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9月15日上午11时，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中将携第18军军长胡琏、方面军副参谋长罗辛理等部属在长沙岳麓书院接受“长衡区”日军的正式投降。在不久以前的湘西会战中，曾被王耀武打得大败而逃的日寇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良中将，乖乖地在缴械训令上签字，并呈上了自己的指挥刀。

这绝对是王耀武的抗日高光时刻，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参加淞沪会战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的湘西会战，王耀武率部整整跟日本人打了八年。本来，长沙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原驻地，按理应该由薛岳来主持受降仪式，然而长衡会战的惨败让薛岳很有些颜面扫地。同时考虑到驻长衡地区的日军，毕竟是第四方面军的手下败将，所以何应钦选择了王耀武负责长沙受降，而把薛岳打发到了南昌受降。王耀武还即席对记者发表了谈话：“本司令官奉命接受长衡地区日军之投降，此一任务之达成，吾人实感到无上愉快”云云。

抗日战争既然已经胜利，曾经的抗日铁军第74军军长，今后又将何去何从？王耀武其实也有点迷茫。

隶属于陆军总司令部的第四方面军是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3月5日正式组建的，方面军司令官由第24集团军总司令王耀武改任，副司令官为夏楚中和彭位仁，下辖第18军、第73军、第74军和第100军，司令部驻湖南辰溪。

长沙受降后的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底，第四方面军司令部和番号奉令撤销，几个军也纷纷调往各大城市驻防。此间解放战争的硝烟味已经可以闻到了，对此，身处国军高层的王耀武自然心里有数，那就是国共之战不可避免。

王耀武也非常清楚，一旦战争全面爆发，自己是肯定要被蒋介石派上前线的，而八年抗战已经让他心力憔悴，厌战情绪严重，实在不愿意参与打内战了。

王耀武

根据时任山东省府秘书王昭建的回忆，当风传蒋介石有意委派王耀武主持山东军政时，王耀武随即拜见了恩师刘子衡老先生，执弟子礼诚心求教。刘老先生直截了当：“不去！八年抗战，是民族之战，在这场战争中，你屡立战功，将来会青史留名，但如果涉足内战，必然殃及万民，一将功成万骨枯，不如一圣功成万民苏，要急流勇退，免得留下骂名啊”！

王耀武当时确实听进去了，认为刘老先生确属肺腑之言，应当学会急流勇退，所以不待蒋介石交代新任务，立即称病请假，住进了武昌陆军医院，大有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意思。

可惜蒋介石不可能放过他，没几天侍从室的电报和电话都追过来了，还派出一架专机，把王耀武从武昌接到重庆，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黄埔校长召见，王耀武总是不敢不去的。

关于这段历史，王耀武晚年在《自述》中是有回忆的，从武昌飞抵重庆后，第二天就被蒋介石传见，看到自己一路提拔起来的这个爱将，蒋介石还是比较客气的，稍事寒暄后进入正题。

蒋介石问：“看你的气色和精神都很好，你有什么病？”王耀武回答：“胃病咳血，这是多年饮食起居失常的缘故。”蒋介石说：“休息休息，生活一正常，不久会好的。”王耀武表示：“学生谢谢校长的关心。”蒋介石又问：“日军虽赶出去了，可还有内患，时局能让你休息吗？”王耀武一时无言以对。蒋介石最后表示：“你知道济南很重要，派别人去难以胜任，你是山东人，我认为你去最为相宜，你不要怕困难，我一切都有办法！”

王耀武

王耀武年仅40岁成为方面军司令官、“中执委”委员，固然是因为战功不凡，实际也与蒋介石十几年来的大力提携是分不开的。蒋介石不欣赏不擢升，王佐民再能打还是白搭，所以在蒋介石的恩威并施之下，王耀武最终只能从命。

王耀武无奈之下开始提条件，要求带基本部队第74军和第100军到山东赴任，蒋介石不同意，说第74军警备南京、第100军警备“京沪线”都很重要：“何必非带自己的部队不行呢？那不成了军阀思想了吗？”从民国十六年（1927年）开始，当了20多年的新军阀头子，军阀思想这个词还能从蒋介石的嘴里说出来。

王耀武只好退而求其次，继续提条件：“那带我指挥过的第18军和新六军也可以”，因为湘西会战打响后，廖耀湘新六军曾空运芷江，也划归第四方面军临时指挥过。蒋介石还是晃脑袋：“第18军要守备武汉，新六军要支援东北，都不能带”。

蒋瑞元

总也得给黄埔三期的学生留点面子吧？蒋介石琢磨了一下语气放缓：“你如要带，只能带73军，韩浚不是也很能打仗吗？你必须顾全大局，此外，我还可以给你另调有力部队，你先去吧”。

话已至此，王耀武也不敢再说什么，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2月底随同何应钦同机到达济南，就任山东省主席、山东绥靖统一总指挥部主任（统辖第二、第四、第九、第十、第十一绥靖区）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可不是简单的绥靖区司令官，那明显就低配了，第二个职务才是关键。

王耀武到职的第一年，正是国军比较猖狂的时间段，由他指挥的各美械部队，一度打通了山东境内的胶济线和津浦线，还曾经攻占了胶东解放区大部，王耀武有点飘，特别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初举办了所谓的“庆功宴”。

酒足饭饱，王耀武想起了之前跟刘子衡老先生的对话，次日便约请老师喝茶，颇有些得意地炫耀：“老师，您看我打仗的本事还可以吧？”刘老先生摔杯于桌，厉声道：“佐民，你别高兴得太早，我看不出两年，你就要当俘虏！”

王耀武果然高兴得太早了，仅仅一年多之后，山东战场的形势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8月间，山东大部已经解放，只剩下济南、青岛、临沂等几个孤立的据点，而华东野战军兵强马壮，攻克济南从而使华北、华东解放区连成一片的战略态势已十分明显。

济南战役形势图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8月31日，西柏坡正式批准华野“攻济打援”的作战方案，华东野战军各部从豫东、鲁西南、苏北等地区出发，兼程赶往济南周围备战。9月1日，华野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与谭震林、唐亮、钟期光联名发布《攻济打援政治动员令》，

动员令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华野各参战部队摩拳擦掌，纷纷开始外围作战，轰轰烈烈的济南攻城战役一触即发。按照粟裕拟定的作战部署，华野将以山东兵团加强一部共14万人主攻济南，以主力18万人负责打援，

然而就在山东兵团兵临城下之际，司令员许世友却仍然在胶东的牙山，只有政委谭震林和副司令员王建安在泰安前指。

关于许世友姗姗来迟的原因，有好几种说法，其实主要还是在养病，总之许世友9月初才动身，从牙山到青州，再于9月11日赶到位于泰安的兵团部。

看到许世友抵达，谭震林和王建安终于松了一口气，大战在即，司令员不在前指，许多军务就处理不了。

许世友坐镇兵团司令部后，立即审阅了作战计划和作战地图，认为攻城部队分为东、西两个集团后，兵力似乎不够集中，请求调整兵力部署，至少要从西集团调出一个纵队加强到铁路以东。这封电报却是发给西柏坡的，军委当日回电：“第一阶段集中优势兵力攻占西面飞机场，东面不要使用主力，此点甚为重要。第二阶段则依战况发展，将主力使用于最利发展之方向，如果东面利于发展，则应使用于东面”。

粟多珍

电文实则婉转地否决了许司令员的建议，并在最后强调：“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这封指示电一锤定音，对济南战役的整体部署和最后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关于兵力部署的意见统一后，许世友认真琢磨一旦破城后，王耀武和济南残敌可能的突围方向。在彻底占领济南机场的情况下，济南之敌向南逃跑是没有可能的，因为要通过大片解放区才能到达临沂地区，而距离最短的捷径，是奔向东南逃往青岛。

许世友认真查看地图，突然大手一指对作战科长说：如果王耀武东逃，那么寿光县城以东20公里的“张建桥”，便是他的“华容道”！

客观来说，济南战役对国军而言其实是一次必败的战局，因为华野集中了全部主力共约32万余人，而王耀武的济南守军不足11万，杜聿明能够集中起来的三个兵团援军（邱清泉、黄百韬和李弥）亦只有17万人。换言之，敌我兵力对比是28万对32万，何况素质和士气又相差极大，实力完全不对等。王耀武身经百战，对这样的局面看得很明白，他也完全不相信杜聿明“十五天援兵即到”的鬼话。

所以面对华野围城，他的第一反应是逃跑，请求济南守军撤往临沂再转徐州，结果蒋介石不准，于是只能硬着头皮“坚守待援”，条件是必须增加守城兵力。

也就是说，王耀武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利用济南坚固的城防工事和数量足够的守军，尽量拖延华野破城的时间，以期杜聿明能兑现承诺，带着援兵爬过来。

济南守敌虽然纸面兵力有近11万之众，其实正规军只有三个整编师，即整编第2师、整编第73师和整编第84师（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兼师长，这个整编军只辖一个整编师），拢共不超过6万人，其他都是第二绥靖区所属的地方和杂牌武装，战斗力稀松。包括绥区独立旅、特务旅、保安第4旅、保安第6旅、保安第8旅、“青年教导总队”、“人民先锋总队”等等，这些部队欺负老百姓还可以，真打起来根本不堪一击。因此在华野围城后，王耀武曾亲自飞往南京，目的只有一个：既然不让撤，那就必须再给援兵。

蒋介石被逼得也没办法，只好手令刘峙抽调整编第74师（重建的）、整编第83师空运济南，这俩都是王耀武的老部队，如果再加上整编第73师，那王耀武当年第24集团军的战斗序列算是齐全了。在王耀武看来，只有这三个精锐军在手，济南死守一个月问题应该不大。

不料徐州剿总的刘总司令阳奉阴违，担心徐州兵力空虚，最后只运到整编第83师的一个旅、整编第74师的七个连，拢共7000余人的援兵。再后来济南机场被我军火力封锁，一兵一卒一枪一弹也运不进来了，不过是整体计算，济南守军最后还是超过了11万人。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9月15日下午，我攻城西集团所属之渤海纵队在开进途中与龙山守敌的前哨发生遭遇战，济南战役打响第一枪。9月16日深夜24时，在那一年中秋节即将到来之际，许世友下达了济南战役总攻击令：开始！

华野六个攻击纵队附冀鲁豫军区部队，在聂凤智（东集团）和宋时轮（西集团）两位司令员的统一指挥下，开始奋勇攻击济南城。

战至9月17日下午，由于华野东集团进展极快且攻势猛烈，王耀武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东线才是我军主攻方向，于是调动原驻西侧机场附近的战役预备队第19旅和第57旅，全部投入东线战场，遂使西线的防御出现较大漏洞。宋时轮司令员抓住机会，指挥西集团全线压上，连克济南西区的若干要点，使吴化文整编第84师的阵地完全孤立和暴露在我军面前。

面对华野大军压境以及王耀武保存嫡系和牺牲杂牌的企图，吴化文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策反之下，于9月19日率全军战场起义。起义的部队包括整编第96军军部及独立旅、整编第84师师部及两个旅，共三个旅20000余人，这次战场起义，彻底敞开了济南西区的防线，华野3纵、10纵超越吴部阵地攻击前进，迅速接近火车站和商埠等重要外城阵地。

如此战至9月20日，王耀武情知大势已去，济南肯定是守不住了，乃急电南京和徐州请求突围。

蒋介石再次不准突围，一面严令杜聿明率三个兵团火速北上增援，一面命令空军对济南外城进行狂轰滥炸。英勇的华野指战员冒着敌人的炮火和轰炸，仅用一天就攻克外城，此刻王耀武只剩下最后一道防线了：济南内城。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9月23日深夜，华野第9纵队第73团率先登上内城城头，把敌人的防线撕开了一个口子，开始奋力突入；第13纵队第109团紧随其后，也打开了内城突破口，大批解放军战士插入内城，这两个团战后分别被授予“济南第一团”和“济南第二团”的荣誉称号。

天亮时分，内城守敌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王耀武躲在大明湖北极阁的作战指挥部里，跟前沿各部队的联系全部中断，四处都爆发巷战，四处都是喊杀声。王耀武知道最后的关头到来了，下令提前开饭，然后召集部属训话：“现在我们外无援兵，内有叛逆，已经苦战了八天，尽了军人的天职。至此，我王耀武已经无用武之地，但是我们不能成仁，第一，我们已经尽了天职；第二，这不同于抗日，假如我们自戕，必遭后人耻笑”。所以王耀武要求：“我奉劝大家，放下这已无用的武器，该投亲投亲，该投友投友，自求生路去吧，我是黄埔三期学生，不能擅自投降，我将亲率军士，向北突围，以报校长栽培之恩”！

抗战时期王耀武治军极严，临阵脱逃者一律严惩不贷，而这时却主动命令部属“自寻生路”，之前还下令释放了监狱里面的全部“政治犯”，除了精于算计以及对部下较为爱护之外，也基本能揣摩出他当时的心态来。

训话完毕，王耀武即将指挥权移交给参谋长罗辛理，带着副官、卫士等人，率领最后掌握的两营部队，开启了他的逃跑之路，这个计划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很有些“金蝉脱壳”的味道。

这几百人的警卫部队，首先钻入铁公祠西侧的一条地下通道，王耀武则带着亲随最后进入。当两营兵从城北潜出后，通过一片低洼地和一条铁路后，便与解放军围城部队发生遭遇战。

等这两个营跟解放军交火一段时间后，王耀武随即下令部队向后撤退，又逃回济南城内。也就是说，王耀武刻意营造了一种“小部队突围不成被打回城内”的假象。

王耀武

等到解放军部队全力追击那两个营部队时，他和四名卫士等人却偷偷留下来，先隐藏在一个小村庄里。及至追兵一过，他们换上早已准备好的便衣，摇身一变成为了被战火“吓坏了的商人和百姓”。

化装走到校村口时，王耀武一伙人居然还壮着胆子向警戒的解放军战士问路，可谓狡猾之极。一名华野小战士客气地给他们指明了远离济南的方向，于是王司令官带着亲随，就这样仓惶逃出济南，先向北再折向东，一路奔青岛逃去。

王耀武一行晓行夜宿，9月27日潜至山东寿光县城，草草休息一夜后，次日早晨继续出逃，出寿光城向东。他们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9月28日上午8时，到达许世友之前算好的那座“张建桥”桥头，迎面遇到了桥头的检查哨。

这座“张建桥”东西向横亘于弥河之上，长近300米宽约4米，是沧潍公路从寿光向东的必经之路，相传是一位张姓“善人”捐资所建，遂有其名。济南战役打响后，已经是解放区的寿光县公安局，接到了山东兵团的命令，要求地方武装严密把守路桥并严查过往行人。

桥头检查哨有三名公安战士在武装执勤，拦下王耀武一行的大车后，当即发现有些问题：这伙人的打扮不商不农，口音也不是济南的，且回答问题支支吾吾，极有可能是从济南逃出来的残兵败将，于是将他们一体带回寿光县公安局进一步盘查。

王耀武

接下来就是分别盘问，躺在大车被窝里的王耀武，哼哼唧唧表示自己正在生病，负责审讯的公安局干事揭下了他蒙脸的毛巾，又摘下了他的呢帽，发现前额上端肤色呈明显的变化，这是常年戴军帽的特征，遂立即要求他下车。一个扮成“侄子”的卫士，立即以敏捷的动作把“叔叔”背下车来，看起来训练非常有素，还掏出雪白的手纸服侍王耀武去茅房。

审讯干事都乐了，这么大的谱哪像个商人？肯定是个逃亡的敌军官，而且职务还低不了，估计至少是个少将，于是开始了更严格的讯问，王耀武则瞪着眼睛瞎编：“我叫乔坤，临清县人，在济南开菜馆”，公安干事问他菜馆叫什么字号、他会不会烧菜，王耀武惊慌失措：“我还不知道叫什么字号，这很混乱，我被大炮吓得很糊涂，我是雇人烧菜的”。

公安干事追问，跟他一起的几个人都是哪个县哪个村的，父亲都叫什么名字，王耀武编得好辛苦，但还是驴唇不对马嘴。而另外几个卫士的回答更是乱七八糟，于是寿光公安局的同志已经基本判断出来这是一条大鱼，紧急上报。同时派来一位经验丰富的股长再次审问，几番交锋下来，王耀武知道瞒不下去了，突然问负责审讯的股长：“你是不是县长？”股长说别扯没用的老实交代身份，王耀武垂头丧气慢慢说道：“我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就说实话吧，我是王耀武”。

王耀武

至此，国军在山东的头号人物王耀武终于成为了一名战俘，不久解送华野政治部开设的“蒋军高级军官教导团”学习改造。

新中国成立后，王耀武再被转送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思想多有顾虑，主席特地委托罗瑞卿转告：“你功是功，过是过。你的抗日功劳我们是会永远记住的，只要你安心改造，你很快就会回到人民中间的”。

1959年底，王耀武成为首批被特赦的战犯之一，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担任文史专员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