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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为了推行其强化战争的政策，并不以控制朝鲜政府为满足，它还要从朝鲜攫取更大的实际利益，并且获得日本向朝鲜派兵的“合法”名义。

7 月 30 日，大鸟圭介即根据陆奥宗光的指令，向朝鲜政府正式提出签订一项临时条约，使日本获得铁路、电讯和增开通商口岸的利益。但是，大院君则与日本人貌合神离，甚至试图争取列强插手，以摆脱日本人的羁绊。

他有“日本所望之改革过激，故稍有怀疑”、“日清两国现已开战，而两国长期打下去则有害于东西和平，故甚愿各国为之斡旋”等语。日本政府担心大院君的越轨行动，“有终将陷入其所望而招致意外干涉之虞”。

为此，陆奥又于 8 月 13 日发出如下之训令：

“若朝鲜政府此时对清国宣战，乃迄今之进程中最适宜之步骤。万一朝鲜政府有难于言战之处，可使其公开发表代替宣战之言论，此点至关重要。因此，请将此种理由与大院君及其他人等严肃言之。要之，为保全朝鲜之独立，尽管日清两国竞至干戈相见，而朝鲜国视此衅端恰似他人之事，则必铸成大错。朝鲜政府无论对清国或其他各国，应于事实上或言论上经常表露出日朝两国共同对抗清国之意。

否则，仅日清两国处于交战国地位，朝鲜恰如中立国之势，则将产生以下后果：

第一，有招致他国干涉之虑；第二，日本政府派无名之师于该国，不能不受他国之非难。请于充分了解之后，尽力列举此时使朝鲜与我国同盟而与清国共同作战之实证。”

15 日，在大鸟的督促下，朝鲜已设立军国机务所，著手“改革”各衙门官制，组成了以金宏集为总理大臣的新内阁。

但是，为了与朝鲜政府签订临时条约，首先要明确日本与朝鲜之间是何种关系。大鸟向朝鲜政府提出的临时条约草稿中即有“保护朝鲜国独立”的字样，而置朝鲜于日本保护之下，这是需要内阁议决的。

因此，大鸟向政府提出：

“究竟将来把朝鲜置于何种地位，而我国又当居于何种地位？”

当日军在朝鲜大举向中国军队进攻之前，必须首先决定对朝鲜的根本政策问题。

为此，日本内阁于 8 月 17 日举行了专门会议。陆奥宗光在会议上提出了四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甲、“今后中日战争结束，即使如我等所期望，胜利归于我国，亦仍然任其独立自主，日本及他国皆毫不加以干涉，朝鲜未来的命运完全任其自主。”

乙、“在名义上承认朝鲜为一独立国，但由帝国政府间接直接、永远或某一长时期扶植其独立，并代为担任防御外侮之责。”

丙、“由中日两国共同保障朝鲜领土的完整。”

丁、“以朝鲜作为世界的中立国，由我国向欧美各国及中国提议，使朝鲜成为类似比利时和瑞士一样的地位。”

陆奥自己否定了甲案，认为朝鲜内政即使多少有所改革，也难永久保持独立，则“此次派出大军、使用巨额军费的结果，不免归于泡影”。

何况一旦亲清派抬头，日清间还要产生争执，“而使中日两国在朝鲜战争的历史重演”，致使“今次之盛举归于徒劳，岂非等于儿戏？”

而采取丙案，陆奥也提出疑问：

由于“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利害关系常相对立”，“恐将因无谓的争论而告决裂，或者由于拖延谈判，以致交战国的状态长期继续”。

至于丁案，陆奥指出：欧洲各国分享战争的果实，而日本“得不偿失，将为帝国人民所不满；何况帝国政府派出大兵，消耗巨额军费，结果毫无所得，恐终不免为舆论所攻击”。

通过对四种方案的进行比较，陆奥虽然倾向于采取乙案，但仍有两点担心：

一、“帝国政府一向对各国政府宣称：朝鲜为一独立国；日本并无侵略其领土的野心。因此，现在纵令间接地使半岛王国屈从于帝国势力之下，恐将引起其他外国的非难和猜忌，或因此发生许多纠葛。”

二、“帝国政府即使不顾上述困难，使朝鲜成为我之保护国，但将来如因某种事件，朝鲜的独立受到中国、俄国或其他与朝鲜有利害关系国家的侵害时，我帝国是否能够始终以独力防御朝鲜的外患而予以保护？”

所以，他不敢将乙案作为肯定的方案提出，因为知道“不论采取其中任何一个方案，在中日战争未分最后胜负以前，是谈不到的”。

对于陆奥提出的这两点，内阁会议也是缺乏自信的，终于未能最后作出结论，仅仅暂定以“四案中乙案的精神作为目标，以待他日再作正式决定”，大鸟圭介根据内阁会议的决定，对临时条约草稿进行了几处修改；特别将“保护”的字样改掉，而易以“巩固”二字，以符合阁议的精神。

并将临时条约命名为《暂定合同条款》，于 8 月 20 日由大鸟圭介和朝鲜新内阁外务大臣金允植共同签订。

其内容七条：

一、此次日本国政府深望朝鲜国政府厘正内治，朝鲜国政府亦知其实属急要之务，至允依劝勉励行各节，须明保取次认真施行。

二、厘正内治节目中，京釜两地以及京仁两地创修铁路一事，朝鲜政府顾此时库款未裕，本愿与日本国政府若或日本公司订立合同，及时兴工，只因朝鲜政府现有委曲情节碍难照办，但仍须妥筹良法，务速克成所期为要。

三、在京釜两地以及京仁两地，由本国政府已设军务电线，酌量时宜，妥订条款，仍可存留。

四、因念两国交谊务俾辑睦，以及奖励商务起见；朝鲜国政府允在全罗道沿海之地开通口岸一处。

五、本年 7 月 23 日在大阙相近之地，两国兵丁偶而接仗，言明彼此各愿不必追究。

六、甘本国政府素感襄助朝鲜国政府俾其克成独立自主之业，故于将来与巩固朝鲜国之独立自主相关事宜，另由两国政府派员会同妥议定拟。

七、以上所开暂定条款，经画押盖印订定后，酌量时宜，方可将在大阙护卫之日本国兵一律撤退。

此条款既满足了日本在朝鲜想获取的实际利益，又为使朝鲜将来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埋下了伏笔。

另外，为使日本向朝鲜派兵取得，“合法”的名义，大鸟又于8 月 26 日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了介以所谓，“攻守相助”为内容的《朝日同盟条约》。

此盟约包括三条：

第一条此盟约以撤退清兵于朝鲑国境外，巩固朝鲜国独立自主，增进朝日两国所享利益为本。

第二条日本国既允担承与清国攻守争战，朝鲜国则于日本队伍以时进退，以及预筹粮饷等诸项事宜，必须裹助予便，不遗余力。

第三条此盟约俟与清国和约成日，作为罢约。

这个盟约，实际上是日本政府继续推行战争政策的一种措施。通过这个盟约，一面表明朝鲜是一个所谓“独立国”，具有可以同任何国家订立攻守同盟条约的权力，避免日本军队的侵略行径被指责为侵犯中立，以防止列强的干涉；另一方面，用陆奥宗光的活来说，就是将朝鲜紧紧地牵在日本手中，“使其就范，不敢他顾”。

由此可见，日本政府的计谋是多么阴险毒辣！

无论如何，《朝日同盟条约》的签订，终于使日本得到了发动平壤之战的“合法”名义。

日本政府对华宣战之后，采取了种种措施，以加强对战争的组织和领导。

8 月 4 日，日本政府首先以天皇睦仁的名义颁布《寄寓华人勅令十条》，对旅日华侨加强了管制。

其中，规定：

“凡寓住日本之华人，自本日颁发之日起，20 日以内将住所事业呈报地方府县知事注册”；“凡有不请注册之华人，府县知事饬令出境”；“凡华人若行为有害日本利益者，有作奸犯科者，或扰乱秩序者；或情迹可疑者，照例惩办外，伤令出境”；“凡关系战争由日本海陆军向华人发令惩办”，等等。

8月13日，日本政府发布征集军事公债的紧急敕令：

“为支办有关朝鲜事件之经费，政府得拨用属于特别会计的资金，并得借款或征集公债。”

15日，公布《军事公债条例》，计划征募5000万元。

并规定：

“本公债之本金，从发行证书之年起5年不动，从翌年起，50年内还清，”大藏大臣渡边国武还先后将关西同盟银行和关东同盟银行的总办们请到大藏省，劝其认购军事公债。

在日本财团的支持下，“诸商好义者争应其募”，遂超额募得7694.9万元。

与此同时，日本大本营作出了增兵朝鲜的决定。因日本已派至朝鲜的部队只有陆军少将大岛义昌从第五师团中组织的混成旅团，对成欢之攻击即由该队独力进行；以之进攻平壤之清军，则兵力未免单薄，难以胜任。

于是，大本营命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和第十旅团长陆军少将立见尚文统率第五师团之余部赴朝，以第三师团之一部属之。

8月4日，野津道贯乘船出宇品港，师团参谋长步兵大佐上田有泽及参谋步兵少佐仙波太郎、炮兵大尉足立爱藏等随行。

临行时，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亲来送行，抚其肩曰：

“今日之役，有加藤清正，无小西行长，子宜为所欲为。”

野津领会其意，笑而行。6日，野津一行抵釜山。8日，野津率部从釜山出发，因天方酷暑，道路险阻，至19日始抵汉城。

按照大本营原先制定的作战方针，日本的进兵作战分为两期进行：

第一期，先派一部分兵力（第五师团)进入朝鲜，进行牵制作战。随后，续派陆军赴朝，以驱逐清军出朝鲜。与此同时，以联合舰队寻求中国舰队进行海上决战，以争取掌握制海权。

第二期，在实现第一期作战计划的基础上，在渤海北岸登陆，在直隶平原与清军主力决战，然后进逼北京，迫使清政府订立城下之盟。

为继续执行第一期作战计划，大本营于8月14日决定增派第三师团赴朝，与原在朝鲜的第五师团统一编成第一军。30日，天皇睦仁以枢密院议长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任第一军司令官。

枢密院议长兼任出征军司令官，在日本是空前绝后的，可见日本最高当局是多么重视这次任命了。

第一军编成后，山县有朋于9月4日离开东京，6日到广岛，立即筹划大军的进发。8日，由62艘载运大军的船队出宇品港，第六旅团长陆军少将大岛久直乘坐的广岛丸为先锋，其次为山县有朋乘坐的长门丸，第三师团长陆军中将桂太郎乘坐的横滨丸继之，其他各船皆依序成列在后。

山县一行于12日抵达仁川，14日入汉城。16日，山县率军北进，当天军司令部进至高阳。此夜，军司令部收到平壤陷落的电报。

在山县有朋离开宇品港的同一天，明治天皇决定移大本营于广岛。9月13日，睦仁从东京出发，于15日到达广岛。

随从睦仁的文武官员，除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外，还有参谋总长陆军大将有栖川炽仁亲王、参谋次长兼兵站总监陆军中将川上操六、野战监督长官野田豁通、运输通信长官寺内正毅、野战卫生长官石黑忠惠、海军军令部长海军中将桦山资纪、陆军大臣陆军大将大山岩、海军大臣海军大将西乡从道、宫内大臣土方久元、侍从武官长兼军事内务局长陆军少将冈泽精等。

确定大本营进驻广岛，是想以此表明天皇亲自统兵出征，以便把日本全国上下的思想统一到战争上来。对此，日本报纸立即作出了反应。民友社记者平田久即以激动的心情写道：“陛下君临每个国民的心中。我皇万岁！”

睦仁的这一行动，不仅向日本人民渗透了天皇制的意识，而且在日本军人中加强了天皇是军队首脑的观念。这对于这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力。

当时，在日本国内，政界、财界及军界的中心人物多系士族出身，他们最热衷于对外战争。许多士族出身的所谓志士，还自愿报名参加义勇兵。

士族的衰落，“到处助长了不能沉默的气氛，并且从中巧妙地溢出了日清战争的排外情绪。”日本当局煽动起来的战争狂热，也严重地影响了知识分子。

被称为日本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创始人的福泽谕吉，不仅为日本发动这场侵略战争带头醵金以助军费，而且还鼓吹：“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

甚至向国人发出呼吁：

为了战争的胜利，即使“国内出现何种不平、紊乱，也无需去谈论它”。

基督教教会原来是反战的，曾经认为：

“战争是为了平定富贵安逸者之争，驱使贫贱的劳苦大众，使之失去职业的东西。”“如果劳苦社要改善这种状况，就必须联合起来铲除战争的根源。”

此时也转而拥护战争了。

其领导人植村正久在《福音新报》上撰文称：

“此次战争使大日本帝国自我意识到开明进化的天职，要抓住向世界宣布这种天职的机会。”

内村槛三则大肆宣扬侵略有理的谬论：

“日清战争对于我们来说，实际是义战。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伦理上也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在开战后的一个多月内，由于战争的影响，不景气的现象在日本国内开始显露出来。

据统计，由于战争而遭到损失的各行业的比重：

农业品为13%；商业为31%；工业为51%；运输业为17%，生产平均减少30%以上。随着这种不景气之风的到来，国内厌倦战争的情绪相当普遍。

据《东京朝日》报道：

“商人都祝愿早日结束战争。”

《国民之友》还以《要预防民心之反动》为题，发表如下的社论：

“现在人心之激奋，已不象开始那种情况了，人们以一己私利的目的为主，而无世界大志。人心所向唯在希望把战后之利益作为目的。可是，这一希望却丝毫尚未达到，反而已经造成了不景气的损失。此外，则是人心厌恶战争，祈望早日结束。

而今在工商业者的内心里，感叹不景气和叹息征清之师的心情业已多少萌芽。报纸没有明白地报道，他们也没有吐露出此种叹息的勇气，故不能成为一种议论。谁能担保此种沉醉于胜利之心，此种工商、农家胸中之秘密，不掀起一种反动之巨浪呢？”

对于有可能掀起“反动之巨浪”的危险，日本当局当然不能熟视无睹。为了防止这种危险，日本政府开动宣传机器，编造种种英勇美谈，以煽动战争歇斯底里。如在成欢之战中被击毙的白神源次郎，在这次战役中只是个预备兵，却被渲染成一个嘴不离军号而“安然死去的号兵”。还专门为这位“英雄”谱写了一首歌词，当作军歌来唱，以此来唤起国民的爱国心。

同时，咏赞日本刀也成为诗歌的最时髦的主题，在报章上连篇累牍地刊载。

高桥午山在成欢之战后写的《日本刀歌》是其代表作之一：

“日本男儿铁心肠，百炼凝成三尺霜。电光一闪射眼处，丑虏纷纷随手僵。

神后杖之征三韩，冲其巢窟降其王。时宗提之惩胡元，十万伏尸漂激浪。

更有丰公试大挥，蹂躏八道意气扬。呜呼！日本刀兮日本刀，借汝精灵耀国光！”

赤裸裸地煽动对外侵略扩张。还有增田岳阳在丰岛海战后写的《闻驻韩海军破清舰长句记喜》，竟然写道：“日本刀，日本胆，何不蹂躏四百州？”

公开鼓吹出兵侵略中国大陆。

日本政府也知道光靠打气是不能持久的，所以急于与清军决战，企图用胜利的捷报来驱散正在全国弥漫的对战争的消极情绪。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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