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美国大选不只是美国的事，也是全世界人类的事——因为美国正在给全世界上一堂前所未有宝贵的课。

上世纪1990年代因为高度颂扬美国体制，撰写成名之作《历史的终结》而扬名国际政治学界的美籍日裔学者、哈佛大学教授福山，今年7月在美国《外交事务》上发文，针对美国在新冠疫情上的表现说，美国最大的不幸是“当危机来袭时，历史上最无能也最分裂的领导人掌管了这个国家。”

他的话，相信很多人会同意，但作为一个学者，他这么说，不是他存在着思考的盲点，让他看不清真相，就是他缺乏真正的学术良知，因为他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在如此完美的美国体制下，竟然出现这样的领导人，而且还能容许这样的领导人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并且未受到任何有效地节制与制衡。

特朗普

我大概可以感受到福山教授的尴尬与为难，因为1989年他的成名作发表在《国家利益》期刊的时候，准确预知了德国柏林围墙的倒塌与前苏联的解体，历史的发展一再证明了他的理论正确。

他的理论核心，说到底，就是一句话，美国体制是人类社会最好的体制，所有其他体制，尤其是共产社会体制，都将证明会走向失败，并最终像美国体制靠拢。苏联的解体及东欧国家的转型（当时称为苏东波），及美国综合国力在上世纪最后10年的辉煌表现，不约而同地为福山的论述增添了光彩，让福山的学术盛名直追其业师，同为哈佛大学教授的亨廷顿。

然而福山的学术论点进入新世纪后就开始面临一个又一个的质疑与挑战：

一方面，被他贬抑的中国体制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2010年GDP超过日本成了全球第二，直追美国；

另一方面，被高度评价的美国体制却爆发了世纪金融海啸，殃及全球，这让尴尬的福山教授不得不一再地修正他的论述。

更未料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迄今为止，中美两国在应对疫情表现上的巨大反差，无异是搧了包括福山教授在内一众西方学者的耳光，这才出现了前述他在《外交事务》上的辩解之言，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回避了问题的重点。

我认为2020年美国（体制）的表现给全人类上了一堂最宝贵的政治课：民主政治是一种“极高门槛”的国家运作模式，绝非一种一众西方学者所颂扬，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所谓“华盛顿共识”。

李光耀

这一点李光耀最清楚，他1992年在香港大学演讲，回应港都彭定康提问时，丝毫不留情面地说，“我从不相信民主会带来进步（台下哄然），因为民主只会带来退步”，他举了好些例子说“我年复一年看到这种情况发生”。李光耀大概没想到，今天的美国也许可以给他又一个更好的例子。

民主制度并非绝无价值，但需要极高的配套条件，包括成熟的法治文化、高素质的人民及专业的政治人才，缺一不可。

2016年，瑞士全民公投中有3/4的人对政府发钱给人民投下了否决票，有这样素质的公民，也许才有资格运作民主政治，这样的门坎目前连美国也跨不过，但全世界应该感谢美国给大家上了一堂宝贵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