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沈阳飞龙保健品公司的当家人姜伟，仰仗名为“延生护宝液”的男性性保健品发迹。下海经商前, 姜伟曾担任辽宁省医药管理局中药研究所副所长, “官”不大, 但职位重要, 求他的人多, 加之他过人的聪明才智和公关技巧, 人脉资源极为丰厚, 包括后来成为他行业里最高领导的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在内一批达官显贵都是他的座上宾。一段时间, 姜伟和郑筱萸还称兄道弟, 吃吃喝喝, 关系不一般。二人翻脸那是后话。

所以，当神通广大的姜伟于1986年研发出“延生护宝液”推向市场时, 过硬的关系网迅速铺开, 一呼百应, 左右逢源, 市场也表现出空前的饥渴状, 销售业绩不俗。

姜伟一夜暴富, 毅然弃官从商, “飞龙公司”应运而生。

然而，市场充满风险。由于管理不善、市场信息失真及内部纷争, 姜伟的公司只红火了8年，到1994年便呈疲态。

姜伟不甘心，做梦都想重振旗鼓, 东山再起。他在沉默和痛苦中反思了四年, 蛰伏了四年, 机会在四年后终于来了。

1998年, 美国辉瑞公司推出了名噪一时的“伟哥”, 中文译名“万艾可”。姜伟是搞医药的专家,他不太相信西药的功效比中药神奇。他亲赴美国买来样品化验, 并聘请国内一流医药权威进行药理药性比对鉴定, 结果证实: 以提取雄蚕蛾精华配制的“延生护宝液”, 有多项指标优于“万艾可”。姜伟大喜, 遂改“液”为“胶囊”, 并立即向国家行政主管部门———以郑筱萸为局长的国家药监局———申请注册“伟哥开泰胶囊”, 得到了受理。

姜伟盘算着如何迅速拓宽市场, 圈到更多的钱, 使“飞龙”重新展翅起飞，他火速与购销商签下大批“伟哥开泰胶囊”经销订单。

不料，风云突变。仅仅过了几天, 国家药监局在明明已受理商标申请注册的情况下, 不提供任何理由，郑筱萸突然宣布：“伟哥开泰胶囊”为“劣药”!

一个本该严格依法行政的政府管理机构, 以国家的名义, 就这么蛮横地滥用权力, 置专家权威的技术鉴定于不顾, 明目张胆地以权力操弄经济, 摆布企业, 令人费解, 也令姜伟猝不及防。姜伟断然将郑筱萸告上法庭。

公开资料显示：郑xiǎo筱萸yú, 1944年生, 福建省福州市人，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1979年到杭州民生制药厂，12年后离开时是厂长兼党委书记。企业家出身的郑筱萸在几年内先后任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主席。

1994年, 郑筱萸担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此后恰逢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 郑筱萸随即出任新组建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并在2003年再次机构合并中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

郑筱萸为人儒雅, 喜写毛笔字, 且有一定功底，药厂亦以此结交。在2003年给某药厂写的几幅字, 曾以3~10万元的价格卖出。

身为国政协委员的郑筱萸每年“两会”都会被问及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记者直接问他是否会掀起食品药品安全的风暴。郑筱萸回答说, 食品药品的安全问题, 是年年月月日日都需要关注

的, 对我们来说始终是热点。

2006年12月22日上午, 郑筱萸以中国药学会理事长的身份出现在由北京市药学会和北京市执业药师协会联合举办的年会上。主席台上的郑筱萸“神情落寞”, 并且“作为最主要的嘉宾, 当天的会上他并没有发言”。当天下午, 郑筱萸即被中央纪委“双规”。其时, 他已卸任国家药监局局长一年零六个月。

郑筱萸在任期间办过两件大事：

①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

②“地标”升“国标”。

GMP认证：郑筱萸上任后推行的第一个重大政策, 就是强制推行GMP认证, 规定自2004年7月1日起, 凡未能取得认证的企业, 将一律不准进行药品生产。

“地标”升“国标”：由国家药监局统一核发药品批准文号。

通过这两件大事, 郑筱萸将药品审批大权从各省市集中到了国家药监局。

广为流传的一个数字是，仅2005年, 国内就审批新药一万多种；而在医药技术领先的美国, 每年所批新药也不过一百种左右。

北京某从事药品研发和报批的业内人士：“实际上, 中国绝大多数所谓的‘新药’都是仿制药。一般国内公司跟踪国外某品种的研究进度做好试验, 等国外一上市, 国家药监局的门口就会有几十家企业去报这个品种。其实都是仿制的同一种药, 这样药监局批给哪个企业, 从本质上说都无所谓了。”

知情人士透露，一个新药号批文，“一般的300万元, 紧俏的上千万元，明码标价可以买。”

郑筱萸个人收受的近600万元, 全部来自于医药生产企业的直接行贿。

2007年7月10日，郑筱萸被判处死刑。收受600多万元，被判死刑似乎是重了些。不过, 我们来看看郑筱萸一案的社会危害性，就不难理解了。

翻开郑案的厚厚案卷，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一家三口、两任秘书是如何利用职权谋取利益，其敛财手段花样迭出，但招招都离不开一个“钱”字。

郑筱萸的妻子刘耐雪在北京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工作, 该公司主业是生物制药技术开发。据有关人士透露, 虽然名义上刘耐雪是该公司的一名研究人员, 但实际上干的几乎完全是拿批文、卖批文。

郑筱萸的“双规”, 直接原因也与其妻子和儿子从国外代理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被海关查获有关。他们在药品和医疗器械进口代理中有违规行为，因为损害了竞争对手利益而被告发。

说到刘耐雪, 不能不提到浙江康力元投资集团。这个公司成立于2006年, 注册资本为1个亿, 当家的两兄弟汤小东和汤旭东分别持有51%和49%的股份。

但有意思的是, 康力元的主体不在浙江, 而在海南集中了生产、研发等要害环节, 这一块由集团总裁汤旭东负责; 在杭州只设了一个经营公司, 主要是医药销售, 由董事长汤小东亲自坐镇。

汤小东、汤旭东兄弟与郑筱萸已有多年交情, 同时与郑筱萸妻子刘耐雪的关系亦不错。康力元公司将郑筱萸的题词印在公司的员工卡上。杭州的圈内广泛流传康力元为郑筱萸在杭州西湖边购置了别墅。有记者调查, 郑筱萸及其家人在杭州有多处房产，多在核心地段。郑筱萸经常回杭州, 其儿子的户籍也在杭州。

康力元集团执行董事陈丰标就是一个长期在北京活动的“企业骨干”, 他是汤旭东与郑筱萸、刘耐雪夫妇的真正牵线人。正是在他的积极跑动之下, 康力元在2002年获得GMP证书以后, 以每年超过100个新药批文的速度让同行侧目。更令人惊讶的是, 仅集团所属的海口康力元制药有限公司历年来共获得批文277个, 单2005年就获得了100多个批文, 其中利润最高的抗生素类药占了很大部分。在这些批文的获得中, 刘耐雪无不起了重要作用。

最初, 康力元是靠与科研单位合作的方式取得申报材料, 然后通过陈丰标等人的活动 直接从 国家药检局拿到批文, “很多申报材料都是假的, 有些甚至连仿制都不是”。

（1）丈夫批药, 妻子收“顾问费”

郑筱萸尽管是福州人, 但他长期在浙江工作, 与浙江政界和企业界关系的密切程度超过了任何一个地方。在浙江的企业家中, 双鸽集团的负责人李仙玉可谓先人一步，与郑局长关系发展得非同一般。

在郑的关照 下, 1999年至2003年, 双鸽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申报的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 和一次性使用输液器办理医疗器械注册证得以顺利审批，其下属公司申报的“甘露醇注射液”等总共有2 种药品的生产或注册获得郑的签批同意。

李仙玉与郑筱萸的关系之铁，关键在于走了“夫人路线”。那时, 李仙玉也不想直接以金钱将人家拉下水, 便邀请刘耐雪担任其公司的“顾问”, 然后再给刘耐雪一定的“顾问费”。

尽管现在看来有些掩耳盗铃, 但当时大家都觉得非常妥贴。当郑筱萸知道夫人与李仙玉有着这样的“经济关系”后，批办许可证的积极性自然高涨。几年下来, 刘耐雪从双鸽公司领取的 所谓“顾问费”总计有10多万元。

（2）借钱入股, 回头吃“红利”。

当然, 仅靠这十几万元的“顾问费”是不能拿下堂堂的部级高官及其夫人的。李仙玉清楚，搞公关好比熬中药，得用文火，慢慢来。“顾问费”一点点地发，其他好处也要一次次地跟进。

李仙玉与刘耐雪经过多次策划，觉得应该想出一个“安心拿钱而又不会出事”的办法。正好，那时各地兴起投资入股的高潮。1997年，双鸽集团峰峰塑料制品厂要新办一个针头车间，李仙玉邀请刘耐雪投资入股。

李仙玉告诉刘耐雪, 这个入股是名义上的, 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出钱。但对外界来说, 或者说从法律的角度来说, 还是出钱的。具体的办法是, 先是李仙玉借5.2万元给刘耐雪, 由刘出具借条; 然后再拿这笔钱入股, 等到分了红之后, 再从分红中拿出钱来还借款。虽然第一次分红用于还款了, 但以后的分红, 就是白拿了。

刘耐雪照此操作, 而且在1999年9月, 还真的还清了欠款。不过, 这次入股手续是刘耐雪办的, 入股人的名字却写的是自己的儿子郑海榕。几年来, 刘耐雪从李仙玉处领取的分红, 至案发前为 22.8万元。

（3）笑纳名车,“筹款”买房装修

在领了“顾问费”和“分红”之后, 刘耐雪与李仙玉的关系越来越铁。郑筱萸为李仙玉公司所办的批件也越来越多, 双方的信任与日俱增。

凭借这样的“小打小闹”, 郑氏一家要想迅速富起来是不可能的,“小富即安”决不是他们一家三口的理想。再说, 从 2002年开始, 儿子郑海榕已从日本留学归来,该为儿子的家业好好打理一番了。接下去, 儿子的结婚、用车、住房等等, 都是大问题。

李仙玉得知郑氏一家的忧虑后, 马上解囊相助。2002年, 李仙玉将一辆奥迪牌轿车(价值18.5 万元)送给郑海榕; 2002年4月, 又送上17 万元给郑海榕, 用于交付其购买上海市普陀区凯旋北路一套房屋的首付款; 2005年1月至2006年5月间,又以股份权益名义给予郑家25万元, 同时还帮助郑海榕交付购买上海市浦电路一处房产的首付款199万元。

就这样, 光是浙江双鸽一家公司, 便通过种种名义, 给郑海榕、刘耐雪送上财物共计人民币292.9万元。

双鸽公司给郑筱萸儿子奉送买房款的办法, 让郑氏一家胃口大开, 大大激活了他们以此门路致富的兴趣。

在双鸽公司之后, 北京的两个医药研究所负责人也如法炮制, 以表孝心, 他们代理进口的药品进口计划的审批得到了郑筱萸的帮助, 申报药品注册获得郑的签批同意。通过买房、装修、购家具等名义,他们先后送给刘耐雪人民币共计104.4万元。

（4）不需坐班, 长年领取“工资”

与浙江双鸽公司老板李仙玉一样，广东某医药公司的女老板郑军也很精通公关术, 懂得如何收买人心。

1999年底至2003年10月间, 这家医药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在办理进口化学药品原料“盐酸纳洛酮”、申请成为药品零售跨省连锁试点企业、办理《药品经营许可证》等事宜过程中, 得到郑筱萸的帮助。为此, 在2000年6月到2006年12月间, 该公司多次给予其儿子郑海榕总计98万元。

那么，这家公司是如何说服郑筱萸，让其儿子大胆收下这笔钱的呢?

虾有虾路, 鳖有鳖路。广东这家公司自有他的行贿新门路。这个新门路, 便是给郑海榕找工作、发工资。

2002年, 郑海榕从日本留学回来后，曾在北京某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后便赋闲在家。这时，郑军找到了他, 并说服他帮助她的公司干活。而所谓的干活, 便是帮助郑军到郑筱萸那里说好话，帮助办理公司的审批业务，然后, 由公司支付郑海榕一定的报酬。

于是, 在父母亲面前, 郑海榕一口一个“阿姨”, 把郑军这个女老板叫得挺热乎的, 让郑筱萸觉得郑军是个值得帮忙的人。而在郑筱萸夫妇面前, 郑军这位“阿姨”则表现得非常喜欢郑海榕这个“海归”青年。就这样, 郑筱萸同意了儿子郑海榕帮助郑军及其企业“工作”。而事实上, 郑海榕从来就没有到这家公司上过一天班。

2000年至2006年, 郑海榕收受郑军每月以工资名义给予的人民币1万元, 共计73万元; 2005 年上半年, 郑海榕又另外收受了郑军人民币25万元。两项合计98万元。

（5）“少吃多餐”, 频繁收受“礼金”

并不是每个药企老板都如李仙玉、郑军一样懂得借用其他名义给领导干部的家属送钱, 也有一些比较老套的送钱办法, 就是逢年过节送礼。

海南普利制药有限公司曾经申报过“注射用盐酸曲马多”、“注射用乙酰谷酰胺”等药品的注册审批, 获得过郑筱萸的帮助, 该公司申报的“注射用尼莫地平”等6种药品的注册也获得郑的签批同意。为了感谢郑的帮助, 该公司负责人决定送给郑筱萸人民币11.5万元。

如果把这笔钱一次送出, 数目比较大, 郑筱萸未必会收。但是, 如果以礼金的名义, 5000、1 万地送上, 效果就不同了。尽管这样做比较麻烦, 但送礼的和收礼的会达成心照不宣的默契。

为了送出这11.5万元, 该公司负责人每年要跑到北京, 最初送是5000, 后来发展到送1万, 最后两次发展到送两万。与海南普利制药有限公司一样主张分次送钱,“少吃多餐”的, 还有中华茂祥集团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中华茂祥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申报药品注册获得郑签批同意。为此, 在2003年至2005年, 该公司负责人先后3次送给郑12万元。

（5）接受请托, 帮打官司拿“好处”

郑筱萸不仅自己大量收受礼金, 通过老婆孩子收受巨额贿赂, 另外还凭借手中职权, 接受他人请托, 借打官司收受“好处费”。

2004年3月至 11 月, 郑筱萸利用担任国家药监局局长职务上的便利, 在山东长清制药厂起诉国家药监局的行政诉讼过程中，接受北京光明中医研究所负责人的请托, 为被列为诉讼第三人的该研究所和汕头市美宝制药有限公司通过诉讼最终获得“湿润烧伤膏”的生产批准文号提供帮助, 并为此收受该研究所的2万元美金。

山东长清制药厂诉国家药监局诉讼案的背景复杂: 1988年2月, 北京光明中医烧伤创疡研究所与中国国际工程和材料公司、山东省长清县城关镇后三村村民委员会三家签订联营协议, 成立了长清制药厂, 生产湿润烧伤膏。1990年联营的三方因发生纠纷, 起诉至法院, 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1994年终审, 长清制药厂被注销。

但是, 一年以后，后三村村民委员会在三方联营解体之后重新注册成立了名称完全相同的山东长清制药厂, 继续生产湿润烧伤膏。2000年2月, 国家药监局批准北京光明中医烧伤创疡研究所把生产湿润烧伤膏的技术转让给汕头美宝制药厂。

山东长清制药厂得知后提起行政诉讼, 起诉国家药监局的行政行为违法, 要求国家药监局撤销涉及到山东省长清制药厂非法生产的相关处理和批复。此诉讼行为以山东长清制药厂败诉而结束。

2001年和2002年, 山东省的一些人大代表两次向全国人大提出议案, 认为法院判决错误, 应该依法保护山东省长清制药厂生产湿润烧伤膏的权益。为此, 最高人民法院发出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山东长清制药厂的行政诉讼的裁定, 后北京市高院将北京光明中医烧伤创疡研究所和汕头美宝制药厂列为诉讼第三人。

北京光明中医烧伤创疡研究所负责人徐某非常着急。他事后回忆说:“该案改判的可能性很大, 如果郑筱萸不支持, 国家药监局在诉讼中不积极举证, 行政诉讼就会败诉, 我们公司就会因此而失去湿润烧伤膏的生产权。”

为了打赢官司, 徐某给郑筱萸送去2万美元。

在郑筱萸的帮助下, 此案在2004 年在北京市经过两审终审, 做出了“原告山东长清制药厂与卫生部 88 卫药 Z- 01号批件上的同名长清制药厂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的判决。

郑筱萸之子郑海榕，曾在中国医药集团下属某企业工作, 其个人还在幕后操纵着位于上海的 一家医疗器械公司：一正医疗。

上海青浦区药监局一名官员说：“一正医疗是郑海榕亲自来办理申请的, 第一次他就直接介绍说‘我是郑筱萸的儿子’。”

一正医疗，2003年6月5日成立，其经营范围是: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及诊断试剂、输液辅助装置。一正医疗曾被认为是其董事长兼法人代表袁文梅的公司, 郑海榕则被认为是其实际控制人。

不过，工商部门的信息显示，一正医疗注册资本100万元，最初出资方有郑海榕与陈晶两人，分别出资70万元和30万元, 法人代表是陈晶。2003年，法人代表由陈晶变更为袁文梅。

据知情人士称，一正医疗其实是个皮包公司，依靠批文交易等来获利。郑海榕平时很低调, 但贪心也很大, 除了上海这家企业, 他还实际操纵着北京的另一家企业。

郑海榕在注册一正医疗的时候，声明是上海一正广告有限公司的员工, 而一正广告成立于2003年1月，注册资金50万元，股东正是刘耐雪与郑海榕母子, 分别出资5万元、45万元。

一正医疗在申请许可证的时候, 上海青浦区药监局曾去做过检查, “是在一家图文设计公司里 借用了一两间办公室，有一个会计，还有两个退休后返聘的销售员。其质量监管人员由郑海榕本人兼任，我们看过他的大学本科学历证书，但他的名片上又挂着医学博士的头衔。”

2006年1月, 国药控股有限公司正式任命郑海榕为医院营销事业部总经理。该部门是专为郑海榕设立的, 他任总经理, 但没有其他具体工作人员, 只有两名兼职顾问。国药控股成立于 2003年1月, 由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等出资组建。

与许多高官栽在子女配偶和秘书身上一样，秘书是郑筱萸案的关键一环，被称为他“左膀右臂”的两任秘书——曹文庄和郝和平与案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熟悉药监局内情的药商们都知道，在国家药监局大院，药品注册司和医疗器械司是两大实权部门，而掌管这两大要害部门的，正是郑筱萸的前后两任秘书曹文庄和郝和平。

负责侦办郑筱萸腐败案的工作人员透露，曹文庄东窗事发，直接导致郑筱萸腐败案浮出水面。

曹文庄，1962年出生于山东。1984年从黑龙江商学院中药系毕业，配到中国药学会工作，几经变迁，进入国家医药管理局，并成为时任局长郑筱萸的秘书。

与众多领导干部的秘书一样，曹文庄办事周到细致、小心翼翼，加上他城府很深的个性，很快便赢得了上至“老板”下至同僚的满意，他的仕途也展现出一派喜人景色。果然，在担任了一个时期秘书后，曹文庄升任局办公室主任等职。

2002年，曹文庄结束了秘书生涯，担任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司长这一要职。权力是柄双刃剑，当绝对的权力给他带来实惠和荣耀的同时，也使他的命运之舟驶入了歧途。

2006 年1月12日晚，正在主持2006年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会议的曹文庄被侦查人员从会场上带走。时年44岁的曹文庄被中纪委“双规”。

曹文庄

曹文庄等人受贿案是如何败露的呢？比较可信的说法是中国医药市场乱象丛生，一些企业损失惨重，于是一家境外药企站出来，以确凿的证据在境外媒体上揭露了几家企业向中国国家药监局官员行贿20万欧元的丑闻。

2006年春节期间，已经关押了一个多月的曹文庄态度出现积极变化，开始对自己的问题进行交代。他找到律师，就有关检举立功方面的问题进行详细咨询。

2007年6月21日，曹文庄被押上了审判台。检方指控，曹文庄在任药品注册司司长期间，利用手中的权力，在为企业药品办理注册审批事项过程中，于03年至05年间，接受请托，为两家制药企业在药品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人民币150万元、美元8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约23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涉嫌受贿罪。同时，检方对其玩忽职守罪指控，认为，在药监局推行GMP论证和“地标”转“国标”时，降低审核标准，造成药品管理混乱，提高了百姓的用药风险，降低了国家机关的公信力，情节特别严重。

07年8月2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对曹文庄的死缓判决。

步入仕途的曹文庄也像许多官员一样攻读了法学博士。他的博士毕业论文，题目竟然是《论贪污罪和受贿罪的主客观要件及犯罪构成》。不仅选题是贪污罪和受贿罪，还论述了“主客观要件”、“犯罪构成”，看来曹博士对这篇论文的选题真正是下了大功夫。

检方明确提到的关乎对他量刑的一个重要“要件”，就是行贿人魏威，此人被业内戏称为“拿号王”。在2002年“地标换国标”时，他通过行贿曹文庄等人，拿到全国各省市上报药品的质量标准及生产工艺，然后以这些资料为模板，选择200余种生产厂家较少、以注射剂为主的药品，通过行贿吉林省药监局的一些官员，补回1996年前这些产品的文号，再将地方文号上报至国家药典委——“地标”于是顺利地换成了“国标”。短短两年间，魏威即拥有200多个药品批文，堪称药企“奇迹”。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医药企业拿到了“新药”指标就等于获得了单独定价的权力。据统计，国家药监局近年来每年受理报批的新药都达万余种，形成了一条“绿色通道”。“所谓新药，大部分都是低水平重复的‘换马甲药’，改一下外包装就成我们自己研发的产品了。”

被“双规”后，曹文庄曾面对检察官公然叫嚣自己是“天下难得的清官”，不肯认罪。专案组决定从曹文庄频繁接触的人身上寻找突破。侦查员发现，曹文庄经常去国贸嘉里中心健身，而埋单的人都是中国药学会咨询培训部的刘玉辉。顺着这条线索摸下去，办案人员发现，刘玉辉的社会交往非常多，他与多个药厂都有联系，是药监局官员和药厂之间的“金钱桥梁”。2005年11月，刘玉辉被抓获。为了让刘玉辉吐露实情，专案组花费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他始终三缄其口。

据介绍，案情的突破来自一剂感冒冲剂。连续多日没有进展，办案人员焦急万分，气候的变化使有的人感冒发烧。一天，刘玉辉看到一名办案人员在泡感冒药时，劝了一句：“别喝了，有的管用，有的根本没药效。”机遇来了。办案人员从这句话中发现刘玉辉心里还存有良知。从感冒冲剂说起，办案人员一点一点地耐心开导，启发他交代问题。刘玉辉终于交代了和曹文庄的权钱交易。

郝和平

2004年3月份，成都发生了一起药品事件，一家血液中心从北京某血制品公司购进了一批一次性血浆袋，由于该批血浆袋没有合格证，最终导致所装血浆全部销毁，该血液中心蒙受了重大损失。负责购进血浆的血液中心采购科长因此被判刑。同年6月，一封匿名信送到西城区检察院，信上提到时任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的郝和平与此事有关——他收取了上万元的好处费。

血浆被污染，事关人的生命。信中写道，劣质血袋的合格证是郝和平审批的，郝和平收受血袋厂5万元贿赂，帮助其获得了生产许可证。郝和平受贿的线索进入检察院反贪局的视野，但是，如何将举报落到实处?一时间，案件的追查陷入了僵局。

按照常规，检察官们对郝和平进行了初查，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能证明郝和平受贿。药监局纪委甚至还反映，郝和平主动上缴了一张1万元的购物卡，并称是到血袋厂了解情况时，对方给的卡。

郝和平非但不是贪官，还是清官。检察官们并没有到此结束。他们一个线索一个线索片地排查，一个疑点也不放过，他们终于从一辆轿车打开了突破口。郝和平名下有一辆从杭州购买的广本轿车，其妻名下还有一笔从山东到北京的20万元汇款。追踪溯源，轿车给办案人员带来了希望。经过辗转侦查，广本轿车的真正购买者，杭州某大型医疗器械公司的王董事长浮出水面。

那还是若干年前的一天上午，杭州城里迎来了手握医疗器械审批重权的郝和平郝司长。作为一家以生产医疗器械为主要产品的企业，负责监管的上级主管部门司长的到来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王董事长精心作了迎接的准备，小心翼翼地把郝司长请到企业考察。

王董事长在介绍情况时，有意无意间介绍了企业在经营医疗器械的同时，还“兼职”做点汽车生意。不知是言者无意还是听者有心，郝司长牢牢地记住了这一重要信息：这是一个既生产医疗器械又做汽车生意的企业。回到北京不久，郝和平给王董事长打了个电话，寒暄之后，谈起了公司兼营的汽车生意，谈起自己对汽车的爱好，透露了能否帮忙买辆车的心思。王董事长心领神会，正愁找不到与郝司长拉近距离的机会。郝的“暗示”没几天，一辆本田轿车就从杭州出发驶向了北京，

当崭新的轿车停在郝和平面前，他喜不自禁。至于买车款的事，他从没有提过。计划周密、行动迅速，专案组秘密调查掌握了大量证据，仅用3个月就查清了郝和平案的情况，最终将他送上法庭。

郝和平年是“文革”中上学毕业的工农兵学员，1974年毕业于昆明工业学院，分配到国家卫生器械局工作。 1980年，他调入国家医药管理局。郑筱萸到北京担任局长后，他担任郑筱萸的秘书。1998年，郝和平出任医疗器械司司长。

郝和平在医疗器械审批方面大有一手遮天之势，除了郑筱萸，他就是医疗器械审批的老大，该批准的不及时批，不该批准的只要投其所好，一律放行，凡其批准的器械即使“出了事”，也能得到他的庇护，化险为夷。“奥美定”即是典型一例。

“奥美定”本是乌克兰英捷尔法勒公司生产的产品，通过吉林富华公司代理销售。后双方终止合同，富华公司研制同类产品，并于1995年获准临床试用。一位知情人士指出，这一类产品，试用的最低期限应该是2年，但中方的这家公司神通广大，当年年底即获得注册证书，一年之后正式生产。2004年2月，乌克兰这家公司的产品被药监局全面查禁。然而到了2005年，尽管对“奥美定”的投诉不断，该公司仍再次取得4年有效期的医疗器械注册证。

自从“奥美定”进入中国市场，就不断接到用户投诉，可是，神通广大的富华公司公关能力极强，来自国家药监局的一个权威的电话，让李小姐白白失去了美丽的乳房乳房是生命的源泉，女性的象征，哪个女人不希望有一对丰满漂亮的乳房呢?

2003年初，李小姐到珠海拱北逛街，被一家美容医院的隆胸广告所吸引。以往她了解的只有手术隆胸，使乳房丰满，相对于手术假体隆胸，注射隆胸“不用开刀，不用手术，不用住院，当天便可以回家”。李小姐伫立良久，诱人的广告宣传词令她怦然心动。李小姐鬼使神差来到这家美容医院三楼，护士介绍了几个已注射过的女孩，李小姐的疑虑减少了。当女护士谈到价格，吓了李小姐一跳，但她还是作出了决定，她那时正在第一次谈恋爱，觉得花8000元很值。

2003年3月26日，她在该院完成“奥美定”注射，估计两乳各注射了150毫升。问题在术后不久立即显现，她开始感到疼痛。长时间的按摩、打消炎针并没有让症状消失，她的胸部甚至出现硬块。美丽的前胸，令李小姐欣喜之中怀有隐忧。婚后一个月，她有了身孕，胸部的疼痛更加厉害。次年4月，女儿降生，她的乳房发红，流血水，时而还夹杂着黄色的脓液。眼睁睁看着其他产妇给孩子喂奶，自己的女儿只能吃奶粉，心像被无数的针刺痛着。此事引发的另一变故是离婚，其女儿也判归前夫。2005年下半年，李小姐到深圳富华美容医院做了取出手术，但仍有疼痛感，特别是例假期间基本无法睡觉。为了美丽，李小姐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据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发布通报称：3年间，共收集到与注射用聚丙烯酰胺水凝胶有关的不良事件监测报告183份。与此同时，围绕以此为主要成分的“奥美定”消费者与厂家、医院对簿公堂。在风行多年之后，注射隆胸产品“奥美定”被国家药监局叫停。

如果从第一批“奥美定”受害者愤而诉诸公堂算起，受害者与“奥美定”已经对垒整整8年。生命权利与企业利益这番漫长的博弈，最后终于以生命权利的胜利而落下帷幕。

“聚丙烯酰胺水凝胶”是产品化学名称，1997年12月，经国家药监局批准，乌克兰英捷尔法勒公司生产的聚丙烯酰胺，可作为长期植入人体的医疗器械在中国出售和使用，商品名日“英捷尔法勒”。

1998年9月，乌克兰方面与富华终止合同，其进口总经销权交给吉林敖东公司。次年4月，吉林富华英捷尔法勒医用材料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吉林富华医用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将“英捷尔法勒”5个字从原来的经营范围中删掉。

与此同时，公司自称研发出新产品，取名为“奥美定”，其主要成分也是聚丙烯酰胺水凝胶。1999年12月经国家药监局批准试生产，2000年12月正式批准生产。在“奥美定”与公众利益的博弈中，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记者赵华参与了调查，他讲述了“奥美定”轻视人的价值，尤其是生命价值的惊人内幕。

《新闻调查》记者赵华：有一天一位律师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受害者在这。我就过去了，见到了一位姓刘的受害者。我觉得她很适合上电视，第一表达力强，第二她的受害特征明显，半边脸基本上坏死了。我在仔细研究了一些材料后报了选题。台领导很快就批下来了。

前期主要是电话采访。我问她们当时是怎么做手术的?她们讲的一个情节特有意思，一进富华医院，就看到两张大告示，一张是国家药监局的批文，一张是保险公司的担保合同。就是说这事已经有国家权威机构担保和保险公司担保，不会有风险。那些女孩子心理上的警戒就先解除了，就跟富华签协议，顶多讨价还价，能不能打个八折、七折?很显然，没那两张招牌，不会有那么多女孩子轻易上当。

听到很多这样的故事，我就觉得这个素材特别适合调查，它有金钱、有法律、有欺诈、有内幕，多种复杂的元素，很戏剧，当然也很悲哀。我们在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前期调查后，摄制组到了深圳富华美容医院。我们的女编导范铭装成来隆胸的，甚至让人家捏一捏，然后问是不是合适做手术?人家说你很合适。我们的编导装得很像，人家完全解除了警惕，我们就把一些场景拍到了。

电视台的记者们在调查时发现，“奥美定”之所以如此嚣张，就是因为他们手握国家医药监管部门的尚方宝剑。按照规定，产品长期植入人体的医用材料，要经过严格的基础研究、实验室研究、动物实验和临床实验。其中仅动物实验中的植入实验一项，最短观察期也在一年以上。而富华从对外宣称要独立开发同类产品到产品获准，不足一年。简单一看，时间就不够。人体实验最短观察期要两年，可它只做了7个月就获准上市。

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批准它上市的？1999年12月15日国家药监局批准其生产、销售和临床使用；仅隔13天，也就是同年12月28日，《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办法》就高调出台，实际上是为了抢在《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办法》出台之前把“奥美定”批下来，否则很难审批。自从“奥美定”进入中国市场，就不断接到用户投诉，可是，神通广大的富华公司公关能力极强，它可以使国家药监局为这一投诉不断的产品开禁，“正规的医院及整形医疗单位，由经过专门培训的医生使用。”2003年7月23日，深圳药监局对富华医院发出了整改通知，要求“即日起立即停止使用医用聚丙烯酰胺水凝胶(奥美定)。”但该局递交深圳市人大的一份报告称，对方“对此不予理睬”。富华医院何以敢如此蔑视国家执法单位，原来他们有更硬的后台。深圳药监局稽查大队队长柏晓斌接受央视采访时说，“我们当时打了报告给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打了一个电话说，富华情况特殊，可以用。”郝和平已因涉嫌商业贿赂被刑拘，他与“奥美定”的关系已经真相大白。需要提及的是，至2004年12月28日，“奥美定”所获批文已到期。次年年初，二次批项目准一事已被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提上议程。在历经几次专家论证之后，于2005年5月左右再次获批。

一个细节是，1997年12月，国家药监局就批准了中国富华公司进口“英捷尔法勒”，但到1998年3月2日才取得该产品的检验报告。赵华认为，“奥美定”泛滥成灾，根子在违规审批，而其他机制对违规审批造成的严重后果，起初不仅没有起到遏制作用、纠错作用，反而不断放大其恶果。在“奥美定”的泛滥中，我们看不到一次成功的拦截，媒体被摆平，受害者被监控，专家被威胁甚至被买通，几乎所有拦截机制都失效了，几乎所有救援机制都没能为受害者提供应有的救济。“只要有一个环节纠错，就不会有后来的悲剧发生。”“奥美定”所带来的悲剧令人警醒。

国家药监局的一位官员向媒体披露了这样一些内幕:医疗器械分三类审批，其中一类医疗器械可免临床实验，直接进入市场;二三类则要经过至少半年以上的检验、试用等程序才可进入市场。

猫腻就在这里。跟时间赛跑，谁赢得时间谁就赢得金钱，这是药企中谁都明白的道理。于是，一场缩短审批时间的游戏在药企和药监部门之间展开了，药企们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把审批时间降到最短;于是巨大的寻租空间产生了。药企们以金钱开道，各种手段都派上用场，为的就是把介于二三类之间的医疗器械以一类申报加快审批。国家药监系统的窝案、串案揭露出来后人们才惊讶地发现，主管官员的自由裁量权既大得无边，本应公正的审批程序又混乱得不能再乱，报上来的申报材料批不批、何时批，完全由郑筱萸、曹文庄、郝和平掌控。

制度的漏洞给予他们巨大的寻租机会，个人的操守决定了他们是天使还是魔鬼。一位药企朋友在介绍他所了解的潜规则时说，约60%的成本用于跑关系，其中约20%给医院，40%给药监、工商等相关部门。“奥美定”使人们看到了美丽的代价，更让人们认识了药监局审批的混乱和腐败的猖獗。

2005年6月，郑筱萸被免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职务。作为郑的亲信，他的命运迅速发生重大转折。半个月以后的7月8日，郝和平被请到办公室，等待他的是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的办案人员。

2006年11月2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和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郝和平有期徒刑15年，以受贿罪判处郝和平的妻子付玉清有期徒刑5年。

郝和平和付玉清的辩护律师都是请的北京城大名鼎鼎的刑辩律师，这都是付玉清的父亲专门跑到北京来请的。原来，付玉清的父亲在老家东北是个“老纪检”，历来对这两口子要求非常严。女儿女婿日子过得好，老父亲也很高兴，但隐隐地也有一些担忧。每次来北京看望女儿女婿的时候，总不忘叮嘱夫妻俩：“你们现在有这样的生活不容易啊，一定要把好自己的关，一定要注意啊……”

夫妻俩在供述时分别透露，老父亲每次进家门的时候，有个职业习惯，进门后眼睛就四处看，看见新添一样东西，哪怕是个电视机、洗衣机，都习惯性地问：“从哪儿来的？自己买的还是别人送的？”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如果真是非法得来的，夫妻俩总是想办法搪塞过去。

回想父亲的一次次叮嘱、自己一次次的搪塞和侥幸心理，郝和平除了不安，唯有后悔。

纵观检察官对郝和平夫妇的指控，可以发现他们犯罪的手法既原始又拙劣，而他令人难以置信的爱好更是把他推向了收受贿赂的泥潭。

那还是2004年夏季的一天，老朋友陈老板从威海打来电话，盛情邀请郝和平夫妇前去度假。在接风酒宴上，郝的妻子付玉清透露新买的房子还没有钱装修，精明的陈老板立即接过话茬儿：“你们回去开个账户吧。”

一般酒席间的话听听就算了，但郝氏夫妇是当真的，他们回到北京，便以付玉清的名义开了账户。陈老板很快便把20万元现金打入这个账户。

郝和平的罪状还有收受一辆轿车，再就是收受会员卡。检察官指控郝和平利用负责医疗器械公司申请的医疗器械产品审批的职务便利，为浙江、上海、陕西、广东等医疗器械公司申请的医疗器械产品获得批准生产提供帮助，收受上述公司给予的价值26万元的广州本田雅阁牌轿车和价值50多万元的高尔夫俱乐部旅游会籍卡、会员卡共3 张。

郝和平喜欢高尔夫球绝不是出于附庸风雅。他对这项贵族运的喜爱已经达到痴迷程度。可是，他只是一名司局级干部，收入是有限的，以他的工资收入，是不可能支撑他的这项贵族爱好的。在他收受的贿赂中，俱乐部会员卡价值就高达50万元，占了他受贿款的一半。郝和平像打的一样乘着飞机在全国飞来飞去，只要听说哪里有高档的高尔夫球场，他会立即飞去体验。药商们都知道郝司长的这一爱好，与药商们探讨高尔夫球场的优劣也是郝和平的一大爱好。

郝和平的另一项罪名说起来有些不可思议：非法持有枪支罪。枪是这样来的！

广州的一家公司通过朋友认识了郝司长，并请郝司长帮忙解决了一些问题。郝司长帮了公司的大忙，一定要有重谢。公司的王总动用了自己的所有关系，详细地了解了郝司长的家庭情况和平常爱好，当他得知郝和平对金钱美女并没有特殊兴趣，而对各式枪支兴致极高时，便知道如何投其所好酬谢他了。王总让手下广为收集，出资购买了气手枪、转轮气手枪共5支，还有一些子弹。一切准备妥当，王总带着礼物找到郝和平，当一支支崭新湛亮的枪支摆在郝和平面前时，他禁不住心花怒放，一支支地拿起来，在手中反复把玩，脸上浮现出满足的笑意。他不假思索笑纳了。

案发后经鉴定，这些枪均具有杀伤力。郝和平因此获罪3年。法庭上，昔日的郝司长完全没有了以往的潇洒以往的贵族气，花白的头发略显凌乱，满脸胡碴掩饰不住一脸的沮丧，细边眼镜架在鼻梁上，让人感受到这曾是一位位高权重的人物。只是他的一身蓝色囚服和身后站着的法警，告诉人们这是一个罪犯。站在法庭上郝和平双眼微闭，面色土灰满脸的丧气，当法官请他回答为何非法持有枪支时，他缓缓地说，自己对我国枪支管理的规定一无所知....

如果说只是由于个人爱好和枪支管理方面的法盲获罪还令人有些许同情，那么，胆大妄为搞乱了医疗器械审批市场，危害广大消费者则无法宽恕。

在秘书工作者的队伍中，许多人在领导的熏陶下茁壮成长，也有不少人经受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锒铛入狱，陈希同、陈良宇等人的秘书就是这些不光彩分子的代表，郑筱萸两任秘书走向深渊的经过更是耐人深思。虽然他们的许多罪行不是在担任秘书期间犯下的，但秘书的经历使他们身居要职，秘书的身份更是他们作奸犯科的重要资本。

在杭州有着23年制药从业经历的郑筱萸，曾有极好的口碑。1994年，时任浙江省总工会主席的郑筱萸被任命为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 副部级) ; 1998年改任国家药监局第一任局长 (正部级) 。2005年6月, 年满60岁的郑筱萸被免去国家药监局局长、党组书记职务, 担任中国药学会的理事长。

2006年12月28日, 已经卸任一年半的郑筱萸，被中纪委“两规”。

2007年7月10日，郑筱萸被判处死刑，终年64岁。为1949年以来因经济犯罪而被处决的第4位高级干部。临行前一夜，郑筱萸写下遗书：如果有下辈子的话，我绝不从政。

明天，我就要“上路”了。此刻，我有许多话想说，这些话对现在活着的人也许“有用”，所以我不想把它带走；这些话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说出来我也许会感到舒服一些。

我 1944 年 12 月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想我由一个赤条条的小男孩最后出息成为一个国家的部级官员，我的人生应该说是很成功的，我对得起父母给予我的这条生命。随着我职务的不断变换，官越做越大，我给我的父母和家族一次又一次地带来惊喜、兴奋、自豪和骄傲，郑氏家族因我而光宗耀祖。然而，如今我以这种方式来为我的人生画上“句号”，我成为全国人民舆论的焦点，我被全国人民唾骂，我又使我的父母和家族蒙受了巨大的耻辱！

此时此刻，我真不知该对我的父母（倘若他们地下有知的话）和家族说些什么！

说句心里话，我即使是天天做梦，也梦不到我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在中国，因“犯玩忽职守罪”而获死刑的部级高官建国以来我是第一人。上世纪80年代，“渤海 2 号油轮”失事，当时国务院的一位副总理给的是“记大过”的处分；上世纪90年代大兴安岭着火，林业局长的“处分”是辞职；近期的松花江水质污染，国家环保总局的局长也是辞职了事；重庆的天然气泄漏事故，死了200多人，中石油的老总也就是个免职。因“渎职罪”而获死刑的也有，就是重庆的“彩虹桥垮塌事件”，一名县长被判死刑，但县长属基层官员，和部级官员还没法比。所以，当一审判处我死刑时，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惊，不是一般的震惊！我是部级官员哇，我没有直接杀过人哪！我的第二反应是不服！我认为量刑过重。

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舆论却是一片的叫好声，大家咬牙切齿地鼓掌欢呼。这引起了我的反思。我为什么会激起这么大的民愤？原来是我这个部门太重要了，我这个岗位太重要了，我手中的权力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我虽然没有亲手杀人，但由于我的玩忽职守，由于我的行政不作为，使假药盛行，酿成了一起又一起惨案。这个账我是应该认的。我今天能死，主要是因为我这个岗位的责任太大，如果我在其他的局级或部级岗位上，即使是受贿的额度再大点，也不至于掉脑袋。我的悲剧使我得出了一条经验，那就是当官不要当重要岗位上的官，并不是权力越大越好；再有就是当官一定要负责任！不要以为当官是什么好“玩”的事，不负责任的结果最后很可能就是我这样的下场！从我被判死刑这件事上，彻底地看出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

我现在最后悔的是不该从政。我 1968 年从复旦大学生物系毕业，我应该一直搞业务。如果我一直搞业务的话，毫无疑问我现在早已是教授了，我会照样生活得很好，我也就不会落得今天这样一个结局。

如果有下辈子的话，我绝不从政了！明天我就要“上路”了，就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现在最害怕的是，我将如何面对那些被我害死的冤魂？我祈求他们能够原谅我、饶恕我，我这不已经遭报应了吗？

郑筱萸在任内大力推行GMP认证，通过GMP认证，大大提高了国内药品生产企业的生产水平，进而也提高了药品质量。郑筱萸在任内的铁腕政策大大改善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成立之前的药品市场的混乱局面，但是这也成了腐败的根源。由于郑筱萸为首的“药监局腐败窝案”给政府的公信力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❶紫水《权力操弄经济必须改变 ———以姜伟与郑筱萸斗法为鉴》

❷虎啸天下《郑筱萸家族“权钱利益链”断裂幕后》《四川党的建设》

❸田 雨 李薇薇《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警示录》

❹徐江善《失控的权力——郑筱萸秘书曹文庄、郝和平犯罪纪实》

❺高新《郑筱萸“敛财术”大起底》《廉政瞭望》（2007-08-01）

❻徐江善《末路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