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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儿童团”，我们的印象是几个儿童站岗放哨，其实在抗日战争期间，敌后根据地内儿童团的作用，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敌后根据地的“儿童团”。

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广大游击区里，少年儿童的文艺宣传活动相当活跃。

他们在青救会的领导和帮助下，普遍地建立了儿童剧团、歌咏队、舞蹈队、宣传队等文娱组织，利用唱歌、演剧、跳舞、讲演、贴标语、散传单等各种方式，向人民群众讲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扬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斗争事迹，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

这些宣传活动在各根据地、游击区开展得十分普遍，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仅晋察冀北岳区1940年16个县的统计，就有儿童剧团1342个，歌咏队1860个，舞蹈队1102个，宣传队1860个。

在晋西北临县、临南、离石、河保、文水、交城、静乐、岚县、兴县等地就成立45个儿童剧团，而离石一县就成立了22个儿童剧团。

这些文艺组织的宣传活动，在动员全民团结一致抗日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晋察冀日报》在报道中称赞儿童团：

在1940年的民主运动里，他们特别积极地参加了这个伟大的运动，到处都可听到他们歌唱着民主、歌唱着自由。河北唐县的少年儿童还普遍组织了宣传队、歌咏队、秧歌队，大多数村庄还成立了业余剧团。很多少年儿童成为剧团的骨干。

十一二岁的小孩，就能化装成各种各样的人物，沾上胡子变成老汉；梳上髻子就是老太太；扮成八路军，英勇威武；装扮成“汉奸”、日本兵，奸诈凶狠。他们的表演生动活泼，动作逼真，还经常走上街头演活报剧，很受群众欢迎。

陕甘宁边区的儿童团在抗战动员工作中，显示了巨大的作用。如当时八路军打胜仗的消息是由儿童团向军烈属和群众挨门挨户去宣传的。儿童团员们人小腿勤，消息传播得非常快，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

儿童团员们还对落后现象进行批评。有一个伤兵回家休养，伤好以后，不肯再到前方去，儿童团员知道了，先到他家里唱歌慰劳，然后又对他进行批评，同时鼓励他回到前线去。陕甘宁边区的许多儿童剧团排了很多独幕舞剧与活报剧，每一次晚会上都有他们的节目演出，鼓舞了边区人民抗战到底的信心。

1944年的大年初一，延安第一完小的同学们还给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拜年，表演了秧歌舞。

在晋西根据地，儿童团是推动农村文化娱乐活动的主力。儿童剧团与宣传队在各地广泛地建立，临县、临南、离石、河保、文水、交城、静乐、岚县、兴县等县共有儿童剧团45个，仅离石一县就有22个，各剧团差不多都能演出七八个儿童剧和活报剧，能演唱20多首歌曲，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晋西儿童营的孩子剧团，一年演出50多场，歌声传遍了吕梁山。

苏北儿童团贯彻苏北区党委关于开展以秧歌为中心的农村群众文艺活动的指示，在新安旅行团的同志帮助下，举办了秧歌舞训练班，培训了大批秧歌舞儿童骨干。

盐阜区以阜宁县为最活跃，不到两个月，各乡都普遍组织了秧歌队。汪朱区有一个乡，全乡1600人左右，参加扭秧歌的小学生180人；干部和民兵160人；群众780人，总共1120人，约占全乡人口的70%。

在淮海区的沭阳县张湾村，儿童团的宣传队为写抗日标语，想出了许多好办法。例如，他们在堤坡上，战壕边，用蚌壳、碗碴、碎玻璃片等，依据字形摆出一条条标语。这种标语在阳光照耀下，熠熠发光，非常引人注目。又如，他们为了解决写标语的石灰不足的困难，就用锅灰来代替，把刮来的锅灰先用火烧，而后在水里浸，这样写起标语来，不仅没有渣滓，而且不易褪色。

淮安县泾口区少先队员在张贴、制作抗日标语方面很有特色。这些少先队员多次从新四军淮安支队领回宣传标语贴到墙上，敌寇不断封堵围门查找新四军侦探，每次都扑空。

抗日标语写在墙上，日军“扫荡”要铲除，铲不完就炸，甚至烧毁房子。儿童团员们以后即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汉奸”写到大路上、桥面上，写到已经被烧的旧墙上。有时还专用土块造一个标语台。

有的儿童团在夜间把“打倒日本侵略者”的标语写在离据点很近、日军一眼能见到的高墙上，白天日军来涂掉，夜间儿童团再写上，如此反复，一遍又一遍，不知有多少次。

在物资材料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写标语没有颜料，儿童团员们大多用锅底灰代替，最好的是石灰。

为了克服材料不足和被雨淋坏的困难，大家动脑筋写成较永久保留的标语。

如：

在日军常走到的大路上先挖成字，再放下麦种。先是路面新土成字，下雨后即出麦苗，长出麦苗的路面上就形成了一条永久性的抗日标语。

麦苗能在地上长半年，即使割去麦子，麦根仍是条醒目的标语。儿童团员们还想出了把标语传单用高空风筝或水上浮瓶送进据点的方法。射阳县很多区乡由学校老师、儿童团干部配合民兵武装，对敌据点展开强大攻势。

他们每到夜晚，便用弓箭把各种传单射向敌据点。开始敌人以为是杀伤武器，躲在碉堡里开枪抵抗，以后发现是宣传品，即争相传阅。传单上告诉他们这是爱国老师学生赠送的礼物，欢迎他们投诚。数日后，便不断有伪军携枪支弹药来到学校找校长和儿童团长要求领他们到区政府去投诚。

站岗放哨，盘查行人的活动是各抗日根据地儿童组织的一项经常工作。

山东莒南县十字路村儿童团员，发现一个货郎担卖货时打听八路军的情况，就悄悄地报告了队部。

经过审问，果然是个特务。

黎城儿童在1941年上半年捉住汉奸、逃兵、烟犯415名。晋察冀边区儿童团站岗放哨，送情报，捉汉奸，干得十分出色。

仅完县唐县、曲阳三个县的儿童团员从抗战全面爆发到1943年的5年间，就抓住了90个汉奸和439个嫌疑犯。

当站岗放哨的儿童遇到难以对付的坏人时，他们就三五十个一齐出动。这些小哨兵很认真。

如定县的一个小朋友捆住一个行人不放过去，他父亲跑来说情：“这是我的熟人。”这位小哨兵正色回答：“现在看证不看人，通行证不对，谁也不能过去。”

1939年2月，五台县四区，有个14岁的儿童团长叫苏民，有一次，他在村外遇见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便机智地把他哄到村里，报告给自卫队，经审问原来是一个出来搜集情报的汉奸，自卫队立即将其逮捕。

事后县政府表扬了苏民，并奖给他5元大洋。苏民还给边区抗敌报社写了一封信，倡议全边区的儿童开展捉汉奸比赛。

并请报社的同志替他用奖给的钱买花生柿子送给打日本鬼子的八路军吃。

根据儿童团员回忆，有一次，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骑马来到阜平，正在站岗放哨的儿童团员要其出示路条。

吕正操假装说：“聂司令员找我来开会，出门时走得急，忘带路条了。”

孩子们说：“我们只认路条，不认人，没有路条绝不能放你过去。”

任吕正操怎么解释，孩子们都不放他进城，最后，吕正操掏出了路条。当天，区里来人表扬了儿童团，称赞他们认真负责，还发了奖品，他们才知道过去的是率领军民在敌人腹地浴血奋战的吕正操，奖品就是他出钱让买来奖给他们的。

在晋绥边区，儿童团的首要任务就是站岗放哨查路条。仅1940-1941年的一年间，兴县、文水、平川、岢岚、北临、静安等县的儿童团，就抓到过三十多名到根据地刺探情报的汉奸。

静乐县儿童团一年就抓获14个汉奸、嫌疑犯和21个逃兵，还抓过抽大烟者63次。

在晋西的吕梁山，最出名的是柳村儿童团。他们每人都有一根木棍，轮流配合自卫团站岗放哨。他们还有自己的禁闭室，每天都有被他们关进去不带路条而又形迹可疑的人。

苏北根据地淮海区沭阳县张湾村的儿童团，对站岗放哨、盘查行人、防奸防特的任务执行得非常认真，甚至从中总结出很多经验。

他们对过路行人，有时连路条也不看，只要望望来人或三言两语的简单对话，就可以判断出对方是解放区还是沦陷区的人。

因为，解放区有解放区常用的语言，如“问题”“意见”“批评”“同志”“供销社”“减租减息”等，而在沦陷区，这些字眼都很少见。还有，他们知道军人和老百姓走路不一样，军人长期戴军帽，脑门显得白，手上的茧子也和农民不同。

他们就是根据这些判断来执行任务涟东、阜宁等县儿童团，多次在反扫荡斗争中查获汉奸偷运粮食出境，缴获奸商贩运的大烟，送交县政府，受到通令嘉奖。

淮安县儿童团曾一个月就捉到汉奸、土匪19人，还捉到8名嫌疑犯，交送政府，得到淮安县政府的通报嘉奖。

对此，当时任华中局教育处处长的戴白韬在《儿童生活》撰文称赞道：

“经过你们小手所抓住的敌探汉奸不在少数，经过你们宣传动员而参加前线作战的，更不在少数。”

1943年10月的一天，涟水县孙湾小学儿童团员朱二毛和孙仰恒在后潘庄西头十字路口站岗时，抓住了一个从敌伪高沟据点里派出来伪装成货郎的侦探。为此，孙湾小学全体师生受到同兴区区长的表扬。

根据地儿童在站岗放哨时常常需要些简单兵器，他们在生活实践中还搞了许多创造发明，如造木枪、木刀等。辽县某团员发明了一个简单的小手榴弹，榆社县一个团员发明了一个木制的小手枪。

儿童团员们经常利用自己的年龄小等特点，把自己化装成赶集的、走亲戚的、卖香烟糖果的小贩等，深入到日军的据点里去侦察敌情。

有的据点把守得很严进不去，他们就爬到离据点较近的路旁的大树上去，等日军出动时数清敌人的数目和武器的配备情况报告给八路军。儿童团员们侦察到的情况，对八路军和游击队作战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给地方政府之间和部队送信、送情报也是儿童团的一项重要任务，他们常常赶着羊，提上一篮鸡蛋，或是挑上一担柴，把自己伪装起来，混过敌人的岗哨或封锁线，进入敌人的据点找到地下党的联络站，完成送信、送情报的任务。

有时还把信件藏在鞋子里或是缝在衣襟里爬山越岭，送到八路军的前哨阵地去。

战事紧张时儿童团还在村里设立联络站，昼夜有人值班，信件随到随送，遇到“鸡毛信”（当时在信上贴鸡毛表示信件紧急），他们更是风雨无阻，及时送达。

曾经当过儿童团员的新四军老战士陈福兴回忆，当年在儿童团当团员送情报：

“胳膊肘挎一个草篮子，情报就是一个又窄又小的纸条，上面也就寥寥几字，一般都藏在草篮子里，手里再拿把镰刀，路过敌人的哨所时，装着割草的样子，一边割一边就过了封锁线。这情报内容一般都是通知百姓或部队转移，准备应战的消息。”

淮安县后营村儿童团在反“扫荡”斗争中，为了与化整为零、分散游击的部队取得联系，装成挖野菜的孩子，将密信藏在篮子里，骗过日军汉奸的搜查，终于找到分散游击的一支小部队。

担任平阳县委书记郑海啸通讯员的胡志松（1933年生)，每隔两三天都要给特委、县委首长送密件一次。

县委书记郑海啸利用胡志松仅仅是个10多岁的孩子，“有时把我打扮成讨饭的小孩子，有时把我打扮成到山上拔青草的小孩子，时时把我身上、脸上擦一把泥，装扮得特别像，并对我作了详细的交代。就此，我接受了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把党内密件送到目的地。我以拔青草、挖猪菜的模样，以小孩子幼稚无知的动作，爬过敌人脚边，到了渡船后舱，逃过敌人注意，混过渡口，安全过江，把密件按时送到目的地。”。

1941年秋，金湖县银集地区的农民刚把粮食收到家，盘踞在宝应的日伪军就出动两艘汽艇，各拖一条大船，顺着河道窜到银集抢粮。

银集小学的儿童团员见到这一敌情，随即鸣锣为号，并配合区模范队送信到蔡花乡李湾小学儿童团，李湾小学儿童团又送信到金构小学儿童团，一站送一站，一直把信送到设在金构的高邮县政府。

县政府立即派出县中队配合各区模范队，来个三面包围，把敌人打退了，敌人一粒粮食也没有抢到。1943年9月，晋察冀边区在保卫神仙山战斗期间，金芝(14岁)、金兰(12岁)两个小姐妹及时为八路军送信，使晋察冀边区党政机关得以安全转移。

日本投降前夕，八路军在晋绥边区的离石县围困了日军据点，但因对据点内的情况不明，不便贸然进攻。

两名儿童团员就自告奋勇，化装成贩卖香烟的小贩，进入据点，摸到了日军的准确人数和武器装备情况，为八路军拿下据点立了功。保德县有个游击区，敌人进村后，儿童团员们就秘密组成侦察小组留在村里，将敌人在村里的活动情况，及时通报给山里的部队，对打击敌人和保护群众，起了重要作用。

苏北根据地涟水县的一个儿童团副团长单有才，为新四军派去侦察敌情，路上遇到日军，被带进据点。

他机智勇敢，沉着应付，装成是拾草的孩子，敌人便将他放了，他趁机在据点中转了一圈，将敌人的兵力、枪支、炮楼的地形、铁丝网等情况，都记得清清楚楚，然后背着粪筐回来。

新四军根据他的情报，加上老乡的外部侦察，很快就拔掉了这个据点。

还有个儿童团长侦察敌情时，被敌人发觉。他学苏维埃少共团员的榜样，宁死不屈，被敌人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始终没有向敌人说一句我军的实情。

在离敌占区较近的村庄中，儿童团员们为及早发现敌人出来“扫荡”的行踪，组织起来传递消息。

例如，晋察冀根据地的儿童团员把岗哨设在一座座山岗上，一站一站地连起来，一直到村头。他们规定了联系信号，即在每座山岗上竖起一棵砍掉枝叶的小树，叫做消息树，有了情况就把树放倒。这样一站接一站，既不惊动敌人，又能及时、准确地把敌人出动的消息传送到村里。

华中根据地兴化县的儿童团规定，凡是敌人一出据点，儿童团就派团员逐村传递情报，通报敌人已到某地，以便民兵及时做好反扫荡的准备，组织群众撤退、疏散、毁路、拆桥等。在夜晚，儿童团员们就通过敲锣代替情报传递。

在河北唐县，少年儿童传递情报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第一，交通员巧扮祖孙（女）、母子（女），顺利过敌伪哨卡。

炮楼的敌伪军，对南北来往人员过卡子，搜查得很严。就连妇女头上的髻子也要解开检查，对男人的搜查更严。针对以上情况，唐县各村党支部和村人民政府就选拔一些可靠又机警有胆量的儿童团员，担任小交通员的工作，并选一些中、老年妇女给予配合。他们扮成母子（女）或祖孙（女）以串亲、赶集、上庙会等名义，传送情报和信件。在一般情况下，通过卡子还是顺利的。

不过有时也会遇到险情，这就要同卡子上敌伪军斗智、斗法。

有一次杨高和村的交通员过敌卡子去送信，卡子上的伪军见小孩挎着一篮子油饼就拿着吃，小交通员害怕伪军把藏在油饼里的信给翻出来，就用手捂着竹篮的油饼不让伪军翻，他自己给伪军拿，还有点惊慌。

扮奶奶的见此情况就赶紧说：

“孩子，让老总们吃果子吧，咱们这些鸡蛋给你姥姥送去就行了。”

伪军一听老太太篮子里有鸡蛋，就不吃油饼了，顺手抢过老太太的篮子说：

“把鸡蛋给我们留下，过去吧！”

小交通员还故意地向伪军抢篮子，并说：

“你们吃了果子还要鸡蛋，不给你们！”

伪军理都不理，拿着鸡蛋就进了炮楼。

当过了卡子后，小交通员说：

“我真怕这些坏蛋们吃果子把信给查出来了。可惜呀！几十个鸡蛋白白地喂狗啦！”

假扮奶奶的说：

“鸡蛋让他们白白地拿去了，可是咱们顺顺当当地过了卡子呀，看来在能吃的东西当中藏信不保险，以后还得变变法子呢！”

第二，交通员随机应变，巧藏机密信。

敌人既残暴又狡猾，他们对过卡子的行人百般刁难、敲诈。为了保障通信安全，小交通员们随机应变，同敌人斗智、斗法，过卡子送信的方法不断变换，有时背上一个筐，装扮拾粪、割草、打柴等等：有时把信夹在牛或驴背上的鞍子里，赶上牛车、驴车过卡子。

不过也遇到过危险，这就要随机应变了。有一次，一个小交通员背着一筐青草过炮楼卡子，本可以顺利通过，正巧这时候来了几个骑马的日本鬼子，他们要把这一筐草拿去喂马，这下子可急坏了小交通员。因为信件就在草里藏着，如果把草倒给敌人，信怎么办？他急中生智，背起草筐对伪军说：“我去喂马！”

说着他就给敌人喂起马来，趁伪军领日本鬼子进炮楼的机会，他迅速地把信取出来，又在垃圾堆上捡了一些破罐头盒子，把信藏在筐底下就向外走。

边走边向站岗的伪军说：“我要几个罐头盒玩。”伪军也没理他，就这样顺利地通过了卡子，完成了送信任务。

第三，真朋友假打架，蒙骗日伪过卡子。

封锁沟以北的村（镇）背靠山，是游击区的后方，根据地的前哨。敌人对沟北各村（镇）“封锁”很严，凡是沟北的人过卡子向南去，盘查就严，有时还不准过卡子。

因此，由北向南送信就受影响。敌伪变换“封锁”手段，我们的交通员就变换送信方法，这就叫“敌变我变”。有个时期采取由沟南来，再回沟南，过卡子就比较顺利。但是离封锁沟也不能太远了，时间又不能长了；太远或时间太长了，再过卡子敌人就说是沟北的人；离炮楼近了，交换信件时又怕被炮楼上的敌人发现，因此不能总在一个地方交换，总要一次约会一个地点。

封锁沟以南的小交通员，经常以割草、拾柴等方式从卡子上过来，过卡子时还向敌伪军岗哨打个招呼，当把信件交换之后，为及时赶回去，就假装和沟北的儿童们“打起架”来，柴也不打了，草也不割了，背着筐边“还击”边往南跑，抛石头，像真打架一样，故意让炮楼上敌人哨卡看见。沟南村的人跑到卡子上时，伪军见他们是刚从南边过来的人，又是小孩子打架，理都不理他们，他们就这样顺利地通过了卡子，有时站岗的伪军还说：“你们又打败了，快回去吧！”

少年儿童担任交通员，在当时的环境里比较合适，他们以机智勇敢的精神完成了大量的送信、送情报的任务。

有意思的是，当年的儿童团员不但给八路军送情报，而且也给日本鬼子送情报，不过是假情报。

据儿童团指导员肖辉回忆：

“我们儿童团也有给鬼子送情报的，就是告诉鬼子今天有没有八路军，有的话，到哪儿了，报告这些呢！我们村以前送情报的人不知怎么的，秘密失踪了，又选了一个儿童团的人，这大约是1941年了，选来一个不上学的，是儿童团的，这个人叫李狗狗，官名叫李宝魁，送的是假情报，今天没八路军，就说是有八路军，今天有八路军，就说没八路军。虚虚实实，实实虚虚。”

在华北敌后根据地，日伪军在各据点之间修筑公路，挖沟开渠，采取修路与“扫荡”结合的“蚕食”方针，来分割和封锁根据地。

因此，破坏敌人的交通，扰乱敌人，是华北根据地儿童团开展较多的一项活动。这些活动，致使日军汽车开不动、火车没法行，电话打不通，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对八路军和根据地的进攻。

晋察冀边区的儿童团积极参加破路、割电线、锯电杆、炸桥梁、拔道钉、毁枕木行动，破坏敌人的交通和联络，有力地牵制了敌人的进攻和“扫荡”。

1943年4月23日的《晋察冀日报》报道说：

“曲阳儿童破坏交通达17次，参加的儿童共1064人。完县儿童破坏交通34次，参加人数564人。在冀中大平原上，纵横交叉的交通沟，这个为了坚持平原游击战的伟大建设，那上面滴着千万个儿童的汗水。”

除了破坏敌人的交通以外，儿童团员们还常常在夜间跟随父兄去扰乱敌人。定县儿童到1943年，共袭扰敌人50次。

根据地儿童带着土枪和鞭炮，到敌人驻地附近去骚扰，引得敌人乱放枪，白白消耗大量的子弹。有一次，敌人包围了一个村子，5名儿童团员就配合着“青抗先”去附近一个小山后面放了几串鞭炮，结果把敌人吓跑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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