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本小说的创作主要集中在宋元和明清两个时期。宋元时期的话本种类大体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说话艺人所用的底本;一种是说话人口述故事的文字记录整理本;一种是文人改编的通俗故事读本。[1]宋元话本主要依靠说话艺人得以流传,因其多是口头文学,所以保存下来的不多。到明清时期,以“三言”为标志出现了话本小说由文人的整理加工到文人开始独立创作的过程。一般将“三言”之后的白话短篇小说划归到“拟话本”[2]一类。之所以将明清时期的话本作品称为“拟话本”是因为此期的话本已不同于前期,文人独立创作的成分增加。但依然沿用传统的话本模式,即文本依然由入话 (头回)、正话、结尾几个部分组成。从明代中后期开始,小说话本开始呈现出创作的市场化,刻印买卖的产业化,读者市场消费群体的分层等几个方面的特征,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小说话本市场化、产业化的原因中国古代的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发展到明代中后期的时候开始呈现出一种市场化、产业化的趋势。原因主要有:(一)明代社会经济的活跃与城市经济的繁荣为话本小说的产业化、市场化创造了条件。经济的不断发展为小说的刻印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并出现了书坊这种集出版、印刷、销售三种形式为一体的机构。同时城市经济的繁荣,人口的增加使小说的读者来源多样化,从而为话本小说的发行销售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二)社会风俗的转变与新的文化观念的兴起。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统治集团在思想文化领域专制政策的松动,社会风俗出现转变,商人的社会地位开始提高,经商行为受到肯定。新的消费文化观念使人们开始摆脱儒家礼法的束缚,更加看重个体的物质享受与精神追求,从而促进了话本小说的传播与流通。(三)前代的刻书传统为话本小说的刊刻积累了经验和技术,印刷技术的进步相应地降低了当时小说刊刻的成本,提高了印刷的效率,进一步加速了明代小说产业化的进程。二、小说话本创作的市场化明代是刊刻小说的繁盛期,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得到广泛的发展。正如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所言:“今小说杂家,无处不刻。”[3]随着不同阶层小说读者群的壮大和多样化,无论是小说创作者还是书坊刊刻者,都开始自觉地考虑到这个日益庞大与多样化的读者群的身份特点与文化程度,使得小说话本的创作开始更多地适应读者的需求与刊刻的需要,由此形成了一种小说话本创作的市场化的倾向。钱穆先生有一段话,总论了中国文化在宋元以来的重大变化。他说:“总之,中国在宋以后,一般人都走上了生活享受和生活体味的路子,在日常生活上寻求一种富于人生哲理的幸福与安慰。而中国的文学艺术,在那时代,则尽了它的大责任大贡献。因此在唐以前,文学艺术尚是贵族的、宗教的,而唐兴以来则逐渐流向大众民间,成为日常人生的。因此,中国文化在秦以前,造成了人生远大的理想。汉唐时代,先把政治社会奠定了一个大规模。宋以后,人们便在这规模下享受和发展。这就是文学和艺术到那时才特别发达的缘故。”[4]小说话本创作的市场化使得读者阶层与坊刻小说的创作、刊刻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对于明代中晚期以市场、读者为出版导向的小说刊刻者而言,读者阶层的喜好、需求直接影响到小说的创作意图与刊刻数量,明代学者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在分析小说盛行的原因时指出:“古今著述,小说家特盛;而古今书籍,小说家独传,何以故哉?……夫好者弥多,传者弥众,传者日众则作者日繁。”[5]由此可见,读者群的喜好以及参与传播直接推动了当时小说创作与印刷出版业的发展。概括起来,此期小说话本创作的市场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小说的创作者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读者意识或者说是消费者意识。明代中晚期的小说创作已不仅仅是一种文人们用来教化民众或者抒发自己孤愤之情的工具,小说的创作开始成为一种下层文人谋生的方式,小说开始走向市场并形成自己的产业化趋势。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小说的写作者和刊刻者在小说的题材选择、文体形式、叙事艺术诸方面,注重适应下层读者的精神需求和阅读水平,从而加快了明代坊刻小说通俗化、市场化的进程。由此带来的是坊刻小说的描写重心也呈现出通俗化、市场化的趋势。以明末三言二拍等小说为例,在这些作品中,商人等市民群体开始占据突出的比例,蒋兴哥、卖油郎秦重、程宰等,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小商人形象,小说描摹他们的婚姻、家庭与生活经历,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此期所刊话本小说中出现大量的市民形象并非偶然,这是因为小说读者主体构成由前期的中上层商人、士子而变为下层市民,作者、书坊主为应对这种变化,在编刊小说过程中,更注重贴近市井生活,适应市民需要,从而使得话本小说描写的重心更趋于市场化。在小说的叙事艺术方面,无论是“三言”还是“二拍”都注重通过运用巧妙的构思,奇异的关目来吸引读者。在表现方法上常常把故事叙述的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如“三言”的《十五贯戏言成巧祸》、《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读者的需求已经成为当时小说创作与发行的主导因素。(二)小说刊刻与发行过程中再刻、续刻现象的出现。这种现象与读者的需求有着密切的关联,正如冯梦龙在《增广智囊补自叙》中所云:“忆丙寅岁,余坐蒋氏三径斋小楼近两月,辑成《智囊》二十七卷,以请教于海内之明哲,往往滥蒙嘉许,而嗜痴者遂冀余有续刻。”《智囊》一书受到广泛欢迎,于是读者希望冯氏“有续刻”,这样直接导致了《增广智囊补》一书的面世。还有就是《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的相继出版,这是小说创作抓住市场,适应市场需要的一种体现。(三)小说写作者与书坊主的合作。随着小说刊刻业的兴盛,刊刻小说使书坊主可以获得丰厚的经济利润,小说写作者也可以谋得不菲收入。从而导致小说写作者与书坊主的联手,小说话本创作也由此更趋于市场化。如“三言”就是冯梦龙应书坊主的要求而编选的。在《古今小说》序中冯梦龙自称:“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俾为一刻。”结果“三言”一上市就受到了追捧,并多次重印。具有文人与书坊主双重身份的凌濛初看到这种情况,也编著了《初刻拍案惊奇》投放市场。“肆中人见其行市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不知一二遗者,皆其沟中之断,芜略不足陈已。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6]《初刻拍案惊奇》的刊刻获得成功后,凌濛初又趁热打铁编著了《二刻拍案惊奇》。后来还有陆人龙撰《型世言》付诸刊刻。这些都是小说话本市场化的体现。(四)语言的通俗化和浅显化。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大量运用纯熟流利的白话文小说语言。说明作家已经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创作跟广泛的读者(即市场的需求)联系起来,使自己的作品从原来只是面向少数文人士大夫转向面对广大民众。三、刻印买卖的产业化在中国古代社会,出版系统主要有官府刻书系统、私人刻书系统和书坊刻书系统三类,统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刻书系统。官府刻书系统主要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它所刻印的书籍绝大部分是儒家经典或佛、道典籍。私人刻书系统是直接为私人或私人家族服务的,主要是刻印家谱、私人著作或启蒙读物。[7]书坊刻书系统则以市场为导向,所刻的书籍主要是投放市场,满足社会各阶层对书籍的需求。明代中后期书坊刻书十分发达,刻印买卖逐步趋于产业化。其特点如下:(一)出现了书坊主为占领市场高价购买刻印小说、征稿等现象。“三言”、“二拍”都是书坊主高价购求后刊刻发行的。如衍庆堂《醒世恒言识语》:“本坊重价购求古今通俗演义一百二十种,初刻为《喻世明言》,二刻为《警世通言》……三刻为《醒世恒言》。”再如《拍案惊奇》四十卷四十篇尚友堂本《拍案惊奇识语》:“本坊购求,不啻供璧。”尚友堂本《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书稿)为书贾所侦,因以梓传请。”征稿的做法最早出现于元末,李氏建安书堂刻印孙存吾编、虞集校选的《元诗》,刊登征稿广告:“本堂今求名公诗篇,随得即刊,难以人品齿爵为序。四方吟坛多友,幸勿责其错综之编。倘有佳章,毋惜附示,庶无沧海遗珠之叹云。李氏建安书堂谨咨。”明代书坊借鉴这种方法,如陆人龙的征稿中有一则写道:“刊《型世言二集》,征海内异闻。”[8](二)刻印过程中注重编辑与广告发行。[8]在话本的编辑与命名上注重新奇,追求新奇的题材与曲折的情节,以此来满足读者的需求,赢得市场。这种好奇的倾向在小说命名上的具体体现如《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今古传奇》等。同时书坊为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广告发行手段以求占领市场。坊刻小说的广告促销手段主要依靠小说本身来传播,即以小说文本作为载体,包括标题广告、识语广告、牌记广告等多种形式。四、读者市场“消费群体”的分层钱大昕将小说与儒、释、道三教相提并论:“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9]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主要限于民间说唱的形式得以流传,保存下来的不多。小说话本发展到明代中晚期的时候开始形成一种新的模式,即把说唱文学与案头文学联系在一起并通过民间与上层等多种途径进行传播。明代话本小说传播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非宋元所能及,因此钱大昕把“小说演义”与儒释道三教相提并论。从读者分层的角度来看,“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由此可知话本小说读者涉及到社会各个层面,而且这一庞大的消费群体的需求是多样化、多层次的。(一)最高统治阶级。明代的皇帝偏爱讲史话本,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始就有喜欢听话本小说的记载:“太祖令乐人张良才说平话。”[10]平话即讲史话本。古语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对话本小说的喜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话本小说的阅读与传播,同时促进了坊刻小说的创作与刊刻。(二)上层读者群,包括贵族、官员与文人士大夫。话本小说也是贵族、官员与文人士大夫借以娱乐消遣的媒介。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提及:“今世人耽嗜《水浒传》,至绍绅文士亦间有好之者。……嘉、隆间一巨公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各一部;又近一名士听人说《水浒》,作歌谓奄有丘明、太史之长。”[5]在一些贵族、官员与文人士大夫的心目中,小说甚至有着与《南华经》、《春秋》、《史记》一样的地位。文人士大夫把阅读小说作为娱乐、消遣的活动之一,如祁彪佳就常常“取《隋史遗文》及皇明小说观之,以代《七发》。……阅小说中如《皇明盛事》及《觚不觚录》诸书,得以识我明典故,亦病中一快也。……观小说以消暇日”。[11](三)下层读者群。市井百姓等下层读者群包含的范围涉及到农民、小商人、手工业者、衙役、落第书生等等。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活跃以及城镇数量的迅猛增加,再加上刻印技术的进步,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以及城镇居民参与到话本小说阅读的群体中来。跟前两个读者群相比,下层读者群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是首屈一指的,与之相应的读者的需求也是多样化、多层次的。明代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在比较唐宋小说时指出:“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8]从读者层面来看,“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宋代如此,明代也不例外。明人叶盛的《水东日记》卷二一《小说戏文》篇云:“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8]读者市场消费群体的分层与话本小说创作的市场化和刻印买卖的产业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商品经济的繁荣引发了刻印技术的进步和读者群的增长。刻印技术的进步又降低了书籍刊刻的成本,进而带动了读者购买力的增长。书坊主为进一步获得更大的利润自觉地加强与文人的合作,使小说更加符合读者的审美趣味。可以说读者群的增长导致了创作的市场化、买卖的产业化。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共同推动着明代中晚期小说产业的发展。(张兴国)[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3]何良俊.四友斋从说[M].北京:中华书局,1959.[4]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4.[5]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6]明·即空观主人.拍案惊奇自序[A].古本小说集成[M].崇祯元年安少云尚友堂本影印《拍案惊奇》卷首.[7]戚福康.中国古代书坊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8]程国斌.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 [M].北京:中华书局,2008.[9]钱大昕.潜研堂文集 (卷一七)[A].嘉定钱大昕全集本[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10]顾起元.答客赘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7.[11]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归南快录”[A].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史部传记类[M].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9.[12]冯梦龙.喻世明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6.[13]叶盛.水东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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