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影像全家福》的首发式

《百年影像全家福》的首发式

商子雍

给新出版的图书举办一个或简约、或隆重的首发式，是时下坊间颇常见的作派。不过，我尽管出版过11本个人文集，却一直不曾动过举办首发式的念头。原因倒也简单：主要是觉得自己的著作没有具备大肆宣传的价值；再就是人懒、怕麻烦。

但是，对为那些确有价值的好书举办首发式，我还是乐观其成并非常愿意参加的，比如，4月13日下午3点，薛勇先生为其大著《百年影像全家福》举办首发式，事先好多天，他就光临寒舍送来新书，并邀我在首发式上说几句话，这当然义不容辞。

没想到的是，应允薛勇先生的邀请后，又接到了作家莫伸的外出旅游邀约。我和莫伸是有40多年交情的老朋友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省上召开了“四人帮”垮台以后的第一次规模很大的文学创作会议，会址在如今已经不复存在的位于西安钟楼西边的省文化局招待所，我和莫伸被安排到同一间客房下榻，得以相识（和我们一个房间的，还有作家程海、评论家包永新）。后来，他公开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人民的歌手》，我撰写了评论，发表在《延河》文学月刊上；再往后，他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恽春花》，我也撰写了评论，发表在《工人日报》上。以文会友，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至今。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先后退休。近一些年，以莫伸为“团长”，十好几位志趣相投的朋友（主要来自文学界）组成了一个“旅游团”，远到欧洲、柬埔寨、东南亚金三角地区，近至省内的好玩儿之处，东奔西走、南下北上，好不痛快。疫情肆虐三年，全国人民都被封闭在家里对病毒“动态清零”，好不容易等到去年解封，旅游活动得以重获生机，我们这个“旅游团”的劫后远行第一站，是11月飞赴云南腾冲，追思抗日先贤的不朽业绩。但遗憾的是，我因9月底从日本大阪飞回西安后，中耳发炎，又被一家不负责任的医院耽误了治疗，迟迟不能痊愈，不敢贸然乘坐飞机，没能与大家结伴外出。而这一次，是先到宁夏固原看花，再去甘肃天水礼佛（同时品尝最近声名鹊起的天水麻辣烫），不过行程是安排在4月11日出发、15日归来；遗憾啊，因了早已答应的在4月13日《百年影像全家福》首发式上开讲之事，又一次错过了外出逍遥几天的好机会。

有失就有得，人生历来如此——4月13日下午的新书首发式，盛况空前！没想到竟有200多人共襄其盛，没想到各路精英齐聚一堂。我遵薛勇先生之嘱登台发声（此举事后被媒体称作“本书序文作者、著名文化学者商子雍作了主题演讲”，惭愧！），先是对序文的缘起做了简要回顾——

2021年7月31日下午，薛勇先生在位于南大街的中大国际举办名为“百年影像全家福收藏展”，邀请我担任特别顾问，这样，在开幕式上，免不了就要致一通辞。薛勇是一位有学养、有见识的收藏家、摄影家，文字水平亦不同凡响，曾担任过西安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他在职时，我作为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史委员会主任，多次参加他领导的文化考察、课题调研活动，合作非常愉快；他离职以后，我们的合作似乎更多，曾多次为他的影集写序、给他的展览写前言、参加他的作品研讨活动。展览开幕的那天下午，大热，加之疫情防控又见收紧，但仍然有不少人来到中大国际，大家戴着口罩参加开幕式，视觉形象别具一格，也算是一道别致的风景线吧！遵照主事者的安排，站在前边说了七八分钟话，回家后意犹未尽，整理、完善成一通文字，发表在网络平台上。没想到的是，这一通在展览现场生发的观后感，竟被薛勇先生高看，用来充当煌煌巨著《百年影像全家福》的序文。

下来，对该书的文字部分，即68位各界人士围绕着自己家的全家福照片，撰写的或长或短的文章，发表了如下一番认知——

经由薛勇先生组织而产生的这68篇文章，分别记录了作者刻骨铭心的一段生活经历，组合在一起，便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一段时间和一些空间里，中国的社会形态和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态，所以，称薛勇先生是成功地组织了一次民间记录历史、撰写史书的活动，绝非言过其实。

一年多前，有朋友送来一部书稿《河池寨村史》，命我撰写序文。序文中的一段文字，用来作为对薛勇先生所组织的这次民间记录历史、撰写史书活动的评价，也完全合适。现转录如下——

河池寨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推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实现华丽转身的一个成功典型。河池寨人抓住了改革开放这么一个大好机遇，用自己的心血与汗水，改变了家乡的面貌和自己的命运，让人慨叹！辞书对历史一词的释义之一是为：“过去的事实。”所以，说河池寨人从古到今、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所作所为是创造历史，绝不为过。

对历史一词，辞书还有另一种释义：“过去事实的记载。”故而，《河池寨村史》的推出，则是展示出河池寨人在大地上创造历史之外的另一件壮举：用文字记录历史。创造历史和记录历史，是小到河池寨村，大到人类社会，虽历经曲折、屡遭磨难，却一直能够大步前行的关键所在，河池寨人能在这样两件大事上都表现出色，当然更是让人顿生敬意！

至于说到记录历史对民族、对国家，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先贤梁启超曾深刻指出：“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不过，历史若欲真正具备梁氏所言之“资鉴”功能，在真实、全面这样一些层面，必须尽可能做好。

中国很早就有了由官方主导的修史机构，西汉时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司马迁撰写了《史记》，创建了纪传体的历史记录体裁，之后东汉时班固著《汉书》，延续发展了《史记》的体例，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这两部历史著作，奠定了中国古典史学的基础，后来的历史学家沿用《史记》和《汉书》的体裁，将各个朝代的历史汇编成书，这就是被视为“正史”的“二十四史”。除断代史之外，唐宋期间中国还出现了通史，如唐末杜佑的《通典》，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上述这些史书，当然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官方修史，占有大量资源、拥有雄厚的人力物力，因而在作品的高屋建瓴、宏大叙事、完整权威诸多方面，像《河池寨村史》编撰者这样一些民间的过去事实记载者，根本无法望其项背。但后者的努力，也绝非一无可取之处。他们的作品真实、厚实、朴实，更接地气，特别是有着更为鲜活、更加丰富的历史生活细节，众多个体的过去事实记载者的努力集合在一起，就可以让历史更真实，更有血有肉、更生动丰满地存世、传世、警世、醒世。所以我一直认为，“官史”和“民史”结合在一起，才能够更加真实、更为全面、特别是更显生动地展现“过去的事实”，成为真正足以启蒙当代人、资鉴后世人的历史。

立足于这种认知，我对《河池寨村史》这部书稿的编撰者，油然而生仰慕和感激之情。在我看来，他们的劳作，不但能够造福当代，而且还足以恩泽后世，也堪称功德无量了！

薛勇先生、当然还有隆重推出《百年影像全家福》一书的西安出版社，他们这一次成功的文化实践，同样是不但能够造福当代，而且还足以恩泽后世，当然也堪称功德无量。缘此，我发自内心地向薛勇先生、向西安出版社呈上谢意、表达敬意！

补记：

我之所以对民间治史的意义不厌其烦地多次予以强调，还有以下两条原因——

其一：现存的历朝历代官修史书，说到底其实都是帝王将相史、达官贵人史，少有草根平民的立足之地，这样，出自民间之手的对“过去事实的记载”，当然就弥足珍贵。

其二：毋庸讳言的是，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官方对“过去事实的记载”中，也存在着“胜者王侯败者贼”的不良倾向，“历史就是为胜利者歌功颂德、对失败者落井下石的虚假陈述”之论，固然不无偏颇，但也绝非全无道理，不是连鲁迅，针对中国某些史书中的瞒和骗，在致曹聚仁的一封信中曾尖锐指出，“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吗？也正是鉴于此，出自民间文人之手的对“过去事实的记载”、以及底层草根百姓口耳相传的所谓口述历史，在帮助后人接近、并了解尽可能真实的历史这一点上，就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