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最悲痛之事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寻常百姓如此，一代伟人毛泽东亦然。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跨过鸭绿江，赶赴朝鲜战场。11月25日，随志愿军总部入朝参战仅34天的毛岸英，遭到美国空军凝固汽油弹的轰炸不幸殉职，毛泽东闻听噩耗后，悲痛自然无可名状。他反复念叨着北周诗人庾信的《枯树赋》:“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风云帐下奇儿在”，毛泽东的舐犊之情是显而易见的。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后，毛泽东对他进行了异乎常人的全方面培养历练，让他搞过土改，做过宣传，当过秘书，后来又进入工厂担任党总支副书记。

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又毅然将毛岸英当面交予即将出征朝鲜与美军作战的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使其成为数十万志愿军将士中的普通一员，准备让他接受血与火的战争砥砺。彭德怀也的确尽可能地照顾了子侄辈的毛岸英，但最终“托付不效”，毛岸英竟然血染疆场，葬身异域。

毛岸英最后的不幸，虽不至于“文革”中彭德怀专案组“欲加之罪”的诬蔑——“毛岸英不是美国飞机炸死的，而是彭德怀有意害死”的情形，但他的确负有防空经验不够的一定责任。

2018年07月27，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毛岸英墓前默哀凭吊

对于志愿军总部的防空问题，毛泽东曾多次告诫彭德怀等人注意。

1950年10月21日，也就是彭德怀刚刚踏上朝鲜土地的第二天，毛泽东于凌晨4时致电彭德怀，提醒说:“敌人测向颇准，请加注意”,“熙川或其他适当地点应速筑可靠的防空洞，保障你们司令部的安全”。”

10月27日，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你们指挥所应移至安全地点，现在的位置不好。”

10月28日，他继续叮嘱彭德怀:“你们指挥所应速建坚固的防空洞，立即修建，万勿疏忽。”“

11月 24日，就在毛岸英牺牲的前一天，毛泽东还在电嘱彭德怀:“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

毛泽东之所以谆谆告诫注意防空，从公的方面说，是为了保证总部安全，进而对志愿军数十万将士和中国人民负责;从私的方面说，也是为了“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毛泽东语)，保证与彭德怀等三人一个党小组的毛岸英的安全。

但他这些指令均被彭德怀忽视了。如果不是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的急中生智，彭德怀本人也早已和毛岸英一样血染疆场了。

毛岸英殉职后，有人将他的手表交给彭德怀。睹物思人，彭德怀大声哭喊起来，不断重复着:“毛主席把毛岸英交给了我，我太大意了......”

1951年2月21日，彭德怀回到国内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内疚地说:“你让岸英随我到前线后，他工作很积极。可我对你和恩来几次督促志司注意防空的指示不重视，致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承担责任。”

他的内疚是真诚的，但已无济于事。

彭德怀对防空的不够重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国内战争中偏处西北次要战场，与蒋介石的偏师弱旅作战，造成防空经验不足，其次对近代化战争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

如果毛泽东首先考虑过的粟裕或者林彪不因病重而顺利出任志愿军司令员，他们长期面对蒋介石美械装备嫡系主力作战，战役规模与强度都接近近现代化战争，有过诸多前车之鉴，或许便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了。

1948年11月12日，指挥华东野战军42万人马参加淮海战役的粟裕，将华野司令部设在过满山，离被包围的黄百韬兵团驻地碾庄不到5公里，准备就近指挥攻打黄百韬，毛泽东当即发来电报，指出华野指挥位置太靠前，要他们后撤5公里。

遵照毛泽东的指令，粟裕第二天便将司令部驻地转移到土山镇。

这当然并非粟裕贪生怕死，而是他深知，不能因小失大，以匹夫之勇贻害整个战局。

对于近现代化战争，粟裕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0 年所撰写的《关于组织战斗》中就有不凡的见解。而防空的重要性，也在他统率华东野战军和蒋介石的嫡系主力作战过程中有了深刻的认识。

1950年2月，也就是抗美援朝8个月之前，为对付当时国民党空军对上海及其他沿海城市的袭击，毛泽东决定成立上海防空司令部，组建上海防空军，由陈毅担任司令员，但实际由驻扎在南京的粟裕暂时放下攻打台湾的准备工作，到上海指挥防空作战。

粟裕奉命赶到上海后，针对当时一些人产生了和平麻痹思想，认为在上海搞紧急防空是大惊小怪，大搞防空建设会制造紧张局势，影响和平建设等等错误观点，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对部下们作了批评教育。他谈到了几个要点:

第一，新的情况，采取新的对策，不能无的放矢，张冠李戴。过去我们打的是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总的说来是打了几十年的地面战争。现在情况则不同，敌人要从空中投弹轰炸上海，是轰炸与反轰炸的军事斗争，必须使用新的防空手段。如果是依靠地面战争的经验，是阻止不了敌人的空中进攻的。

第二，新的思想。新陈代谢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我们必须改变墨守成规的老皇历，纠正保守思想，具备新的现代化作战的思想，才能适应新的情况，走向现代化。

第三，新的武器。上海防空军使用的是世界上城市防空的最新设备，如米格-15喷气式超音速的战斗机、炮瞄雷达的高射炮群、自动瞄准跟踪的探照灯、远程和近程的指挥雷达等。为此，必须提高科学知识，努力学习，熟练掌握，才能发挥它的有效功能。

第四，新的作战方法和新的技术。飞机、高炮、雷达、探照灯诸兵种合同对空作战，不仅要有作战命令、作战计划，还要有十几个附件。其中每一个协同动作都须经过战术设计、准确计算。因而这就要求研究、学习新的作战方法、新的合同战术。

第五，在新的地点一一上海，打一场新的防空战争。上海不同于野外战场，没有掌握制空权的大上海，要是遭到敌人的空袭，是不能生存的。因此我们要同美蒋空军争夺制空权，必须打赢这场新的战争，一切和平麻痹思想都是错误的。

粟裕组织的三个多月上海防空作战中，三野官兵共击落P-38、B-24等美制的国民党军歼击机、轰炸机和重轰炸机16架，夺得了部分制空权。

他还奉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之令负责组建华东军区空军，计划第一批建五个空军师，第二批建四个空军师。他还颇为远见地要求上海防空指挥所和训练大队培养三套指挥人员，为日后空军发展作准备。时为上海防空参谋长的蒋天然对粟裕钦服不已，后来回忆说:“粟司令对华东空军建设十分热忱，处理每一个问题都认真负责，体贴下情，他的指示执行起来往往很方便”,“他办事要求甚严，工作方法程序化，件件都能按时落到实处”。

他还说，粟裕“深谋远虑，如同一位高超的棋手，每下一步棋的同时，已看准了下几步棋的走法。他常常预见到问题的发生，同时也预见到事情的结果”。

可以想见，如果毛泽东当初首选粟裕担任志愿军统帅的设想能够实现，以粟裕的作战经历和对总部安全的重视，毛泽东告诫志愿军总部注意防空的电报就不会落空，或者甚至是多余的，而毛岸英牺牲的概率也将降到最低。

一个人的知识积累或对某个事物的认识，往往有一个由浅到深、由表象到内在，甚或由谬误到正确的过程。凡人如此，即便某个领域颇为内行、“术业有专攻”的专家，也难以例外。

粟裕因为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扣上的“极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里通外国”等罪名，长达36年未能平反，当年的战功遭到淡化、转移乃至磨灭，一些与他有关的大事成为鲜为人知的忌讳，并进而以讹传讹。

抗美援朝毛泽东原本首选粟裕，粟裕因病不能挂帅，后来却被有意无意间淡化、转移乃至丑化，真实的一面只能隐藏在尘封的档案里。

（1）毛泽东“钦点”粟裕挂帅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突然爆发。短短两天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出兵朝鲜，并命令其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协防台湾。随后，他又迅速与蒋介石签订了台湾“保卫协定”。

毛泽东与中共中央被迫推迟正紧锣密鼓准备的攻台战役。6月30日，他命周恩来约见协助粟裕攻打台湾的海军司令员萧劲光，转达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的指令:“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

与此同时，毛泽东又决定将一直准备攻台事宜的攻台总指挥、第三野战军前委书记、三野暨华东军区主持实际工作的副司令员粟裕调往东北，担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准备出兵援助朝鲜，抗击美军。

7月6日深夜，毛泽东亲笔拟写一份给粟裕并告知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华东局书记兼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的电报，召粟裕前来北京接受新的重要任务:

粟裕同志并告陈(毅)饶(漱石):

现有重要任务委托粟裕同志执行，请粟于七月十六日前将三野事务处理完毕，于七月十八日来到北京接受任务，粟来时可随带秘书及参谋人员数人。

毛泽东

七月六日二十三时

这一深夜下达的紧急“重要任务”，指的便是让粟裕出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准备挂帅出兵援助朝鲜。他给粟裕处理、移交手中的三野总部事务时间仅有两个星期。

第二天，也就是7月7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周恩来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国防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国防问题。

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等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和成立东北边防军加强边防，必要时出国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的决定。他特别说明:一旦边防军参战，“改穿志愿军服装，使用志愿军旗帜”。

这也是关于东北边防军与志愿军名称各异、实则相同的最早文献。后来出国作战确定的“志愿军服装”，是仅仅摘除了帽徽、领章的解放军军装。

随后，周恩来提出了东北边防军所辖部队、人数、指挥机构等方面的安排，宣布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

毛泽东当天便对会议形成的初步决议批示:“本日会议决议事项同意，请即按此执行。”中共中央军委随即开始着手实施各事项，包括通知粟裕准备就任新职与调动部队。

粟裕于7月6日深夜便接到毛泽东的急电，随后又接到了中央军委的任命通知。但这时他身体状况很不好，高血压、肠胃病、美尼尔氏综合征等病症复发，时时折磨着他，每天头痛头晕难忍，靠戴着健脑器工作。

粟裕曾先后6次负伤，最严重的一次是红军时期的水南战役中头部中弹，3块残碎弹片一直留在头颅内，直到辞世火化时才被他的家人从骨灰中发现。

半年前的淮海战役中，战况紧急时，他曾连续七天七夜没有睡觉，高血压、美尼尔氏综合征发作，血压高达180至200，戴上健脑器也不起作用。警卫员只得反复给他摁头，或用凉水冲头以分散疼痛。实在支撑不住时，粟裕还不得不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

即便如此，仅在渡江战役前返回济南休养一个月，其余从未远离前线的粟裕，1950年上半年依旧恪尽职守，紧张地进行攻台战役准备。

突然得知毛泽东亲自致电点将，交给他赶赴东北准备抗美援朝的新任务后，他深感这是中共中央、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理应勇挑重担。但又考虑到身体状况，恐怕顶不下来，下面就难以指挥了，会耽误大事。

因此，他慎重回电毛泽东，说明了身体状况，提出是不是可以考虑另外的同志。”他说:“接受了这个任务，如果指挥不当，下面就难以指挥了，是要误事的。”

粟裕是国内战争中统率大兵团作战，与美械装备的蒋介石精锐嫡系部队作战，战绩与表现均为最好的野战军统帅，因而毛泽东仍然坚持要粟裕去，但将规定的到京时间推迟到了8月上旬。

7月10日，收到粟裕电报的毛泽东再次亲笔拟稿回复说:

粟裕同志并告陈(毅)饶(漱石):

来电悉。有病应当休养可以缓来，但仍希望你于八月上旬能来京，那时如身体已好，则担任工作，如身体不好则继续休养。

毛泽东根据粟裕的病情，将他到京接受新任务的时间推迟了20天左右，期待他的病情迅速好起来。不久，毛泽东还指令陈毅向粟裕当面传达，明确要他担负抗美援朝作战指挥任务。

也就在7月10日这天，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安排，再次召开保卫国防问题会议。周恩来宣布了以粟裕为司令员兼政委外，又增设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

萧劲光和萧华是毛泽东给粟裕精心挑选的两名军政副手，一个曾是东北民主联军(后更名为东北野战军)副总司令，总司令林彪的副手；一个是现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总政部主任罗荣桓的副手。

他们两人都曾长期在靠近朝鲜边境的南满作战，熟悉东北和朝鲜的风土人情、地形地貌。萧劲光还有一个适合做粟裕副手的优点，红军时期便多次与粟裕搭档，个人关系极好。

这一人事安排也可以清楚地看出，粟裕此时的地位与林彪、罗荣桓相当，都是野战军军政一把手级别的人物。

（2）东北边防军3个兵团与粟裕的渊源

召开第二次国防会议的同一天，周恩来又致电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通报了会议关于东北边防军首批部队组成的内容，让他这一“东道主”做好大批部队进入东北的心理准备。

电报说:“为加强东北边防准备，军委已决定13兵团及42军与炮兵第1、2、8三个师等调至东北本溪至安东、通化至辑安线集结待命。”

7月13日，经毛泽东批示后，周恩来以中央军委名义公开颁布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确定:

(一)抽调第13兵团(第38军、39军、40军)，第42军，炮兵第1师、2师、8师和一定数量的高射炮兵、工兵、战车部队组成东北边防军。这些部队最迟于8月5日前抵达指定地点，完成集结。

(二)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为后勤司令员。

(三)以15兵团领导机关为基础组成13兵团领导机关，以邓华为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解沛然(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

这一形诸文字的正式决定，明确规定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部机关和13兵团兵团机关是两级不同的机构，一为野战军级，一为兵团级，而且都有翔实的军政人选安排。

因而，与一般性质的边防部队截然不同的是，东北边防军是应朝鲜战争而预先筹划组建的战略方面军，其部队的组成是从全国其他野战军中抽调而来。13兵团抵达东北后，编人东北边防军序列，仅是其所属的一部。与其同时第一批编人边防军序列的其他部队还有:第四野战军42军，炮兵第1师、2师、8师和一定数量的高射炮兵、工兵、战车部队。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后来指出:“军委建立东北边防军的设想，是建立一个直属军委的、由多个兵团组成的野战军级单位。13兵团只是其中之一部。”“第9、19兵团已内定为后续部队。”

几个月后的事实也清楚地表明，在东北边防军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出国之前，第四野战军13兵团、第四野战军42军及50军、第三野战军9兵团、第一野战军19兵团等部即相继被划归东北边防军建制。

同时这也表明，毛泽东将一旦开战后的抗美援朝战争立足于大打。如果仅为一般边防性质的小打，调四野的部分部队或者仅仅13兵团就足够了。粟裕作为统率三野全军以及其他野战军四个军，共65万人马的攻台战役总指挥，也就是华东战略方面军的主帅，便没有必要“大材小用”，被调往东北“屈就”了。

毛泽东从一野、二野、三野和四野等几个野战军主帅中圈定“钦点”粟裕，是因为他国内战争指挥华东野战军战绩辉煌，歼灭了蒋介石800万军队中的245万，不仅孟良崮战役首先打掉蒋介石最精锐的王牌军整编74师，淮海战役中还一口气吃掉了蒋介石三个美械装备的嫡系兵团。

（3）粟裕慨然受命后，因病重不得不休养治疗

粟裕接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多次电令后，不顾病体慨然受领了任务。他说:“如果毛主席一定要我去，我就不能推辞了，我还是要去。”

他一面养病，一面立即着手进行担负新任务的准备。根据毛泽东“可随带秘书及参谋人员数人”的命令，他要求华东军区暨三野司令部选配东北边防军指挥部的参谋、通信班子，指令华东空军调查研究侵朝美军空军的飞机数量和作战能力，并向中央军委建议，增调原准备用于攻台作战的三野主力9兵团参战。

然而粟裕的病情日益加重，不仅无法继续坚持工作，甚至左右环视都困难，吃饭时要把饭菜摆在正面一条直线上。他不得不向军委和毛泽东请假治疗，力求尽快康复。

7月14日，经中央军委、华东局批准，粟裕到青岛疗养。

临行前，粟裕带病主持召开了三野会议，研究了朝鲜战争问题，并对其余各项大事做了必要的部署。三野参谋长张震后来回忆说:“粟裕在去青岛休息前，主持召开了三野会议，研究了朝鲜战争问题。”

粟裕前往青岛三天后，毛泽东依然念念不忘。7月17日，毛泽东又亲笔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电华东局以及粟裕离开后负责华东军区暨三野总部日常事务的政治部主任唐亮、参谋长张震、副参谋长周骏鸣并转告粟裕，要求粟裕8月上旬报告身体状况，叮嘱他如果痊愈，必须迅速前往北京接受新任务。电报说:

华东局，唐张周转粟裕同志:

毛主席前电粟要他于八月上旬来京，依情况或留京休养或担任工作。现粟已去青岛休养，甚好。请粟于八月上旬来电报告身体情况。如病重则继续在青岛休养，不要来京，如

病已愈，则盼来京。

军委

七月十七日

因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去青岛治病，毛泽东专为他配备的两个合适副手也就可以不急于到职了。周恩来于7月22日报请毛泽东决定:“(东北)边防军目前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并统一一切供应，将来粟(裕)、萧(劲光)、萧(华)去后，再成立新的边防军司令部。”

此后，东北边防军暂归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指挥，并由东北军区负责后勤，边防军后勤司令员李聚奎改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边防军的日常训练工作则暂由13兵团统一组织，并先后任命洪学智、韩先楚为13兵团副司令员，赖传珠因离职养病，由邓华兼任兵团政委。

但是粟裕休养半个月后，病情仍未见好转，他心急如焚。8月1日，粟裕遵照毛泽东7月10日与7月17日两次要求他“于八月上旬来电报告身体情况”的电令，特地托到青岛探望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带信给毛泽东。

他首先报告了自己的病情依然严重:“在此休息期间除两手已不如在宁(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总部驻地南京)时之颤抖外，头晕头痛症并未见好转，文件书籍均不能阅读，每日只能看看报纸，且每次不能超过二十分钟，出外游览超过一小时，亦即头晕目眩不能支持。’

随后他也谈到了自己焦虑的心情:“因新任务在即，而自己病症未见转好，心中甚是焦虑，以致愈加不能定心休息。”

他根据医生“此种病非短期所能治愈，愈重则治疗愈费时日”的诊断，又判断朝鲜战场“依目前局势发展似有一时期之间隙”，因而向毛泽东“请求能批准给予较长的休息时间，以便于专心休息以期早日恢复工作”。

粟裕所说的“能早日恢复工作”，即履行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的职责。

8月上旬，东北边防军第一批部队已全部到达指定位置。毛泽东随即做了两件事:

一是于8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朝鲜战争形势时，进一步指出:“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

他强调了出兵朝鲜的必要，再次明确指出东北边防军出动时“用志愿军形式”。

二是于8月5日致电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要求东北边防军9月上旬能出国作战:“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

8月8日，毛泽东收到了粟裕托罗瑞卿转交的信，对粟裕的病情十分关切，当即复信:

粟裕同志:

罗瑞卿同志带来的信收到了，病情仍重，甚为系念。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你可以安心休养，直至病愈。休养地点，如青岛合适则在青岛，如青岛不甚合适，可来北京，望酌定之。问好!

毛泽东

八月八日

毛主席给粟裕的信

粟裕将这封毛泽东的亲笔信保存了多年，在1983年4月才赠给中央文献研究室，同时亲笔作了如下说明:“这是1950年我在青岛休养时向主席写信报告我的病情后主席给我的回信。信中所指新任务是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因我的病经久未愈，后来改由彭德怀去担任了。”

当时美军还没有越过“三八线”，朝鲜局势不很明朗，毛泽东预计东北边防军‘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9月上旬才有可能作战，还没有到主帅必须立即出马的地步，所以说“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延长了他原来“只同意他(粟裕)休息到8月中旬”的时间，要粟裕安心养病，以便尽快康复上任。

因为粟裕在青岛养病，一时半会儿好不了，既不能前往东北就职，也无法负责原来担负的主持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总部工作，而且攻打台湾的时间又延期，毛泽东便只好指令长期在上海就任市长等地方工作，并不实际负责华东军区暨三野的司令员陈毅重新回到军队，担负粟裕留下的空缺。

陈毅向毛泽东提出，因他本人在上海当市长，要求原驻南京的华东军区暨三野总部搬往上海，以便能够就近主持。

8月11日，毛泽东回电陈毅，认为华东军区暨三野总部不搬也可以，陈毅可以每月去南京一次，或者由政治部主任唐亮、参谋长张震每个月去上海汇报一次。

（4）毛泽东继续等待粟裕，同时将林彪作为候补

8月中旬，两个内定编入东北边防军建制的兵团开始行动:三野主力9兵团奉中央军委命令开至津浦铁路线，一野主力19兵团也奉命开至陇海线，均处于机动位置上待命。

8月底到9月初，毛泽东着手充实东北边防军的力量。他考虑在第一批部队4个军的基础上，再增加8个军，也就是各有4个军的9兵团和19兵团。

遵照毛泽东的要求，周恩来于8月31日主持召开东北边防军建设计划会议，将三野9兵团与一野19兵团正式纳入东北边防军编制，决定以三个兵团11个军(36个师)60万人作三线配置:四野13兵团(含42军)为第一线，三野9兵团为第二线，一野19兵团为第三线。

也就在这一天，代替粟裕负责暂时指挥边防军的高岗因为东北边防军统帅至今未到职，使各项准备工作很不充分，影响即将到来的作战，而他本人不懂军事，也没有指挥过大规模战役的经历，因而焦急地致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建议指挥部队的统帅与专门人材早日来东北，以便作充分准备。’

直到此时，粟裕的病情依然没有好转。8月下旬，按照毛泽东“休养地点，如青岛合适则在青岛，如青岛不甚合适，可来北京，望酌定之”的指示，粟裕离开了青岛，但没有去北京，而是转往无锡疗养。9月初，他又经上海回南京家中继续疗养。

尽管病情依然严重，9月5日，粟裕还是抱病在华东军区参谋部送呈的《关于第九兵团参加东北边防军的行动方案》上签署了名字，以实际行动表示对抗美援朝行动的支持。

粟裕的病情还不能担负剧烈的战争指挥重任，毛泽东不能不做第二手准备，开始考虑让中南军区暨四野司令员林彪率军出征。

然而林彪此时也有病在休养，自1950年上半年解放海南岛以后，担任中南军区司令员的他基本上不管中南军区的事情了，下半年还到了北京。

毛泽东给林彪带去了几次口信，以征询的方式表明中央要求其出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准备出国作战的意图。

9月初，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柴成文从朝鲜回国，写了一个《汇报提纲》给周恩来，周恩来让他去向林彪汇报。柴成文猜测毛泽东那时可能是想让林彪率兵出征的，所以周恩来才让他去给林彪汇报。林彪则将自己每晚失眠，怕风、怕光、怕声音，身体虚弱多病等情况上报毛泽东。

毛泽东知道林彪有病也是实情，当时，美军还没有越过“三八线”，主帅到位的情况依局势来看还可以再等几个月。因此，他于9月3日复高岗8月31日电，指出:“林、粟均病，两萧此间有工作，暂时均不能来，几个月后则有可能，估计时间是有的。”

从这封电报可以看出两点:

一是即使这时候林彪不病能够成行，担任的也只是东北边防军司令员一职而不是后来的志愿军司令员，尽管实际上是一回事。

二是毛泽东开始将粟裕、林彪两人一起作为抗美援朝的最高指挥员人选考虑了。他在等待粟裕和林彪病情好转，几个月后，无论是粟裕与林彪谁的病好一点，再决定由谁出马不迟。

因为最高指挥员人选始终未定，相应东北边防军指挥机构的人选也未确定，致使后来局势突然恶化时，不得不临时匆匆指派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在来不及组织指挥机构的情况下，彭德怀只好利用13兵团的司令部作为志愿军的指挥部了。

在同一份电报中，毛泽东还告诫高岗:“对省级主要同志只讲边防，不讲其他。”这再次表明毛泽东要求讲究策略，对省级干部以外的人只能宣传是东北边防，而不是抗美援朝，以免过早暴露中国政府的目的。

（5）朝鲜局势恶化，毛泽东仓促改派彭德怀挂帅

9月15日，朝鲜局势恶化，美军从朝鲜中部的西海岸仁川港登陆全线进抵“三八线”，朝鲜人民军陷人腹背受敌的险境，情况万分危急。

经朝鲜首相金日成、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与毛泽东反复磋商，10月1日夜，毛泽东等领导人开会，研究援朝问题。会议按照东北边防军成立之初的设想，初步议定按预定计划令边防军以志愿军的名义出国援助朝鲜。

就在当夜，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命令南朝鲜军队首先越过了“三八线”向北进攻。毛泽东于10月2日凌晨2时紧急致电指挥东北边防军的高岗、13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邓华，指令“请邓华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

毛泽东已经准备让东北边防军出动正式抗美援朝了，但入朝部队最高指挥员人选还未确定。毛泽东原来还期望等一等粟裕、林彪两人的病情变化，现在出兵迫在眉睫，不能再拖了。

经过两昼夜的思考后，毛泽东想到了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10月4日，正在办公室里审阅开发和建设大西北的计划的彭德怀，被中央办公厅派专人从西安接来北京。因事前一无所知，他不仅未向部属交代一下工作，也万万没有想到此行是去朝鲜指挥一场恶仗。

10月8日，毛泽东颁发命令，正式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因为东北边防军指挥机构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彭德怀已无时间来重新组织，毛泽东决定以东北边防军所属13兵团指挥机构升格为志愿军总部。10月19日，东北边防军改称志愿军，正式跨过鸭绿江出战。

在任命彭德怀挂帅出征朝鲜的同时，毛泽东为了让粟裕早日恢复健康，与苏联协商后，决定粟裕去苏联继续治疗。

1950年12月，粟裕到达苏联莫斯科。经过1个月的初步检查，诊断为长期过度疲劳及受伤次数较多，且有两次伤及脑神经，需较长时间治疗休养。

而后，粟裕又被检查出整个肠子错位，互相扭结。医生判断为战争中翻滚，摔打，跌撞过重、过频造成的严重内伤。

粟裕坚持战争第一线长达23年，但无情的伤病最终让他错失了挂帅出征朝鲜的机遇。军人生来为战胜，作为一名国内战争表现一流的统帅，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遗憾，也是东北边防军和志愿军的遗憾。

参考资料：

《眼底吴钩：说不尽的粟裕》 (张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