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灵魂,是临床治疗的落脚点,体现了中医治疗疾病的特色与优势。许多中医前辈与现代中医肾病临床大家,辨证能力与水平较高,临床经验颇为丰富,是中医传承精华、创新发展的宝贵财富。
辨治慢性肾病容易遇到的问题
但是,我常遇到部分后学,他们反映在传承前辈学术经验的时候,感到有些经验临床疗效较好,有些却禁不住重复验证;或者曾经治疗好转或康复的患者,待病情反复,再用原来的治疗方法,却效果不佳或者无效,故而提出不解或质疑。分析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一些中医的原创性思维弱化,中医的理论功底与临床功力不深,局限在“照猫画虎”的表面学习,沉浸于“复制粘贴”的资料堆积,这是难以取得“真经”的普遍现象,值得引以为戒。
还有一种情况,有些中医在肾病临证中,对于出现明显症状者,尚可进行一般水平的辨证治疗;当面对“无症可辨”之时,便失去了临床定力,表现出临证不知所措,治疗束手无策,而根据现代医学实验检测结果,进行主观分析或臆测,步入与中医背道而驰的“以西律中”轨道。
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把尿中的“蛋白”或“微量白蛋白”,视为肾脏“精气”或“精微物质”,导致理论上的混淆与临床上的误解,造成一系列肾病诊治连带问题的出现,至今负面影响极大。殊不知慢性肾炎尿中的“蛋白”,是脾肾两虚,水气不化,清浊相干,水精互混,渗漏尿中而成,已与肾中所藏的“精气”或“精微物质”风马牛不相及,反而成为人体的“肾浊”或“死阴”,或与水湿互混,变为再次加害于人的“邪水”。对此,若不明就里,违背中医临证思维,在临证中不当使用收涩类药物,不仅有“青红皂白”不分之嫌,还可能导致留湿敛邪,蓄浊害清,潴水蕴毒,加重病情或引发尿毒症等。这是慢性肾病临证治疗上最为紧要的重要问题,需要格外地警醒。
慢性肾病长期或反复使用“激素”,不仅会出现如满月脸、水牛背、围裙腹等副作用,还可能造成临证症状与病机上的假象,如舌红少津等,会给辨证论治带来一定的难度。根据临床观察,这些现象与使用激素之后出现暂时的伤阴或化热因素相关,但绝不是疾病的本质反映。
所以,对于慢性肾病出现短暂肾阴不足或化热伤阴的症状或现象,一定要做认真分析,明标与本,不能作为慢性肾病的基本病机对待。如果有人认为,慢性肾病的确存在着肾阴不足的病机,那也是阴阳两虚并存的基本病机。一般来说,临床除紫癜性肾炎外,很少有单一肾阴不足的病机存在;除高血压性肾损害外,很少有单纯肝热上扰的病机出现。因此,中医在激素用药减量或停服的配合或支撑治疗过程中,可以针对短暂性伤阴化热的兼夹病机进行辨证论治,但不要因此而药过病所,伤及无辜,加重病情。尤其是针对病情反复,激素间断用药波动的情况,一定要有中医的临床定力,否则,只会做一些“狗尾续貂”,贻笑大方的傻事。
慢性肾病的三个病机层次
凡是疾病,都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病机层次,慢性肾病也不例外。由于二者相互交错,病情反复无常,病证标本不同,或者病重邪甚,出现症状真假难辨等情况,在所难免。所以,慢性肾病的不同发展阶段,相对容易确认;而慢性肾病不同的病机层次,识别难度较大。
目前,临床对慢性肾病的认识,存在着重视肾病的阶段认知,忽略肾病的病机探讨,即“重病”与“轻机”的普遍现象,应予以纠正。因为中医的灵魂是辨证论治,而辨证论治的核心是“辨别病机”,病机不明,论治就是无的放矢。
此外,审证求因与审证求机,是中医认识疾病的同向思维,是辨证论治的高度统一。现在经常有人将二者归结于现代医学“病理研究”的范畴,由此混淆了中西医的原本概念,固化了中医理论与临床思维,带来很多弊端。所以,只有将慢性肾病的不同阶段与病机的不同层次相互融合,进行认真梳理,才能形成慢性肾病的诊治规律,提高临床应变能力,突出慢性肾病辨证论治的特色。例如,慢性肾病在不同的疾病阶段,其病机层次是不尽相同的。综合来说,慢性肾病一般具有三个病机层次。
一是基本病机。脾肾两虚,水气不化,是各种慢性肾病的基本病机。这个病机贯穿于慢性肾病的不同阶段,也可以叫作核心病机。大部分慢性肾病患者在病情平稳以后,基本病机较为明显。此时,如果放松或改变其基本病机的持续治疗,而是单纯针对主观认识的某些病因或病证,过度使用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等方药,势必耗伤正气,事与愿违,影响慢性肾病基本病机的扭转与恢复。所以,区分和把握基本病机最为关键,尤其是处理好扶正与祛邪的辩证关系,严格把握微观辨证必须服从宏观辨证的原则。
二是复杂病机。复杂病机是指慢性肾病在基本病机的前提下,又有了许多临床干扰因素,出现了一些复杂病机。例如长期或间断使用糖皮质激素,出现伤阴症状,但本质不一定就是阴虚病机;出现化热症状,但辨证不一定属于单纯热证等。类似这些复杂病机,实际上多是标象病机,容易误导辨证论治。出现这种情况,临证治疗可以适当偏移,但是一定不能偏离基本病机,更不能背道而驰。
三是兼夹病机。兼夹病机一般是指与基本病机相对平行的病机关系。例如,肾性高血压表现出肝热上冲,肾性贫血形成的气血不足,或者合并其他疾病出现的特定病机等。若临床遇到兼夹病机,就要结合基本病机综合分析,区别二者之间的主次、轻重、缓急,待兼夹病机治疗改善后,再回归基本病机的辨证治疗。
患者年龄、性别、体质以及环境、季节、外感等相关因素也会影响病情发展,还可能出现一些短暂性的病机,增加了病情的复杂程度。对此,应当急则治标,根据临证情况适当处理,待短暂性病机解除后,回归正常治疗。值得指出的是,慢性肾病虽有不同的病机层次,甚或更加复杂的病机关系,但其基本病机始终存在。不论疾病的不同阶段,也不论出现其他层面的相关病机,都必须服从于慢性肾病的基本病机或核心病机。任何凌驾于基本病机或核心病机之上的其他病机,都是从属的、次要的、兼夹的。所以,辨证论治决不能离开基本病机,采用与之相反的治疗方法。
另外,由于慢性肾病的疾病发展,导致肾阳虚衰,水气不化,蓄浊害清,潴水蕴毒,形成终末期肾衰竭或尿毒症的特殊病机。至此病情危重,更应治病求本,或标本兼治为主,千万不能有背离特殊病机的任何用药举动。
慢性肾病研究方法上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慢性肾病的研究方法上,还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探讨。
首先,针对肾脏疾病日趋明显的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医疗费用增长等突出问题,中医应该积极地面对与思考,发挥中医防治本病的临床优势与治疗特色。但是,目前有些人在中医肾病的研究方法上,还走的是多年来“研究中医”而不是“中医研究”的老路;即使按照“中医研究”的方法走下去,仍然会有明显“双重标准”的限制;甚至有些使用非中医原创思维的“解读”或“评价”方法,把中医治疗肾病的特色与优势,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是消磨殆尽。针对这些现状或问题,中医一定要坚守中医的原创性思维,突出中医的临证特色与优势,绝不能因故而自我迷茫,失去自信。
其次,中西医结合工作者,是目前国内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方式,以中医药为主研究肾病治疗的主力军,已取得一些阶段性的研究成果。但是,中西医结合研究肾病,不论在理论抑或临床上,还处于研究和探索的阶段。尽管中医与中西医结合研究肾病的目标高度一致,但因基本思路与方法的差异,经常出现中西医临床治疗配合不够的现象。这是因为,中医和西医属于两种医疗体系、两种不同文化、两种思维模式、两种诊疗方式。
中西医结合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需要一个由临证治疗的初始配合,逐步达到相互融合的漫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西医之间在学习互通的基础上,还要建立互换思维、配合思维、互让思维、逆向思维等,适应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的需要。建立互换思维,才能认识到各自的不足,才会认可对方的长处;建立配合思维,在疾病的不同阶段,服从临证的治疗需要,互相配合,取长补短;建立互让思维,临证时根据各自的治疗优势或特点,把握诊治过程中相互退让,适时做到有进有退、有主有次,避免出现诊治中一哄而上的混乱局面;建立逆向思维,碰到临证中的疑难棘手问题,既要能整体把握,又要会逆向拐弯,而不可守株待兔,孤注一掷。
值得注意的是,中西医结合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的形成与发展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从事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工作,必须根基于中西医理论学习与临床并重的前提。如果没有中医的理论支撑与临床实践,“中西医结合”的医学体系与学科建设是站不住脚的。因此,要防止出现借中西医结合之名,行“以西律中”之实,违背中医基本规律,进行名实不符的科研设计与项目计划。同时,要注意中西医研究“不错冠”,中西医思维“不排斥”,中西医治疗“不诋毁”,中西医评价“不双标”。只有这样,才能突出中医优势与特色,中西医结合优势互补,形成中医与中西医结合独立或平行发展的良好学术氛围。
本文转自中国中医药报,摘自《中医肾病临证经验·后记》,作者柴瑞霁
哇。中医真好历害的三个关键阶段。一边说着中药之秘在于量但又不知道自己如何定药量。还有脸教別人如何写药量(中医竟然连写药量和根据什么写药量都分不清。以为只要方子有药量就表示根据什么写药量。更有不去解決药量如何來而怪别人提出药量如何來,搞的中医不知道如何來那才天经地义,知道如何來才叫十恶不赦。真是人间极品)。说毒性吧。一句有毒是吃一吨拉肚子还吃一克死人分不出。说经验吧。搞得好象吃一克无毒一亿次就能证明吃二克就有毒啦。说症吧 又搞得在说病重吃二克能有效但在病轻时這二克就会无效一样。都说医者父母心。吃的越多效果越大。咋的中医的医者父母心就是喜欢看自己的孩子病的越久越好吗。难道药都有效啦。还无理由限制药量不是想看病的越久越好吗。难道效果越大之下还能病好的越慢吗。这一个正常父母看见孩子生病的心态吗(中医竞然有连医者父母心指急病人之病痛都不知道。还能拿钱财为医者父母心,真是人间之极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