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封建王朝的朝堂之上，宰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重臣，县令则是分管一方的芝麻小官。

倘若两者均处于当职期间，宰相自然拥有更加崇高的地位，权力也更大。

但若是宰相告老还乡回到家中，那么此时的宰相又是否还有权力？

与当地的小小县令相比，谁的权力又更大呢？

宰相一职，最早起源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

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宰”意为主持，“相”意为辅佐，连起来就可以理解为辅佐皇帝处理全国大小事务的官员。

在实际工作中，宰相除了帮助皇帝总揽朝务的任务，还有统领百官之职。

不同朝代，对于宰相一职的称呼也不尽相同。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设立左相、右相，二者均为宰相；战国时期，各国大多称呼宰相为“相邦”；秦汉时期则以“丞相”相称；隋唐年代，宰相又变为了中书令、尚书、侍中的统称。

不过无论名称如何变化，宰相的权力一直以来都很大。

宰相是封建王朝官场中的最高官员，正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般指的就是宰相。

正常情况下，宰相大多为当朝功高权重的大臣所任职。

虽说封建社会属于皇室一家，宰相也不过是为皇帝工作的仆人，但天下政务繁多，君主自然不能所有事都亲力亲为，想要面面俱到，必须依赖以宰相为首的文武百官，而在封建官僚体制中，宰相就是那个仅位于皇帝之下的重臣。

换言之，整个朝堂之上，除了皇帝就是宰相说了算，如此看来，宰相的权力不可谓不大。

在特殊情况下，宰相甚至会出现功高震主、威胁皇权的情况。

比如皇帝沉湎于享乐之中，对朝事不闻不问，如此一来宰相就成为了一国的实际管理者。

再比如幼帝登基，无力治理朝政，负责辅佐新主的宰相，自然而然就会被赋予更多更大的权力。

又或者是皇权衰落，朝中大权顺理成章的就落到了最大官员宰相的手中。

三国时期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历史上，宰相威胁皇权的例子数不胜数。

正因如此，皇帝在重用宰相的同时，也都在想方设法削弱宰相权力、防备其篡权谋位。

汉朝时期，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亲自过问一切政务，给予九卿百官直接向皇帝奏事的权力，不用再通过宰相。

到了隋唐，宰相制度又演化成三省制，宰相权力被大大分割。

北宋年间，朝中军权更是从宰相的手中分离出来，同时设立三司使，进一步分割宰相权力。

公元1395年，朱元璋正式宣布废除宰相一职，这一在历史上留存了1700多年的宰相制终于走到了尽头。

宰相一职从诞生开始，削权、打压、防备似乎始终伴其左右。

但无论如何削弱宰相的权力，它始终是朝堂之上权力最大的官职。

相较于分管一方的小小县令，宰相的权力更是至高无上。

县令这一官职同样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彼时的官场称呼一县的行政长官为“令”，县令一词便由此产生。

战国末年，郡县制度正式产生，县令制度也愈发完善。

在古代，县令通常是一县的最高长官，虽说仅能管辖一方土地，但在自己的属地内，其地位与皇帝无异。

地方行政、军事、司法、治安、税赋等等，尽皆归属县令管辖。

值得一提的是，县令一职在古代并不是所谓的九品芝麻官，而是正七品官。

古代选取官员的方法十分有限，除了正常的科考制度，几乎没有其他合理办法。

如此一来就会造成一种很严峻的情况——朝廷可以任用的官员很少，能够派到全国各地当县令的官员自然也不多。

如此选官任官方式，自然会造成官僚机构人手不够、权力过度集中的情况。

很多情况下，朝廷在任命一地的官员时，只会分派县令一职，其他位置的辅佐官员就只能靠县令自己选拔、任命。

因此，偌大一个县级机构，到头来几乎都是县令自己身边的人，其权力自然也就大了。

当然，为了防止地方县令为非作歹、滥用职权，朝廷会定期派出检察官员探访，观察县令有没有行使好自己的职责，是否作出了不符规定和礼法的行为。

但这种制度在历朝历代中推行的并不多，大多数情况下，县令仍是一个无人监管的职位，最多就是定期向更高一级的知府汇报一下政务。

只要朝廷没有钦差大臣到来，县令可以说就是地方的土皇帝，几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即便偶尔遇到朝廷钦差巡视，通过钱财收买从而实现官官相护，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所以，古代县令多出贪官。

或许这些县令们在上台之初，都抱有一颗为百姓造福之心，但在这样一种无拘无束、天高皇帝远的环境之下，时间一久难免误入歧途。

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古代皇帝们的昏庸堕落是一个道理。

诚然，也有一些严于律己的官员能够做到出淤泥而不染，这些人无不是历史上少有的清官。

他们抵御住了官场的污浊，受到百姓的爱戴，但他们终归是少数人。

更多县令，到底还是迷失在了权力之中。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县令就是这样一个职位。

每个县有拥有自己的政府、财政部门、商会、治安人员，俨然一个小型国家。

只可惜这个组织内部没有监察人员，大小权力全部由县令一人说了算。

站在这个角度来看，县令的权力似乎并不比朝堂之上的宰相弱。

当然，二者若是在当差期间相遇，自然还是宰相的权力和地位远胜县令。

不过，若是一位告老还乡的宰相，遇到官僚制度中的最小官员县令，二者之间又是谁的权力更大呢？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宰相倘若褪去一身官职，便成了一位平民百姓。

按照正常的管理制度，此时的宰相应当归属当地县令管辖，根本没有与县令比拼权力大小的资格。

即使宰相当职时多么风光，此时面对一位小小七品官员也不得不行礼。

此时的宰相倘若犯下罪过，作为一方父母官的县令，完全可以按照当朝律例处置宰相。

虽然宰相曾经是皇帝身边的重臣，可出于公事公办的角度，县令完全有权力对其绳之以法。

不过这毕竟是推断中的情况。

一般来水即使宰相下野后身无半点权力，地方县令仍然要对其以礼相待，万万不敢摆县令的架子。

毕竟，宰相本人虽说离开了官场，但其裙带关系并没有远离朝堂。

作为一朝之宰相，在朝中必然有着自己庞大的人脉和势力，这些人就是宰相最大的底气。

尤其是告老还乡的宰相，此时的宰相大抵已经步入中老年，在朝为官几十年时间，朝中的关系网络势必错综复杂。

此时的宰相没有了半点权力，但身后多得是手握重权，并愿意为其出头之人。

所以，若是县令仗着官威向告老还乡的县令施压，那么等待他的或许就是无数高官重臣的打压和针对。

当然，此时的宰相仍然不具备任何的权力，只不过是多了一层常人不具备的威望。

相较于县令，告老还乡的宰相仍然没有与其权力争斗的可能。

不过，若是宰相想要凭借威望，通过县令行使某些权力，县令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愿意卖宰相一个面子。

退休宰相的人情虽说不如当职期间值钱，可对于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来说，宰相随便一封举荐书或者推荐信，都能给县令创造一个飞黄腾达的机会。

当然，以上情况针对的只是正常情况下的退休宰相与当职县令。

如果告老还乡的宰相是失权之人，情况或许会大不相同。

中国古代历史上，能够安安稳稳在宰相位置上干到退休的人似乎并不多，更多人在还未到退休年纪时便因为种种原因被迫告老还乡。

这类宰相要么失去了皇上的宠幸与信任，要么在党争中落败，他们以失败者的姿态回到家乡。

对于县令来说，这些宰相似乎并无任何利用价值，更无讨好的必要，他们自然也就没有了与县令比较权力大小的资格。

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县令的来头很大。

朝中大臣因为犯事被贬的例子数不胜数，一方县令经常成为他们的归宿。

对于这些人来说，县令之位可能只是暂时的，只要日后返回朝堂，权力与地位将会再次降临在他们身上。

所以，这部分县令的权力远非一般县令可比。

相较于告老还乡的宰相，他们也具备更强的底气和资历，权力上的比拼自然也不会落入下风。

宰相与县令，原本是两个天壤之别的职位。

但在某种情况下，二者似乎的确具备了一定的可比性。

只不过，权力的对比永远不能简单依靠职位的大小、是否在职来衡量，中间还有太多其他因素值得掂量，这便是中国古代的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