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王朝的内阁首辅中，张居正是一个极具个人风格特色的人物。他在58岁病亡时是当朝太师，领吏部尚书，比起嘉靖、隆庆时权倾朝野的严嵩、高拱，地位更高。可这位万历名臣，随着时间的流逝，争议却越来越大。

喜欢他的人说他励精图治，胸怀天下，是大明的救星。不喜欢他的人说他贪赃枉法，以权谋私，是伪善的君子。当然，在很多信奉“明实亡于万历”的人眼中，张居正就是他们心中的明星。

然而，张居正名动天下的成名作却也离不开万历的“助攻”。大权在握的张居正创造了流传后世的“万历新政”，将内忧外患的大明朝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更为离奇的是，在张居正死后不足两年的时间，万历帝朱翊钧竟对他的家人痛下杀手，长子张敬修被逼自尽，全家17口饿死府中，就连张居正的尸首，也险些被开棺戮尸。

那么，张居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与万历帝朱翊钧关系如何？他又为何会在死后遭到清算呢？

神童张居正

张居正出生于湖北荆州的军籍家庭，地位低下，家境寒微。1536年，12岁的张居正受到荆州知府李士翱的赏识，并获赐名“居正”。然而，天资聪颖的张居正却在乡试时，名落孙山。当时，湖广巡抚顾璘有意试探张居正的抗压能力，处处设障，打压他的骄心。

张居正虽然受到顾璘的压制，可他心态非常好，不仅没有被暂时的失利所打倒，反而愈战愈勇。两年后，张居正考中举人，成为十里八乡有名的“神童”。然而对于顾璘，张居正却极为敬佩，在他大权在握时，曾不止一次的感慨道：

“仆自以幼童，岂敢妄意今日，然感公之知，思以死报，中心藏之，未尝感忘。”

可以说，张居正纵然不是明朝清流学派眼中的“完人“，但他知恩图报、胸怀宽广的秉性，要远胜于同时期的万历名臣。

当时，张居正就任翰林院编修。他不喜清谈诗词，反而处处议论国政。针对大明百余年来积累的“疑难杂症“，张居正提出了著名的“论时政疏”。不幸的是，嘉靖不思进取，严嵩只知敛财，张居正的改革奏疏如同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不久后，庚戌之变爆发，俺答兵临北京城下。此次朝廷危机，让张居正看透了严嵩的本质，他不再将改变大明朝政的希望放在严嵩身上，反而亲近徐阶，将他引为知己。

可是，徐阶也斗不过如日中天的严嵩。在杨继盛案爆发后，徐阶选择自保，任由严嵩构陷杨继盛的举动，引发了张居正的极大不满。入朝6年有余，张居正四处碰壁，他心怀天下，却人微言轻。耿直的性格，难以在朝中生存。因此，张居正借休假之名，离开北京，远遁江陵，过起了钓鱼翁的生活。

俗话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张居正本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身在山野，却常常顾念朝政。游历民间三年，他见惯了百姓的困苦、艰难。只是，在他再次怀揣巨大的热情，返回朝堂时，冰冷的现实，仍让他难以为继。

张居正的道德瑕疵

1559年，当张居正第三次回到北京后，他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人皆知，自朱元璋创立大明不久，朝中就诞生了一股以“道德洁癖”为准则的清流文臣。他们以洁身自好互相砥砺，针砭时弊，逐渐占据社会主流。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清流文臣”却将个人荣辱得失放在了首位，他们爱惜自己的羽毛，甚于天下百姓死活。张居正幼时受到的“清流”思想影响比较严重，他虽胸怀苍生，却不愿放下身段，委曲求全。因此，为官十三载，张居正一无所获。

可张居正重新归来后，就一改往日的正直做派。他曲意逢迎朝中奸佞，溜须拍马，称赞严嵩、严世蕃父子，讨好嘉靖，不再上疏谏言。而对于严嵩的老对手徐阶，张居正则小心维护，私下里为他做了不少事。

张居正态度的转变，带来的最直观的好处就是，他在朝中的地位稳步上升，政治谋略也渐渐炉火纯青。在严世蕃被杀，严嵩罢官免职后，凭借徐阶的关系，张居正得以进入裕王府，成为朱载垕一朝赫赫有名的红人。

朱载垕常年受到嘉靖的排挤，他能力平庸，性格柔弱，但不失为一位明主。坐朝六年，他重用高拱、张居正，开放海禁，改变了嘉靖时期的朝中乱象。然而，张居正在朝中的地位，还不足以支撑他彻底的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变革行动。因此，利用朱载垕病逝的机会，除去他的昔日“好友”高拱，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

朱翊钧登基之初，张居正就站队高拱，打击秉笔太监冯保。可在私下里，张居正却是冯保的亲密好友，高拱不察之下，丢掉了首辅的位置。在高拱罢官免职时，张居正又声泪俱下为他求情，博得了朝中众臣的好感。而高拱去职不久，张居正又妄图制造刺杀皇帝的假案，彻底将高拱钉死在耻辱柱上。甚至在路过高拱家乡时，张居正还能和他握手闲谈，笑声朗朗。

可以说，张居正的斗争智慧和充满瑕疵的道德观念，在针对高拱的举动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高拱走后，朱翊钧年幼无知，张居正利用大权在握的机会，实行变革。当时，张居正虽联手冯保针对高拱，可为了获取冯保对于变革的支持，张居正默许了冯保的诸多不法行径，甚至还将他塑造成了清廉正直的宦官楷模。

可令张居正欣慰的是，吏治、赋税的改革得以顺利进行。仅仅十年的时间，张居正就实现了“海宇肃清，四夷警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同寺积金钱至四百余万”，将大明王朝推向了顶峰。犹如他的“前辈”王安石一般，张居正改革带给大明朝的好处，可供皇帝挥霍数十载。

然而，与前朝大多数变革家不同的是，张居正受到的非议也非常多。在明代，士有百行，孝敬为先。可张居正的父亲过世后，他却受旨“夺情”，并未回乡守孝。而在接连不断的攻击、诋毁下，朱翊钧竟以廷杖、流放为手段，压制弹劾者。可见，为了完善改革，张居正不惜得罪任何人。

威权震主

1580年，张居正上疏乞休。经历八年的改革，大明朝已然焕然一新。民生、边防较之正德、嘉靖两朝，天差地别。而目睹了夏言、严嵩和高拱的悲惨经历后，张居正越发感到深深的危机感，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朝堂。

只是，李太后并不愿意放人。在她看来，朱翊钧太过年幼，无法支撑大明朝的未来。因此，在驳回张居正的上疏后，仍以他为朝中首辅，深化改革。

1582年，张居正忧劳成疾，身患重病。临终前，他目视南方，仰天长叹，感慨颇多，似乎早已料到身后之事。在他死后，朱翊钧为他举办了盛大的葬礼，辍朝一日，加封他为上柱国，谥“文忠”，以示怀念之情。

然而，张居正死后仅仅四天，雷士帧就将矛头直指张居正的好友潘晟。自张居正改革以来，朝中官吏、民间富商、皇亲国戚以及清流文臣，对他的指责就从未停止过。尽管万历帝多次明确表示支持张居正，可随着他的离世，原本将张居正当作“恩师”看待的朱翊钧，也渐渐对他产生了厌恶。

不久后，朱翊钧以“威权震主”为由，下旨封闭张居正的家。尚未来得及搬出的张家人，被困在了府中，待查抄官吏抵达时，张家人早已饿死17人，张居正的母亲也在惊吓中，含恨离世。而张居正的3个儿子也遭到了残酷的刑罚，被逼诬陷张居正。

张家人的遭遇并未引发朱翊钧的同情，十年内“压制”的仇恨，让他产生了极大的逆反心理。尽管他曾将张居正当作“恩师”，可仍毫不犹豫地下旨“开棺鞭尸”。若非申时行据理力争，为张居正辩解，朱翊钧所作出的恶劣举动，必然震惊朝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