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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高考发这一篇，希望高考的年青人也能三元及第～

公元978年，山东青州的王氏家族中，添了一个小男孩。

这家的男主人叫王兼，他非常的爱惜书籍，但凡是看到破旧的古书，都会买回家想方设法的进行整理修补，不敢破坏书中的任何一个字。

据王兼的说法，有一天晚上他做梦，梦到孔夫子对他说：“你能如此爱书，我让我的弟子曾参到你家中，做你的儿子吧。”

不久，王兼的孩子出生，他想到这个梦，就给儿子取名为“王曾”。

王曾八岁的时候，王兼就病逝了，王曾跟随叔父一起生活，他勤奋学习，才思敏捷，在家乡颇有名气。

1002年，王曾参加科举，他在解试、省试和殿试中，均斩获了第一名，达成了科举考试中最高荣誉“三元及第”！要知道中国科举千年历史，有据可查的三元及第，不到二十人，王曾能达成这一成就，说他是百年难遇的奇才绝不为过。

而且，王曾是北宋第一位三元及第，自然而然的，他一下子名闻天下。

按照当时的惯例，考中进士的人，可以回家乡转一圈，所谓“衣锦还乡”。王曾是状元，还是三元及第的状元，青州知府听说后大喜，这是他任内的一大政绩啊，便提前打探到王曾返乡的时间，命人带着青州父老和鼓乐到城外等候迎接。

王曾听说后，忙换了衣服，骑着驴走别的城门入了城，再去求见知府。青州知府大惊：“我派人出门迎接你，怎么守门官没来报告，你就到我这儿了？”王曾恭谨的说：“我侥幸中了状元，怎么敢惊动父老欢迎？您这是增添我的过错，所以我瞒过了城外欢迎的人群，偷偷入城来拜见您。”青州知府感叹道：“你这才是真正的状元啊。”

事情传出去后，皇帝宋真宗对王曾很是欣赏。

返回京城，王曾被授予将作监丞，之后升任济州通判，不久被召回京城，进入学士院。宰相寇准亲自在政事堂考察他的学问，考完后授任著作郎、三司户部判官、直史馆，过了一年多，王曾又升任右正言、知制诰，得以时常面见皇帝。

1008年前后，在宋真宗和王钦若的刻意推动下，天下各地“祥瑞”不断，想要提升赵宋“天命有归”的正统观念，在祥瑞数量堆积的差不多后，宋真宗开始了他“东封西祀”的操作。

因为皇帝的沉迷执着和王钦若的鼓动，朝堂大臣们都不敢对此表示反对，王曾没有直面反对封禅，而是针对层出不穷的祥瑞上奏说：“祥瑞确实是国家承平才不断的出现，但希望陛下不要居功自傲，要不然哪天有天灾，反而不好解释。”

宋真宗不仅没有因此对王曾不满，反而对他更加看重，升任他为翰林学士，并让王曾主管审刑院。有一回宋真宗晚上便服召见王曾，二人谈论了许久，王曾离开后，宋真宗想想觉得不妥，特地派人去跟王曾说：“我很想与你谈论国事，所以来不及更换朝服召见你，希望你不要以为我怠慢了你。”

1011年，王曾升任尚书主客郎中，数年后，1016年，以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踏进了宰辅的门槛，这时王曾还不到四十岁，距离他进入官场还不到十五年。

宋真宗想要任命王钦若为“会灵观使”去修筑宫观，王曾立即站出来坚决反对，说这个官职惯例是参知政事兼任，王钦若身为枢密使，做这个事情属于越权。但王钦若一贯按照皇帝的心思办事，宋真宗知道让他去修宫观一定能修的很好，王曾的反对就惹恼了皇帝，更惹恼了原本肥差到手的王钦若。

在君臣二人的排挤下，1018年，王曾被赶出京城，担任应天府知府（现在河南商丘南）。

刚到应天府，王曾就听到当地谣传，说出现了好似帽子一样在天空飞来飞去的大妖怪，一到晚上就抓人吃掉，从开封往南到应天府，人心惶惶，连白天上街的人都变少了。

王曾下令晚上打开里门，调动人手看守巡逻，有敢于谈论妖怪的直接扔进大牢。数日后，百姓发现没有真的出现妖怪，人心才慢慢安定下来。

1020年，皇帝的气头过了，王曾被召回开封，担任吏部侍郎兼太子宾客，并拜为参知政事，第二次成为宰辅。

1022年，宋真宗病重，皇太子赵祯在资善堂听政，但一切政务都由刘皇后决断，朝廷内外都担心刘皇后攫取君权。王曾私下找到外戚钱惟演（刘皇后兄长的大舅子），劝说道：“太子年幼，如果能让太子坐稳位置，那刘氏一族的位置才算是安定。”钱惟演认为有理，转告刘皇后，刘皇后稍稍放松了对太子的掌控。

同年，宋真宗病逝，王曾奉命起草遗诏，其中有一句话是“以明肃皇后（刘皇后）辅立皇太子，权（代理之意）听断军国大事”。

这其中，“权”这个字至关重要，说明刘皇后只是代理新皇帝处理政务，权力的来源还是御座上的赵祯，而不是刘皇后本人。

宰相丁谓（与王钦若并列五鬼，名气更大的奸相）打算攀附刘皇后，就要求王曾去掉遗诏中的“权”字。一旦去了这个字，那刘皇后的权力就来源于死去的宋真宗本人，凌驾于新皇帝之上，相当于从法理上获得了皇位的掌握权！

王曾硬顶着丁谓和刘皇后的压力，死活不肯修改遗诏，在他的坚持下，其他大臣也都站在了王曾一边，总算是保住了这个“权”字。

不过，丁谓的表态让他得到了新晋升的刘太后的嘉奖，丁谓趁机联络上了内官雷允恭。当时刘太后和新即位的小皇帝宋仁宗是五天上朝一次，听取政务，平时的奏章则是通过雷允恭递进去，诏书也是翰林学士起草后，雷允恭送进去，盖上玉玺再拿出来。

丁谓和雷允恭勾搭在了一起后，送进去的奏章和诏书都要丁谓先筛选一遍，这样他们就隔绝了后宫和朝廷之间的联系，掌控了朝廷大权。史书中说当时“丁谓当国，权势震主”，哪怕是寇准这种有资历有威望的老臣，也都被丁谓逐出了朝堂。

王曾在丁谓面前都摆出一副乖乖听令的样子，让丁谓放松了对他的警惕。王曾暗中搜集丁谓的罪证，等待发作的时机。

机会出现了，雷允恭当时还负责修建宋真宗的陵墓，有人对他说，宋真宗现在陵墓地点往前百步的地方，风水非常好，但下面有石头和地下水，所以没有选择那里。雷允恭认为这是自己立下政绩的好机会，完全没有向朝廷和刘太后禀报，便自己做主，移动了宋真宗陵墓的修建位置，结果挖出了大石头和地下水，耽搁了工期。有大臣上奏弹劾，丁谓包庇同党，拖着不肯处理。

直到安葬宋真宗的黄道吉日眼看就要过了，陵墓还没修完，事情才闹到了刘太后面前，她任命王曾去调查此事，王曾将雷允恭擅自移动陵墓位置的事情查出来，一五一十的告知刘太后，刘太后勃然大怒，当即下诏诛杀雷允恭。

没了雷允恭，王曾等人趁势弹劾丁谓勾结内官，把控朝政，在移动宋真宗陵墓一事上，丁谓也是知情不报。刘太后早就对丁谓和雷允恭架空自己有所察觉，便顺水推舟，将丁谓贬出京城。

这时宋真宗刚病逝没几个月，朝堂上又少了一个宰相，整个朝廷内外不免有些纷乱，王曾每次上朝都面容端正，神态严肃，镇住了朝堂上的各种扰动。他被晋升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1025年，王钦若病死，王曾以门下侍郎兼任户部尚书、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主持了朝堂上的大小事务，他每次入朝觐见宋仁宗，陈述事情时，都能详细的讲述利害得失，切中时务，他经常举荐人才，许多人受他推荐而被朝廷提拔，但他平时寡言少辞，人们都不敢以私事找他请托。

大臣曹利用是促成“澶渊之盟”的功臣，宋真宗时期就升任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尚书右仆射，论资历在王曾之上，但王曾执掌朝政后，宋仁宗亲自裁定，曹利用的地位就在王曾之下，曹利用对此很是不满，时不时找机会怼王曾几句。

后来曹利用犯事，刘太后打算严惩他，王曾却站出来替曹利用分辨。刘太后有些不明白：“你之前说曹利用蛮横拔刀，现在怎么又替他辩护？”王曾说：“曹利用过去仰仗皇恩，行事骄横，我因此驳斥他。现在说他是大恶，我却不知道他有什么十恶不赦的行径。”刘太后见王曾不站在自己一边，只好从轻发落了曹利用。

执政近十年，王曾一直在阻挠刘太后干涉朝政，抑制刘太后一党的权力，这自然让刘太后对他非常看不顺眼。

1029年，玉清昭应宫失火，刘太后立即发表意见，说这是宰相无能，所以上天示警，以此为理由，将王曾贬去青州。

1031年，王曾担任知天雄军，契丹人往来当地，都深深收敛，不敢生事。

1033年，刘太后病逝，宋仁宗立即将王曾召回开封，拜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是王曾第三次拜相。

1035年，王曾被拜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晋爵沂国公。

不过，当时的中书省，已经有了一个跟王曾官职相当，爵位相当的大佬，吕夷简。王曾和吕夷简互相看不顺眼，经常发生争执，且越吵越凶，到后面中书省的正常工作都受到了影响。俩人闹到皇帝面前，都要求皇帝罢免对方，逼的宋仁宗没辙，将俩人一起罢官。

1037年，王曾以左仆射、资政殿大学士的官衔，第三次离开开封，前往郓州做官。

这一回，他没有再返回开封。

1038年冬天，有流星坠落在王曾的住所，他的侍从惊恐的向他报告，王曾淡然的说：“一个月之内，就知道影响了。”

次月，王曾病倒，同年病逝在郓州任上，享年六十一岁。

宋仁宗听说后，大为悲痛，辍朝两日，追赠王曾为侍中，谥号“文正”。

值得一提的是，宋英宗年间，朝堂上讨论谁能够配享宋仁宗的庙庭，最后的结果是王曾名列第一，和老对头吕夷简一起，配享宋仁宗庙庭。

后人评价王曾：“前后辅政十年，处天下事，审而中理。性俭素，居家，人不见其喜愠之色。入朝盛服，进止如有尺寸。士大夫服其清修，莫敢于以私者，世人皆谓之贤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