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园生态化建设模式，涵盖茶叶品种、栽培、土壤、生物、植保、肥料等领域。秉承以人类为中心的理性生态伦理学思想，为复兴茶产业而努力。

茶馆又叫茶楼、茶室、茶园、茶肆、茶铺等，各地区在称谓上有所不一。茶馆萌芽于晋唐，两晋时期就已出现流动买卖的小茶摊，到中唐时期，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商业起步，开始有茶肆出现，使得茶饮商业化初具雏形。宋代进一步发展，茶坊、茶肆林立，奠定我国茶馆的基调，从经营内容、室内陈设、空间构架等方面为现代茶馆提供了建设性的参考。

至明代，茶馆不仅限于消遣娱乐，更要有审美怡情之趣，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写道：“崇祯癸酉，有好事者开茶馆”，这可能是“茶馆”一词最早的出处。这时的茶馆对茶、茶具甚至于对水都有一定的要求，宜兴的紫砂壶也受益当时的饮茶风气，而名声大振。

清朝是茶馆的鼎盛时期，此时茶馆已遍地开花，上至皇亲贵胄，下至平民百姓，皆是茶馆的客流。因此，为满足各阶层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各类大茶馆、清茶馆、书茶馆、棋茶馆等纷纷涌现。

对茶馆进行针对性的系统研究，最早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着手开始，铃木智夫以中国晚清江浙地区的茶馆为对象，通过挖掘史料，首次以历史学的视角观察茶馆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其文中论及到大小茶馆经营风貌、“讲吃茶”之风、馆内设赌等，由于史料受限或其他原因，文中未能进行深入剖析。但这一研究对全面认识中国茶馆有不小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茶馆研究的进程。

近年来，关于茶馆研究的论文和专著逐渐增多，研究的思路与视野也越来越宽，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类：

（1）关于茶馆演变历史及社会功能的研究

茶馆是茶叶商业化贸易形成的特殊产物，茶馆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是研究者们率先要回答的问题。谭吉佳在《试析茶馆演变的历史及影响》一文中梳理了茶馆的发展历程及各阶段茶馆的主要特点，从中可以看出茶馆的发展与繁荣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此外，文中指出：茶馆在当代不应只满足人们解渴休闲之需，更应关注人们身心和谐，让茶馆成为文化交流的平台，陶冶人们的情操；茶馆是社会生活的窗口，三教九流聚集于此，相安无事却又紧密相连；茶馆是信息交流与传播的重要场所。

牛力的《试论近代中国茶馆的社会功能》一文中也提到茶馆闲散，鱼龙混杂，看似是闲言碎语、家长里短，实则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茶馆将属于个人或团体相对孤立的信息通过资源整合成一个信息网，在信息收集与传递的过程中，将人际传播的场域扩大到一个更广阔的场景中，从而实现信息的交流。赵甜甜茶馆功能的演变》主要论述了茶馆从传统到现代功能的历史变化，并预测未来茶馆将更专业化、特色化。

（2）不同地域的茶馆研究

中国地域辽阔，茶馆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刘清荣按区域文化将全国茶馆分为京派北京茶馆、海派上海茶馆、荆楚湖北茶馆、吴越江浙茶馆、巴蜀茶馆、赣文化江西茶馆、岭南文化广东茶馆七类，这一分类的科学性虽尚待考究，但从一定程度上可使人对全国各区域茶馆有较为整体的认识。

陈永华研究了近代以来杭州茶馆的变迁历程，其中包括茶馆数量变化、场地分布、茶馆人员、经营特色和功能特色，认为这一发展变化过程与特点折射出近代杭州社会的风情市貌。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一书从茶馆的经营管理、组织结构、生存状态、茶馆里的帮会势力、日常生活等详尽介绍了川派茶馆的面貌。

此外，《农业考古》杂志有集中讨论茶馆的文章，其中多为一些老知识分子对所熟悉的区域茶馆回忆而述的文章，描述多余评论，但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倪群的《近代杭州茶馆》、《近代上海的茶馆》、雷友山的《浅谈武汉茶馆的过去与现在》、管家芬的《羊城茶楼拾零》等。

（3）社会生活变迁与茶馆文化的研究

茶为国饮，中华饮茶文化根基深厚，站在文化和社会生活变迁的角度进行探索是研究茶馆的重点。代亚松以近代汉口茶馆为研究对象，论述了茶馆中的世俗文化、商业文化、帮会文化，通过对汉口茶馆的发展及演变过程来分析、重构近代以来汉口人的文化、社会与生活，一方面丰富了人们对汉口历史的想象，另一方面也为汉口的近代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参考空间。

陈永华从杭州茶馆的变迁、经营特色等切入市民生活与城市变迁，试图通过茶馆这一公共窗口来观察近代城市变化。蒋建国对广东茶楼的发展及经营状况进行了概述，并对茶楼里的市民生活状态做了简要论述，他认为茶楼是经济发展下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各界进行社交的公共场所，也是公共话语的表达场所。美籍华人学者王笛对成都茶馆的研究更为深入，充分挖掘了二十世纪初以来成都茶馆的历史性、社会性特征，展示了茶馆旺盛的生命力。除上述研究成果外，在建筑学、经济学、人类学等视角上也有相关学者对茶馆进行了深入研究。

（安根团队摘自蒋平利：茶馆品牌连锁经营发展理论与策略研究）

安根团队，20余位各领域农业专家，提供成熟的土壤恢复集成方案、生态修复集成方案、农残解决集成方案和生态农业社会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