治》的文章。文章中说黑猩猩是我们人类最近的亲戚，他们和我们分享着90％的DNA，因此他们的许多行为，和我们人类很相像，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类似的。

斯坦格尔研究发现，黑猩猩有自己的社会组织，每个猩猩在他们的社会里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典型的政治关系：不同的等级，领袖与下属，统治者与追随者，强者与弱者，权利的巩固与衰落，潜在的与公开的对手，压制与反压制，同盟、阴谋诡计，争斗，分配等等。

黑猩猩群里地位低的，对地位高的表现出尊敬与臣服，表达的方式不只一种，例如点头哈腰或给对方梳理或抓虱子或进献礼物，更有甚者，弱小的猴子去亲吻强者的阴囊哄其高兴。

斯坦格尔说，弱小、地位低的向强者献媚是表示尊重，而强者接受这种献媚，没有将他们置于死地允许他们比较“幸福”地活着，同样是一种尊重。

正是这种彼此的尊重，尽管可能不完全是心甘情愿的，但它保持了族群的相对稳定。

与猩猩组织一样，官场上的小人物对上司的谄媚也是一种尊重，上司也非常乐意接受这样的尊重，从而能容忍小人物在官场里的存在。对强者的恭顺和拥戴，而对弱小的猴子去亲吻强者的阴囊行为，其实我们古代官场上的小人物早就有这种行为。

人人爱听吹捧的话，特别是在官场上，上司都喜欢下官给他戴高帽子；而下面的小人物对上司的吹捧从来都没有适当不适当，只有谁说得更肉麻、更赤裸裸。

明正统年间，大太监王振权势很大。工郡侍郎王佑想巴结王振，经常出入王振的家门。

王佑貌美而无胡须，他善于观察王振的脸色行事，王振很喜欢他。

一天，王振问王佑：“王侍郎，你为什么没有胡须？”

王佑回答说：“您老没有胡须，儿子岂敢有胡须。”

韩侂tuō胄zhòu是南宋宰相，权力很大。他有个得宠的小妾因为一点小事被他赶走。钱塘县令程松寿急忙用八百千钱将她买下，供之中堂，夫妻二人对她很恭敬，早晚给她送食物。这小妾心中恐慌，不知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过了几天，韩侂胄消了气，又想召回那个小妾。当他知道是程松寿买去了，极为生气。程松寿知道后，立即将小妾送去，说：“眼下有辞别朝廷的某郡太守，准备带他到任职的郡上去，不才有幸任职赤县，所以特为大王将她藏在家中。”

韩侂胄心中仍不高兴，小妾回府后，将在程家的经过一一细说，韩侂胄心中十分感激，当日就越级提升程为太府寺丞，过了一年又升为谏议大夫。

程松寿得了好处，仍不满足，又买了一个美人儿，取名为松寿，献给韩侂胄。

韩侂胄问：“为什么要用与您相同的名字呢？”

程松寿回答说：“不过想让我的贱名常常回响在您的耳际罢了。”韩侂胄又将他提升为同知枢密院事。

唐大历年间，荆州有个叫冯希乐的人，善于用花言巧话奉承人，看见人家有个老鼠洞，也要奉承几句。一次他去长林县求见县令。县令请他吃饭，他说：“您的仁朝之风，所到之处，感动得野兽都走出您的县境。我昨天刚入您的县境，就看见虎狼一只接一只地向北去了。”不一会儿，村吏来报告，晚夜老虎吃了人，县令开玩笑问他，冯希东连忙说：“想必是过路的，顺便找点吃的。”

上面这几则官场上的小人物对上司的吹捧还不是最极致的，最厉害的则是下面的这些人，这些小人物用尽各种手段迎合上司，这些手段包括吃屎、喝尿、捧屁、献妻献身。

现代人都喜欢当官，愿望之强烈只要看看每年公务员考试那万头攒动、人山人海的场面就可想而知了。不过当官可不是件容易事，要想跻身官场，平步青云，没有一点非常手段是断乎不能的，现实如何我不甚了然，至少从历史上看是如此。这些手段包括吃屎、喝尿、捧屁、献妻献身。

吃屎者。北齐时期，权臣和士开病了，医生开方说须饮黄龙汤。黄龙汤就是用大粪汁与中药一起煎制而成之汤药也。下人将黄龙汤端了上来。黑乎乎、臭烘烘，已经吃惯了山珍海味的和士开哪见过这样的东西，不用说喝了，就是闻都觉得恶心。

正在和士开为难之际，一位探望和士开的下官说：“这药蛮好服的，大王不必有疑，请允许我先喝给大王看。”说话之间，一碗黄龙汤已经下肚。

喝尿者。那是唐朝武则天时期，御史大夫魏元忠病了，属下纷纷前去探望。有一位叫郭弘霸的也和大家一起前往，但却没有一起进去，而是等到别人都出来了，他才单独进去。进去之后，免不了一番关切，关切之后，他提出了一个令魏元忠吃惊的要求：尝一下长官的尿液。魏元忠不肯，于是他就自己强行用手指蘸了尿液，细细品尝。品罢，喜上眉梢：“大人祝贺您。您的病很快就会好，因为您的尿不是甜的而是咸的，如果是甜的就不好治了。”

捧屁者。清朝有一位爷就在这方面作出了极好的表率。某一天，一位县太爷正在堂上，忽然下体把持不住，撒出一屁。此时他身边正侍立着一位秀才，秀才一心想巴结长官，只是苦于没有机会。忽闻屁声，知道机会来了，于是立刻打拱上前，捧屁连连：“太宗师高耸金臀，洪宣宝屁，依稀乎丝竹之音，仿佛乎麝兰之香，生员立于下风，不胜馨香之至！”有如此捧屁之徒，哪个上级不喜欢呢？

献妻、献身者。按照传统说法，妻，齐也，与夫齐体；按照西方的说法，妻子是丈夫的一条肋骨。正是因此，妻子是丈夫的至爱，丈夫应该与妻子相敬如宾，或者丈夫应该关爱自己的妻子。

唐朝有两位爷，一位叫纪处讷，一位叫崔湜（shí），都深明此理。纪处讷的妻子是武则天时权臣武三思的七姐，纪处讷怂恿她与武三思私通，结果纪处讷因此被提拔为太府卿。崔湜是当时政坛一姐太平公主的男朋友，史书说他有冯子都、董偃之宠。冯子都、董偃都是西汉人，前者与权臣霍光之妻私通，后者获宠于皇室馆陶公主，所谓冯子都、董偃之宠，也就是说崔湜像冯子都、董偃一样为太平公主所宠幸，相互之间有不正当的性关系存在。除本人外，崔湜妻子女儿都长得貌若天仙、漂亮异常，于是崔湜就让她们一起去向皇太子提供性服务，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崔湜步步高升，最后位极人臣，成为操持官吏升黜大权的宰相。

小人物迎逢上司从来都不怕难为情，厚颜无耻。《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描写：“如今晚儿的官场，只要会逢迎、会巴结，没有不红的……上司喜欢，便是升官的捷径。”书中有一个叫卜士仁的典史向其侄孙传授官经，说道：

做官的第一个秘诀是巴结，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如果你有老婆，上司叫你老婆进去当差，你送了进去，那是有缺的马上可以过班，候补的马上可以得缺。你不要说这些事难为情，你须知他也有上司，他巴结起上司来，也是和你巴结他是一样的。总之大家都是一样，没有难为情。你千万记着“不怕难为情”五个字的秘诀，做官是一定得法的。如果心中存了“难为情”三个字，那是非但不能做官，连官场的气味也闻不得的了。

吃屎、喝尿、捧屁、献妻、献身，以人之常情是无法干出来的，但是在官场上却有人做了，可以看出，官场上小人物为了升官，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而中国古代官场也一直奉行“廉耻丢尽，方可做官”，就此也鼓励了小人物这些无廉耻的、没有自尊的官场之术。

封建官场中有句话叫“廉耻丢尽方可做官”。话虽偏激，但倘若将其放到官场规则中来，就成了真理。为官者不需要自尊，因为在上司眼中，下属的自尊太过于廉价。收起廉价的自尊并不是要人彻底地放弃做人的准则，而是要收起清高，藏起不屑。收藏，为的是有一天卖个好价钱。

摇尾之功是官场小人物的必走之道，但是能摇到位、摇得成功，除了像司马相如、李白那样的才子给上司唱高调外，还要能收起自己的自尊心，对上司常跪、常拜、常捧。

蔡攸本是宋朝大臣蔡京的儿子，可惜的是这个父亲并不喜欢自己的这个儿子，一心只放在蔡攸的弟弟蔡绦身上，因此，蔡攸只是京裁造院监守这样的小官，但是蔡攸自己倒颇知抓住一切机会为自己的前程架桥铺路。当时蔡攸每次上裁造院时都能赶上朝臣退朝，他就算计好时辰出来，以便正好能和下朝的端王相遇。于是，端王每次下朝都能看见一个比自己略长几岁的眉目清秀的少年下马拱手立在一边，谦恭有礼，观之可亲。

端王就问左右仆隶，少年是哪家的公子，左右说：“是蔡承旨的儿子。”

端王便在心中暗记其人，这位端王也不是别人，他就是后来的宋徽宗。

讨好上司不仅是升官的妙方，也是为自己开脱罪责的最好计策。成化15年（公元1479年）5月，西厂掌事太监、特务头子汪直奉旨巡视边防。离京之际，正值春暖花开之时，春气广布，阳光普照，春花卖笑，杨柳献媚，汪直带领大批随从，一路欣赏春景，一路向边地进发。沿途，御史、主事等官员都在路边迎拜马首。

汪直巡边的消息一传开，边地官员闻风而动，各自极尽巴结讨好之能事，张设应供、样样俱全，长达百余里。

汪直来到辽东城郊外，只见旗旗招展，鼓乐喧乐，大红彩绸铺地，文武官员盛装以待，数万军兵列队欢迎，城面浩大，铺排春华，其排场、仪式不亚于迎接圣驾来临。

汪直的车舆刚别就见候立城外的官员中走出一人，一下子扑倒在地，以膝代脚，匍匐前行，爬到汪直的车前，五体投地高声向江直道乏：“大人一路奔波，远道而来，为国辛劳，令人崇敬，小官不才，有失远迎，恳请大人恕罪！”

汪直低头一看，是自己的心腹走狗，辽东巡抚陈钺，便清着嗓子说：“有劳巡抚大人，快快请起，一同进城。”

进城后，陈钺立即命令军兵摆出早已准备好的美酒佳肴，举行盛大宴会为汪直接风洗尘。

酒席上，陈钺频频敬酒，殷勤布菜，自己顾不得吃喝，还要满口的诺言媚词，奉承讨好汪直，简直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恨不得将汪直奉若神明、敬若祖宗。

入夜，陈钺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要乘夜深人静，再好好考虑一下明天如何讨好汪直。讨好汪直，不仅因为他是汪直的心腹，还因为他的功名前程乃至身家性命全都系于汪直一身。他深知皇上派汪直巡辽的用意何在。

就在上一年，兵部右侍郎马文升奉命整饬辽东军务，发现巡抚陈钺治军不严，纵容士兵骚扰百姓、抢夺民财，胡作非为，于是上书陈述边防事务十五事，并请求皇上降旨告诫陈钺。马文升秉公办事，陈钺怀恨在心。过了一段时间，边地从事小规模的贸易活动，双方百姓聚集边境友好买卖。陈钺见此时是个冒功饰罪的好机会，便下令将正在进行贸易的百姓统统杀死，然后起草奏折，谎报军功说：敌兵压境，叛军内应，举兵全歼，大功告成。陈钺的无耻行径真的激起了边境冲突。宪宗刚刚接到陈钺的捷报，边地又传来告急的战报，宪宗立即降旨任命马文升调查此事，并妥善处理。马文升成功地平息了骚乱，解了边境之急，博得了朝中上下一致称赞。陈钺弄巧成拙，再次受到严厉的斥责，陈钺对马文升的忌恨又增加了十倍。此次皇上派汪直巡边，不能排除是对他陈钺进行实地调查的可能性，只要他抱紧汪直的佛脚，就不会有什么意外。

第二天，陈钺早早起身，赶到汪直下榻处侍候起居。这一天，陈钺又尽情表演，把对汪直的谄媚表达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不仅陪着汪直等人吃喝玩乐，还殷勤款待了汪直的随行人员，每人都馈赠了丰厚的礼品。陈钺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巴结权贵、谋求私利，一些正直的官员看了，极为不屑。

又过了一天，汪直该与尚在辽东协理军务的马文升会面，听取他汇报军务。

马文升是河南钧州（禹县）人，进士出身，在陕西巡抚任上，颇有军功，但是他在宫廷中没有什么关系户，再加上为人刚直，没有同党好友的举荐，因而并未获得朝廷的重视。

马文升早就听说陈钺在汪直面前摇尾的丑态，极为鄙视陈钺的做法，与汪直见面时，只是公事公办，不搞丝毫的铺张。可是，一向被人奉承惯了的大太监汪直，见马文升不买自己的账，便认为他是对自己不恭不敬，心里着实恼火，回来后在陈钺面前大骂马文升，陈钺一听，十分高兴，同时，一个阴险的主意涌现心头。

他乘机向汪直诉冤，谎说纵容兵士为非作歹、骚扰百姓掠夺民财、滥杀无辜冒领军功、扰敌边防激起战乱等罪名都是马文升妄加给自己、栽赃陷害的，马文升在辽地一手遮天、大权独揽，自己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一定请汪大人替自己做主，讨回公道。玩弄阴谋。

汪直可是当行老手，一听陈钺的“诉苦”，他立刻心领神会，叫手下起草奏章参劾马文升，加以执法犯法、开脱己罪、陷害无辜等罪名，把陈钺的罪责都反扣在马文升身上。

汪直与陈钺相顾哈哈大笑。

不久，马文升被捕，关进锦衣卫大狱，后被削籍流放。汪直与陈钺狼狈为奸、陷害忠良，他们似一条绳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利害关系更促使他们相互勾结、相互包庇。

汪直幼年入宫，完全靠曲意逢迎向上爬，当他大权在握之时，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很想得到军功。陈钺了解他这一心思，一方面投其所好，另一方面投桃报李，就于成化15年10月，趁汪直仍在边境，奏请发兵征讨海西女真。宪宗命抚宁侯朱永为总兵，陈钺提督军务，汪直监军，领兵出征。半路上遇见女真使者郎秀等四十人入明进贡，汪直、陈钺硬说郎秀一行是女真派来的侦探，企图窥探明军军机，不由分说地把他们统统杀掉。然后，又在辽地掘墓开棺，割下死人首级冒功请赏，上报大捷，没费吹灰之力就赢得了特大军功，朱永被封为保国公，陈钺升为户部尚书。

小人物一旦进入官场，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划入某个团体或圈子中，以寻求庇护，求得安全。所谓背靠大树好乘凉是也。这种归属感，尤其是在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小人物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寻求靠山是官场小人物的本能选择，如何寻求靠山？却是一个方法问题。

有人说要以“临深履薄”的心态来事君，这是我们的祖先们在千百年来从流血的仕途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直到今天还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那么，是不是只要小心谨慎就能够在仕途上走得平稳顺利呢？

荀彧yù就是一个恪守“临深履薄”原则的人，他的仕途在50岁之前也基本平稳顺利。荀彧为曹操做出过很多重要的战略谋划，深受信任，曹操还特地为他向汉献帝上表请功，称赞他“左右机近，忠恪祗顺，如履薄冰，研精极锐，以抚庶事”，认为“天下之定，彧之功也”。汉献帝受制于曹操，上表只不过是走个形式，最后还是曹操说了算，于是就封荀彧为“万岁亭侯”。

荀彧推辞不受，说我一个玩嘴皮子的，从来没有上战场和敌人真刀真枪比划过，我只是踏踏实实做好了本职工作而已，组织上就要给我这么高的荣誉，我可承受不起啊！在曹操的劝说下，荀彧才勉强接受了。

四年之后，曹操再次上表请求增加荀彧的食邑。有的文献说，曹操还想让荀彧位列三公，荀彧推辞了十几次，曹操才作罢。曹操不仅给荀彧谋取了爵位，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荀彧的长子荀恽，曹操的堂弟曹洪把女儿嫁给了荀彧的小儿子荀粲，这样，荀彧就更加坚定地站在了曹操这一边。

但是，荀彧的小心谨慎并没能给自己带来善终。荀彧封侯的第九个年头，董昭等人开始筹划曹操晋升魏国公的典礼，而荀彧却认为“不宜如此”，搞得曹操心里很不痛快。这一年，曹操出征孙权，50岁的荀彧因病留在了寿春（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很快就“以忧薨”，也有文献说是曹操授意其服毒自杀的。

荀彧为什么对曹操晋升魏国公一事表示反对呢？《三国志》和《资治通鉴》都认为荀彧忠于汉室、反对窃国，司马光还批评他“杀身以邀名”。但是，以荀彧的智商，应该不会对孱弱的汉室抱有复兴的幻想，以他对曹操的了解，也不可能不知道曹操的想法，或许，荀彧在这个问题上也秉承了“临深履薄”的一贯原则，觉得时机尚未成熟。

看来，要想让保证自身安全并不断升官，仅靠“临深履薄”还是不够的，还要时刻让上司高兴。怎样才能让上司高兴呢？西汉时的陈万年有一个可以广泛适用的方法。

《汉书·陈万年传》中曰：“万年尝病，召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仗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万年乃不复言。”

从史书的记载上来看，陈万年除了会巴结权贵之外，再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才能了。陈万年把自己的棺材本都拿出来行贿了，从而得以一步一步地爬到太仆的位子上。太仆是多大的官呢？按照东朝管制，太仆位列九卿，掌管全国马政，大致相当于交通部长。为了继续往上爬，陈万年是日思夜盼等机会、绞尽脑汁想办法，忽然有一天，外面传来好消息：丞相丙吉生病了。

陈万年赶紧和其他有头有脸的官员一起去慰问，慰问完了大家就都走了，只有陈万年不走，直到深夜才离开，这让丙吉很感动。过些日子，丙吉病重，汉宣帝让他趁着还明白赶紧推荐几个可以重用的大臣，丙吉推荐了三个人，其中就有陈万年。结果，陈万年官至御史大夫，位列三公，相当于副丞相。

陈万年是根油条，而他的儿子陈咸却是个杠头，经常上书弹劾皇帝的近臣。陈万年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啊，老子辛辛苦苦用行贿开创的大好局面肯定会被儿子破坏掉，就在自己生病的时候把陈咸叫到床前来给他上课。他从自己小时候偷邻居家鸡蛋讲起，滔滔不绝，到半夜了还没讲完。陈咸听得百无聊赖，偷偷睡着了。正当陈万年讲得兴起之时，睡得正酣的陈咸脑袋一歪，撞在屏风上了，发出了不和谐的声响。陈万年大怒，顺手抄起拐杖来准备暴揍儿子一通：“我在这儿苦口婆心痛陈革命家史，你这个小兔崽子却在睡大觉，这算怎么回事？”陈咸赶紧磕头：“老爸的教导我都听到了，中心思想就是教导我要学会谄媚讨好。”陈万年一听傻眼了。

陈咸虽然忠诚直率，但是也有致命的弱点，他在做地方官的时候用刑严酷、损公肥私、奢侈无度，因而难以晋升。眼看着比自己当官晚的人都位至公卿了，而自己还在当郡守，心里很不平衡。怎么办呢？陈咸想起老爹的教导来，于是就向陈汤行贿。陈汤，就是那位说出“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之中华最强音的西汉名将，当时在实权派人物车骑将军王音的手下做事。陈汤在西域矫诏发兵，一战成名，结束汉与匈奴的百年战争，但他在品行上有点问题，成名后一直有人反映他贪污，因而在官场上几经起落。苍蝇不叮无缝蛋，陈咸选择陈汤为行贿对象，是看准了才下手的。在陈汤的运作下，陈咸进京担任了九卿之一的少府，相当于皇宫事务管理局局长。

陈万年当官的经验就一个字：谄。这个字读“产”音，千万不要读“馅”音，有奉承、巴结、迎合的意思。但是要坚持如一地谄媚上司却不是容易的事，这从古代美男子潘岳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乱世文人入官路上的对趋炎附势的坚守。

潘岳是西晋时期的著名诗人，一代文坛领袖。钟嵘在他的《诗品》中，把他的作品列为上品，并有“陆才如海，潘才如江”的赞语。潘岳诗才优秀，混官场也有一手。

潘岳先被权臣荀顗看中，辟为空，从此走上仕途；接着被权臣贾充看中，召为太尉，继续在仕途的波峰浪尖上摸爬滚打。他自觉不自觉地把贾荀二人当做自己仕途上的靠山，试图向权力中心靠近，只是由于沉沦下僚，心情相当苦闷。

后来，一不留神文章得罪一个很有来头的权臣，潘岳从京城外调。贾荀二人没能保护住他，或者没有去保护他。靠山没能靠住，他慢慢淡出贾荀二人的势力范围。

永熙元年，太傅杨骏辟潘岳为主傅主簿，使他重新进入高层上司核心，杨骏也就成了他新的靠山。杨骏之女被立为皇后以后，杨骏随之辅佐朝政，多树党羽，权倾天下。杨氏集团的崛起，引起当时贾氏集团的恐慌。这时贾充已去世，贾家另一位重要人物贾谧，联合楚王玮和大臣孟观、李肇让等，密谋诛杀了杨骏。被杨骏一手提拔的潘岳，因外出侥幸躲过一劫。

杨骏这棵大树的倒塌，使潘岳受到很大的刺激，促使他对自己的处境和前途加以冷静地思考。不过，功名未泯的潘岳不但没有退却，反而认为，要在刀光剑影的政治风云中立住脚跟，必须选择更稳固的大树。这时，他重新向贾氏集团靠拢，修复一度中断的和贾氏集团的良好关系。

贾氏集团的人物之一贾谧爱好文学，以文学倡导者自居。他开阁延宾，召集了一大批文人墨客吟诗作赋，这当中就包括了“金谷二十四友”。贾谧还是“金谷二十四友”这个文学社团的发起人和“领头羊”。于是潘岳借着自己的的诗才资本，很快就和当时的大财主石崇一起攀附上了贾谧。他们与贾谧的关系很快就搭上了。他和石崇二人在贾谧面前，极尽媚态。

史书上说，潘岳与石崇想尽办法讨取贾谧的欢心。每当贾谧外出时，潘岳和石崇便守在贾谧所经过的路上，不等贾谧走近，远远看到贾谧的马车扬起的尘土，便俯身跪拜，这就是“望尘而拜”这一典故的由来。潘岳的母亲对他的媚行很有看法，便规劝他说：“你已经做到黄门侍郎了，俸禄丰厚，应该知足了。可你为什么还是没完没了地阿谀奉承呢？难道就没有一点读书人的风骨吗？”

几经仕途路上的折腾，潘岳明白自己这个小人物在官场上如果不找到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一旦大树焚烧了，树上的小鸟就会完蛋。所以，即使自己卑下地跪拜为人不耻，甚至受到自己母亲的责难，潘岳仍然照旧每天跪拜贾谧。为博得贾谧的好感，潘岳为其捉刀代写了许多文书，使其成为当时有名的刀手。潘岳还参与宫廷内部的争斗，为贾氏集团效犬马之劳，正因为如此，他很快又升上了长安令。

下属的命运掌握在上司之手时，下属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巴结、逢迎、献媚、送礼。南宋时，韩侂tuō胄zhòu以父亲的荫任而得官，不久得皇帝宠信升为枢密都承旨，加开封仪同三司，后又加封为平原郡王，权倾一时，有诗称“蹇卫冲风怯晓寒（韩），也随举子到长安。路人莫作亲王看，姓赵如今不似韩”。朝野上下为求进官的人无不争相贿赂于他，天长日久，韩侂胄对形式单一的送钱赠物已不太感兴趣，希望发现一些新的“人才”，于是赵师歝“脱颖而出”。这个南来临安府尹赵师歝官不大，但是论起溜须拍马，他聪明机智得举世无双。

当时，韩侂胄在吴山修了一座南园别墅，别墅是模仿田园风格所建，依山傍水，园中的石子甬道婉蜒曲折似乡间的小路，田舍错落，竹篱稀疏。

南园别墅建成后，韩侂胄就带领着一些朝臣去游览观光，这里面就有赵师歝。

韩侂胄边走边看，见一草一木、一百一瓦都很合自己的意，不禁心中大喜。他就站在竹篱之下，望吴山飘渺，听潺潺的溪水跳跃而下，撞在石头上发出一声声悦耳的“叮咚”声，忽然心有所动，回头对左右说：“此处颇存桃源风韵，山光水色、竹篱茅舍，只可惜听不到鸡鸣犬吠。”众人闻听，纷纷应声附和：“是呀，若有鸡犬之声相闻于路，那才是真正的田园情趣呢！”大家一面口称可惜，一面向远处走去。

等到走了几十步远，忽听身后传来一阵鸡鸣犬吠之声，众人都很吃惊并且感到奇怪，随从们都抬头望了望天，只见晴空万里、日在中天。鸡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还大叫呢？又何况并未有人在此饲养鸡犬呀，更巧的是，韩侂胄刚刚才说完鸡呀犬呀的，竟然马上就有了鸡犬之声。

韩侂胄领着随从又折回竹篱这边，近前一看：一个身穿朝服的人正背对竹篱蹲在地上，一会儿学鸡叫，一会儿装狗叫，脖子伸得老长老长，非常卖力气的样儿。那人听得身后有脚步声，方停止嘶鸣转过头来。大家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临安府尹赵师歝yì，一时众人纷纷以袖遮面嗤嗤地窃笑。赵师歝自己倒是脸不变色心不跳，而韩侂胄看到赵师歝能为自己开心学动物叫，倒是注意上了从来看都没看一眼的赵师歝。

能上韩侂胄的心，赵师歝时刻注意迎合韩侂胄，好在众多的拍马屁队伍里打动韩侂胄的心。

韩侂胄有四个爱妾，都被封为郡夫人，妾下又有十名小妾。有一次某人向韩侂胄进献了四顶北珠编缀的发冠，韩侂胄把它们赏给了四位夫人。那十名小妾都十分不高兴，口里嘀嘀咕咕：“同是一样侍候王爷的人，为什么只赏她们，难道我们不佩戴吗？”韩侂胄百般解释，小妾们仍是不依不饶地绷着小脸儿，韩侂胄很是头疼。

赵师歝通过“耳根神”知道了这件事，当即拿出十万缗钱，买了十顶北珠冠，趁着韩侂胄入朝，派人送到韩府上。十名小妾见了，各个喜笑颜开，欢天喜地地分了去戴在头上。

正巧第二天又是临安市的灯节，十个小妾浓妆艳抹、华衣丽服，头戴北珠冠在仆役、丫环的簇拥下去观灯。在夜幕中千万盏彩灯的映衬下，北珠冠熠熠生辉，十分耀眼，一时观者如堵。十名小妾虚荣心得到了满足，都得意扬扬，回到府中，一起唧唧喳喳地对韩侂胄说：“妾等因赵大光卿赠北珠冠而身价增加十倍，实在也是为王爷的脸上增光，难道王爷还吝啬个一官半职的不成？”韩侂胄本来被她们搅得心乱如麻，如今满天的乌云都散了，爱妾们又皆大欢喜，他心中高兴，加之上次赵师歝出类拔萃的表演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立刻拟本上奏升赵师歝为工部侍郎。

只要别出心裁能打开上司的心，官场小人物就能从上司身边众多的马屁精中脱颖而出，达到恭上之仕途。

古往今来，官途上的人摩肩接踵，这些潮起潮涌的人，都是经过什么途径、通过什么方式汇聚到这条道路上来的呢？人各不同，有的是手持三尺剑，从千军万马的搏杀中脱颖而出，那是赳赳武夫的道路；有的是父死子继，从老祖宗的门荫中混迹官场，那是贵胄子弟的道路；至于文人，由于时代的变迁、制度的更迭、身世经历的独特，其走向仕途的途径也五花八门。

古代最早入官路的方式，是“游说”，即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四处奔走。在这里，“游”就是“走”；而“走”，在古代汉语中的意思是“跑，奔跑”。因此，所谓“游说”，说白了，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跑官”。当代中国人提起“跑官”二字，无不充满鄙夷、厌恶，认为那是权欲熏心、蝇营狗苟之徒，为了捞个一官半职，为了上爬，而采用的一种见不得人的卑劣手段。然而这竟是中国文人进入仕途的最早途径。

第一个以“跑官”方式走向仕途的是孔子。他开创的以“游说”介入政治的方式，为后来的文人进入仕途，提供了最早的一条道路。孔子明白，要想进入“仕”，首先要变成“士”，而变成“士”的途径是“学”，而且要学得好，学得出类拔萃，学得让人刮目相看。这就是“学而优则仕”。

看看历史，我们惊奇地发现，早先奔走在“跑官”之途上的，竟然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秀的大思想家，如孟子、墨子、荀子等人。他们的思想，对后来的中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在当时，他们大多都很不得志。他们不明白，政治最根本的原则是服从，而服从是以权力大小为依据的，权力大的，统治权力小的；权力小的，服从权力大的，这是官场上铁打的规则。

然而在官场上学的优与否，是无关紧要的。学而优的人，有时不得不服从学而劣的；如果你不愿意接受这种现实，轻则让你走人，重则让你丢命。这些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在仕途上之所以历经坎坷，原因便在于此。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游说”的风气渐渐散去，出现了“上书”这种新的“跑官”形式，笔墨代替了口舌。所谓“上书”，顾名思义就是将自己对于政事的意见，以书面形式写下来，通过一定的途径，呈送给帝王。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最有名、也最见效的上书，是李斯的《谏逐客书》。

“上书”这种形式一直到现在还存在，有很多上书，在历史上还很有名，如唐朝的魏征、陆贽，宋朝的王安石、苏轼、辛弃疾，直到清朝的康有为，他们的上书，已经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了。但那是官员们的特权。一个来自民间的布衣文人，要想使自己的片纸只字，直接送达帝王面前，到后来简直是难于上青天了。可是，那些通过正常途径依然不能进入仕途的文人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依然是一个“跑”字。不过，与老前辈们的“跑”不同的是，他们跑的对象，不再是帝王了，而是公卿豪门；他们跑的本钱，也不再是有关国家大政的“治安策”、“平戎书”，而是显示自己文才的诗赋文章，整个一个等而下之。这种现象，在唐朝特别突出。白居易有一首诗《见尹公亮新诗偶赠》写的就是这种现象：

袖里新诗十余首，吟看句句是琼琚。

如何持此将干谒，不及公卿一纸书？

诗中所谓的“干谒”，就是以诗文求有权位者荐举。在唐朝，绝大部分的文人，包括像李白、杜甫、韩愈这样一些在文学史上地位显赫的大家，都有这种官场耻的干谒之作，白居易那首著名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也是干谒之作。

“干谒”就相当于“跑”官，前面就已经说过。“跑”官是小人物最卑微、最低下的一种进入官场的方式。在“干谒”这条路上即使最有才华的人都会斧正头来。因为在官场上没有清高的自尊，只有不要脸的底线。

杜甫作为一个诗人，他是杰出的。“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就是杜甫在一首干谒诗中的几句话。杜甫这个人，有着强烈的功名欲望，而且自视甚高，认为自己有着出色的政治才干，应该一步登天，立至卿相；他为自己制订的目标也非同一般，他要直接向皇帝出谋献策，他要使天下的风俗归于醇正。可是，现实一次次粉碎了他的梦想。

起初，杜甫走的也是一般士子都走的仕进道路，即参加科举考试。第一次是在开元二十三年，时年24岁，失败了；第二次是在十二年以后的天宝六载，这时，杜甫已经36岁了。这一次的考试，是唐玄宗为了广泛收罗人才而亲自提议的，凡有一技之长的人，皆可报考，考试的科目，是杜甫所擅长的诗、赋、论；可惜主持其事的是著名的奸相李林甫，他担心应考者会揭露自己的劣迹，干脆一个不取，于是，我们以诗名永垂青史的大诗人依然名落孙山。从此，杜甫再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而转向了干谒。

杜甫干谒的对象，首先自然是当朝的豪门势要，据郭沫若先生统计，他在天宝年间上书的主要对象有韦济、鲜于仲通、哥舒韩、张垍、韦见素等。这可都是权倾一时的政要啊！郭沫若对以上几人的政治品德都有所指斥，除了韦济外，其余大致都说不上是正派人物，鲜于仲通、韦见素是由杨国忠提拔的，张垍后来投降了安禄山。可见，杜甫为了求仕，也同孔夫子一样，完全没有羞耻的饥不择食。

从杜甫的一些诗句中，如“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我们知道，杜甫在干谒的道路上奔波得十分辛苦，也十分屈辱；杜甫写给这些人的干谒诗中，总是将对方捧得很高，而将自己说得很惨。可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肯帮他忙。

权贵的大门打不开，于是杜甫直接向唐玄宗求援。前面我们说，汉以后，一个来自民间的布衣文人，要想使自己的片纸只字，直接送达帝王面前，真是难于上青天。为什么杜甫会有可能向皇帝干谒呢？原来，武则天时代，为了监视天下的官吏，曾设置过一种类似于今天检举箱的铜匦，其中有一种叫“延恩匦”，专供求仕进取者投献赋颂的。

天宝九载，杜甫第一次献上了《雕赋》，这种赋，不过是借物言志罢了，值得注意的是同时献上的《进雕赋表》，从这篇表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时杜甫的境遇、心态以及这种“书”本身的价值。表文纵横议论，没有切合帝王现实需求的政治主张，只有一副摇尾乞怜的可怜巴巴的样子。可是，没人理睬，估计根本没有送达唐玄宗。

紧接着，天宝十载，杜甫为了能进官场，厚着脸皮第二次上书，而且一上就是三封：《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即所谓的三大礼赋，从名称上，便可以看出，不过是对皇家的祭祀等活动极尽赞美之能事，这种赋是个什么货色也就不言自明了。杜甫真可谓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拼上老命了。这种集中轰炸式的投献方式，果然有效，得到了唐玄宗的“奇视”，下令让他集贤殿等候诏命，由宰相李林甫出面，在蓬莱宫（即大明宫）考试他的文章。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当时的盛况，令杜甫多年以后回忆起来，都兴奋不已：

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

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

往时文采动人主，今日饥寒趋路旁。

一个年过不惑的小人物，一个连自己的妻儿老小都养活不了的文人，一个近乎沿门乞讨的文人，今日居然得到天子的召唤。杜甫打扮得光光鲜鲜，来到这“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诗）的大明宫，由当朝宰相主考，满朝的文臣雅士，环睹如墙，这是何等的荣耀啊！然而，考了也就考了，这种荣耀，如电光石火，转瞬即逝，依然没有任何结果。

自从天宝五载（746年）来京师，至今已经整整十年，这十年，杜甫为了跑官，真是受尽挫折，历尽酸辛。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有人帮他说话了，据说就是其时担任宰相的韦见素，杜甫被任命为河西县尉，其时为天宝十四载（755年）十月。然而杜甫却拒绝了，于是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个职位，杜甫接受了。为什么一拒一受呢？杜甫自己有一首诗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

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

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

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飚。

河西县，是西南的一个偏僻小县；县尉，从九品下，在唐代的官阶中，是最下的一个等级，主管一县治安；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东宫官职，从八品下，职掌东宫的器械和房屋修缮。杜甫是否因为这一级之差而拒彼就此呢？杜甫说是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是“怕趋走”，这不是心里话。

他这几十年，折腰的事、趋走的事还少吗？再说了，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就不必折腰、不必趋走了吗？官阶的级差恐怕是一个原因，考虑到杜甫长期近乎赤贫状态，这一级之差的俸禄，对他来说，也不是没有诱惑力的；但在写书人看来，更主要的，还是地区关系，如果去了河西县，没有了“富儿门”，没有了“肥马尘”，再想“进步”几乎是不可能，恐怕就要老死该地了；而杜甫对自己期许甚高，他还在幻想着“立登要路津”、“至君尧舜上”呢，如果留在京师，留在宫廷，就还有活动的余地，“回首向风飚”，还有机会被大风吹到天上去。

在唐朝历史上，像杜甫这样屈膝折腰的进行干谒的人，李白能和他相当。李白的才情与高傲是大家公认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何其潇洒。一开始，李白是受到了当朝天子的赏识。这种易得官运使李白得意地当着玄宗的面戏弄杨贵妃、羞辱高力士，痛哉快哉，狂放不羁莫过于此。嘴是痛快了，结果却在官场上吃了大亏，最终惹火了权臣高力士。官场不需要诗人，对于皇上而言，少了一个诗人不过是少了些附庸风雅的兴致；可是少了溜须拍马的高力士，便没了做皇帝的许多乐趣。不懂官术的文人喜欢在政治上剑走偏锋，在老谋深算的政客面前简直是小玩闹。所以李白吃了亏，被逐出宫门。

李白经过“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的流放岁月，终于幡然醒悟：原来这地球没谁都照转。能“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奇才子也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到有关部门去待价而沽了。于是他向荆州长史韩朝宗写信自荐，想要谋个差事干干。李白这次学乖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该同志政治成熟、思想进步了。他在《与韩荆州书》的自荐信中毫不掩饰地大拍马屁，全然没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豪情。

信中一开头便给韩朝宗戴了一顶高帽：“白闻……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世人宁可舍弃万户封侯，也要认识一下韩荆州。对比出效果，极言韩朝宗之重要性。这高帽戴得够可以的，要真封了万户侯，他也不见得瞧得上小小的韩荆州。曾经连皇帝都不怎么放在眼里的李白，能说出这样的话，不能不说是思想上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再看看“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这几句，便是毫不掩饰地直抒胸臆了。说韩朝宗的政绩建树可以和神明相比，德行才能感天动地，文笔精妙能参透天地造化，学问渊博可穷究天上人间。听了这话不起鸡皮疙瘩的，恐怕只有韩朝宗本人了。李白要早这样会说话，官至宰相也未可知啊，何须如此奴颜婢膝地要求韩朝宗“幸推下流，大开奖饰”呢！把面子踹开，用这种捧高对方的说话方式，竟然也没有难为到李白。

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34岁的李白出现在襄阳，拜谒了时任荆州长史的韩朝宗，写有《与韩荆州》一文。

文人大多有傲骨，他们不会简单地随声附和或是人云亦云，于是便对凡俗不屑一顾。在形式上表现出执拗与孤芳自赏，狷介而特立独行。这些表现似乎与官场上的争斗毫无关系，事实并非如此。古代文人几乎一刻也没脱离过官场政术。范仲淹不会无缘无故地对岳阳楼大发感慨，欧阳修也不是毫无来由地在醉翁亭“得之心而寓之酒”，“猛志逸四海”的陶潜先生未必真的喜欢“夫耕于前，妻锄于后”的田园生活。这不过都是政治上的失意罢了。

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自古读书人就推崇不畏权贵的硬骨头，而看不起阿谀逢迎的官场小人物，可是一旦自己想要挤进官场时，却是一副低三下四的谄媚样。

参考资料：《官规则千年官场中的升迁厚黑学》 晨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