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战时期开始一直淮海战役，从八路军129师再到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刘邓大军十几年间打的仗，是数也数不清的。他们指挥的战斗越来越多，指挥的战斗越来越大，可是，刘邓却只有一个非常之小的指挥统帅机关，而且小得令人吃惊。

数十万大军的作战参谋部门，长期只有四五个人，最多的时候才有十个人。

抗战时期，129师人数最多时全部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已经达到近30万人。解放战争初期，刘邓野战军在黄河以北的时候共十余万人。指挥大军运转的刘邓二位首长，却不设专门的办公室，不设秘书处，刘邓二人也没有个人秘书。他们每天办公的地点，就是司令部的作战处（也称参谋处）。

作战处，就是刘邓的办公室，就是这支大军的中枢。

作战处一开始只有处长一人、参谋两人。到了1947年春，才扩充至四个参谋。到大别山后，原中原军区的李先念同志到野战军任副司令员，他带来了四位作战参谋。1948年5月，陈毅同志任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后，又带来一人到作战处。到这时，作战处人员一共才凑足了有十人。

但这时，刘邓野战军除了千里转战大别山带着的六个纵队，陈谢兵团也已回归建制，华东野战军的一个兵团也划归刘邓首长指挥，再加上六七个地方军区部队，不但要指挥调度数十万大军，仗也越打越大，但刘邓却依然只是依靠这十个人来应对。

能够如此从容，这与刘邓的处事风格是密不可分的。

刘邓首长每天吃过早饭，必到作战处去。在这里，他们实施作战指挥与处理其他工作。在这里，所有来往电报和各类情报材料，均送他们及时阅办。他们亲自处理重大问题，坚持把当天的事当天办完。

刘邓坚持重大工作亲自动手、动笔、动口，从来坚持自己起草文件和报告，从不让人给他们写讲话稿子。每次战役的总结和报告，基本上都是刘伯承、邓小平、李达亲自写成。

作战处的人都说：“邓政委写的文电报告又多、又快、又好。许多需要的有关数据，也记得非常准确。”

刘邓首长还对作战处的同志说，兵贵精，不贵多。你们人少，工作多，担子重，这就要迫使你们兢兢业业，紧张勤奋，团结一致，拼命努力，通过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来解决问题。

在刘邓大军的办公机构里，没有繁文缛节，大事小事一齐处理，作战命令当场可下，战略决心及时可定，战役指挥现场即可下达，这就是刘邓的作战指挥风格。

刘伯承善于用脑子打仗，是我军著名的智将，他的军事经验和军事理论、军事造诣和指挥艺术，在解放军将帅中屈指可数。刘伯承坐镇“中军帐”，他高超娴熟的指挥艺术，出神入化，在内线作战“七战七捷”、宛东战役声东击西等战役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邓小平多次对手下战将们说：“刘司令员是我们的军事家，大事才找他决策。”作为政治主官，邓小平和刘伯承一起，制定了一系列重大军事决策，提出了许多至关重要的意见，并身体力行付诸实施。刘伯承也常说：“邓政委是我们的好政委，文武双全，我们大家都要尊敬他，都要听政委的。”

李达主动承担了许多作战具体指挥，并将处理情况及时报告刘邓二位首长，这样可以使刘邓首长集中精力，研究关键性问题。李达处理不了的事，邓小平就主动亲自找各纵队首长加以解决推进。只有在战役发展到关键时刻遇到困难时，刘伯承才亲自找各纵队首长讲话安排部署。

刘邓首长大事小情，都能亲力亲为，既能亲自动手起草讲话、报告，也能深入一线调查研究、琢磨问题，凡事自己动手，自己动脑。参谋人员精通业务，熟悉情况，人员素质高，工作效率高，保证了首长决心的贯彻落实。

所以，刘邓首长才能凭着这么一个小小的作战指挥系统，指挥了千军万马进行大规模的大兵团作战。

毛主席曾说过：“秘书只能找材料，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那么部长、局长就可以取消，让秘书干。”毛主席的话和刘邓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工作作风，是不是会让如今的很多领导同志们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