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传记《高志远传》第五部《回响》第四章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及以后 1.地方史志、冀东起义研究者的探究 （4）陈发（二）

高志远画像

1.地方史志、冀东起义研究者的探究 （4）陈发（二）

陈发记：

“1995年4月初，收到北京万寿路28号的来信。打开一看，收信人不是‘滦县党史研究室’，而是‘运昌同志’。当然，下边的具体内容是说给滦县党史研究室听的，名义上却是写给李运昌的。

这件事令我大惑不解：肖克同志身为高级干部、高案当事人，有义务对县一级党史研究室的咨询做出正面回答，这个回答，不是以其当时的官职名义，而是以当事人的名义来回答。这是一个组织与一个当事人的交流，想必也有损肖克同志的尊严？

肖克同志的这封信，有两个要点：1、‘高志远是叛变分子’，‘决策和处理是正确的’；2、‘公审大会是按当时的法律判决的’。

肖克同志的态度很明确。我被这种明确的暗示罩上了一层阴影。我已经预感到某种政治压迫正向我步步逼来。

一天晚上，我走进中共滦县县委书记庄连顺同志的办公室，向庄书记汇报了我从事高志远问题研究的经过和结果，重点说明研究高志远的史学价值及所面临的困扰。

庄书记对我的汇报听得很认真，询问了一些情况后，对我说了几句话，大体意思是：李运昌同志是冀东老领导，我们应该尊重他。至于高志远的问题，是学术研究的范畴，我没有研究，没有发言权，更没有给你什么处分的权力。

庄书记的一番话，使我的精神压力稍减。

第二天早晨，庄书记的秘书给我送来一封信，信封上写的是‘中共河北滦县委员会庄连顺同志亲启，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东总布胡同34号，李运昌’

这分明是李运昌写给庄连顺书记的，怎么转给我呢？又是个大惑不解。

信已开封，说明庄书记已阅。抽出一看，让我大吃惊。

这封信，是运昌同志指示庄书记处分我的内容，给我上纲上线，要庄书记把我从党史研究室主任的位子上撤下来。

我仔细查看，无论什么地方，均没有庄连顺书记的批示。我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似乎明白了许多：

1.昨天晚上的汇报非常及时；2.也可能庄书记早就忘了这封信，我汇报，让他想起了这件事；3.庄书记不做任何批示，说明了什么？此地无声胜有声。

庄书记是什么意思？是支持，还是反对？是观望，还是等待时机？这都令我费解。

思绪安定下来，把庄书记的谈话与转交这封信联系起来看，最后我得出这样的结论：

庄书记不表态是慎重，既不给我造成压力，又不得罪李运昌；党史研究属学术研究，与他的施政是两码事。

按逐级反映情况的原则，我将肖克、李运昌同志的态度和行为，向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吴焕发同志做了汇报，并明确提出我的意见：

一、研究高志远，不是个人行为，是冀东革命史的重要课题，不仅滦县应该研究，唐山市、河北省都应列入选题。

二、应该向省党史委、省委反映李运昌同志干预党史学术研究的情况，制止这种违犯党的纪律、干扰学术讨论的行为。

三、高志远的定性问题，应该在肖克、李运昌同志尚健在的情况下，做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这样，有利于党的威信，有利于肖克等当事人的形象。

对我的这些意见，吴主任是怎么向省里反映的，我不清楚。时隔不久，吴焕发给我打来电话，转达了省党史研究室一位副主任的意见，对我讲了以下大概意思：高志远的问题可以研究，现在只能搜集材料，不能公开发表，时机尚不成熟。

按省、市指示精神，我只好进一步搜集相关史料，充实已有史料，在搜集的过程中，先后写出《王仲华为什么被派到高志远部队中》、《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王仲华和高志远》、《高志远刺杀刘佐周始末》等文章，这些文章，也从未在任何刊物上发表，只是积累资料而已。

2002年2月，由于年龄关系，我办了离岗，有了充裕的时间，也有了自由撰稿的权力，便将以往的资料做了归纳，写出了一个长篇，题为《32岁的抗联司令，65 年冤情未申》，想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在刊物上发表。可是，找了几家都不敢发，一致意见是有肖克、李运昌同志健在，是要找麻烦的。学术争论，如果在其中一方无法开口的时机去争论，那又叫什么争论呢？

肖克、李运昌同志是冀东革命老前辈、军队的高级将领，历史上有重大贡献。他们都是百岁将军，今已与世长辞，令晚辈日感交集。

高志远的这些资料，理应在他们生前一一过目，可是这个愿望终未实现，现在搬出来，与其说时机成熟了，倒不如说时机丧失了。

我与高志远非亲非故，研究高志远及其冤案，是参加党史资料征编之后的事情，是职责所系，当然，回避、唯上，唯权，甚至落井下石，都未必对自己有什么坏处，而且事实上有些人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好处。

但是，作为一名党史工作者，只会人云亦云、阿谀奉承、推波助澜，就大失其德了，不仅丧失史德，人格也丧尽了，天良也丧尽了。我们唐山地区就有两位作者（也不配称作家)，不仅毫无根据地把高志远说成叛徒，还脸谱化，从既定概念出发，编织出一些离奇古怪的故事情节，硬扣在高志远的头上，似乎只有这样做，才使叛徒这顶帽子戴得结实些。这不是落井下石吗？"

“面对一些人的不实之词和种种谜团”，“从党的立场出发、党性出发，还是从良心道德出发，都有必要把事情弄清楚。从1982年到2004年，22年过去了，到2009年，高志远含冤就70年了。70年中，有20年的时间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这种大环境下，高志远的问题自然是碰不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初期18年顾不上，从彻底否定‘文革’，为地、富、反、坏、右摘帽到今日，又是26年，高志远的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这就不是大环境的间题了，而是肖克、李运昌同志坚持自己见解，有意无意地以权势制不同意见。

这种说法是否严重了呢？我认为一点也不过分，因为以肖克、李运昌的地位，是有能力、有资格拿出‘高志远是投敌叛国’罪证来 的，可是怎么就始终没拿出来呢？ 没有充分证据，给人乱扣‘为叛徒翻案’的帽子，不是以权势压人吗？”（陈发《我研究高志远“叛变”案的经过》，见《魂系冀东》，第217-27页）

1997年4月-1998年7月，陈发写成《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和宣传高志远》一文，从实事求是地评价和宣传高志远是“党史研究职责范围之内”之事、是“普遍呼声”、是“扩展对冀东暴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之必要”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得出结论：“深入研究王仲华和高志远，一在职责之内，二为辨析真伪，三为填补空白，四为现实服务，其目的不仅为受了冤屈的人平反，为受冷落的人树碑，更重要的是以史为鉴，资政育人，为今天的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尽一点应尽的职责。”（陈发《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和宣传高志远》，见《魂系冀东》，第210-216页）

2004年8月，已经“离岗”两年多的陈发写成《公正结论的时间再也不应拖延了——冀东抗联司令高志远“叛国”案辨析》一文，对“32岁的抗联司令”、“吴佩孚及吴高二者的关系”、“对处决高志远的种种反应”、“高志远被处决的主客观因素”、“冤情多少年未申的原因种种”等史实进行了考证，分析了高志远案“历史研究的必要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得出结论：

“历史研究属学术范畴，应严格区分学术讨论和政治分歧的界限，研究无止境，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研究者的职责和权力”；“高志远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共产党员王仲华等浸润和引导的结果，是冀东党组织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典型”；“高志远被杀，是错案、冤案，造成错案和冤案的主要原因，在于战争环境的严酷和党内‘左’倾思想的严重，当事人不能承担个人责任”；要“批判党内由来已久的‘左’倾思想，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倡导实事求是，体现历史公正”，“通过深入研究高志远及相关的人和事，以求百家争鸣，澄清事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团结一致向前看，通过革命史和党史研究，将其成果应用于现代化建设”。（陈发《公正结论的时间再也不应拖延了一一冀东抗联司令高志运“叛变”案辨析》，见《魂系冀东》，第193-209页）

地方史志、冀东起义研究者：（左起）唐向荣、陈发、秦戈、田义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