咥在西安之十三：《稠酒是不是酒？》补正

商子雍

在《咥在西安之九：稠酒是不是酒？》一文里，对郭沫若为西安饭庄书写牌匾的时间，我说是1956年。但这种说法有误，正确的书写时间，应该是1976年。

为什么我在写作中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归根结蒂，还是由于治学不严谨，想当然——记忆中，郭沫若1956年来过西安，并且在西安饭庄发表过“不似酒，胜似酒”的郭氏稠酒论，那他给这家饭庄题写牌匾，自然可能是在这一年了。为什么我当时就不曾想到，“西安饭庄”这4个字，也可能是有关方面进京找到郭老求来的呢？愚不可及啊，惭愧！更何况，郭沫若来西安也远不止1956年那一次。

好在老天助我，及时“派”来了一位老师。就在我写完这篇文章后不久，西饮集团举办了一次以小学生为对象的“老字号故事征文”活动，邀请我担任评委。在履行评委职责的过程中，西电实验小学六年级二班孙苛菲同学的文章，使我发现了自己的失误。

本来也可以悄悄改正自己文章里的谬误，反正我的这本小书还没有付印嘛！但思忖再三，还是以抄录孙苛菲同学文章的有关部分，来为我纠错吧！

在《我心中的“老字号”》一文中，孙苛菲同学这样写道——

新中国成立后，西安饭庄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不断发展壮大，先后于1963年和1977年，两次调集了大批陕菜名厨充实技术力量。特别是敬爱的周总理爷爷多次来到西安饭庄招待国际友人和国内民主人士，并嘱咐要扩大西安饭庄的规模。在周爷爷的关怀过问下，陕西省和西安市的领导决定对西安饭庄拆除重建，经过各界人士三年多的努力，1977年下半年，西安饭庄新大楼在繁华闹市东大街中段竣工……

而在新大楼落成之前，时任西安市副市长的丁志明去北京开会，当时的西安饭庄经理李福忠、书记姚广胜商量，让丁市长捎封信请我国文坛泰斗郭沫若先生给题写个店名。信中写道：“敬爱的郭老：我是西安饭庄书记姚广胜，今有我市丁志明副市长赴京开会，请您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给周总理关心过的企业——西安饭庄题写个店名……”郭沫若先生收到信后，回想起20年前在西安饭庄用餐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于是欣然命笔，为西安饭庄题写了8厘米宽、40厘米长的店名，交丁副市长带回西安。西安饭庄拿到这件珍贵的墨宝后，立即放大制作，从此，郭沫若题写的西安饭庄店名，便一直使用到今。

“老字号故事征文”颁奖典礼那一天，我应邀前往德发长酒店，并有幸给获得二等奖的孙苛菲同学颁奖，并在随后的致辞中，特别对她表达了谢意。当然，仅仅这样感谢显然是不够的，至于进一步感谢的打算嘛，这里不说也罢！

又及：

老朋友、画家雷龙璋读过《咥在西安之九：稠酒是不是酒？》之后发来微信，言道：“商老师，人民大厦四个字，是宼遐先生所书，这可能是他最后留下来的墨宝，1953年老先生就去世了。”感谢龙璋提醒，我对拙文陈述模糊（或曰不够精确）之处做了修改，并补充相关内容如下——

宼遐是陕西蒲城人，在书法、金石上造诣很高，喜画兰草，但手迹很少。他在古书收藏方面也下过工夫，此外，对秦腔也有一些研究，曾修改过《辕门斩子》、《周仁回府》、《葫芦峪》等秦腔剧本，是早在民国时代就声名远播的大知识分子。如今仍现身于人民大厦主楼顶端的四个大字，倒不一定是宼遐最后留下来的墨宝，但十有八九却是他老人家最后的榜书作品。漂亮的建筑和杰出的书法相映成辉，堪称古城一绝！

至于郭沫若给人民大厦的题词，原来知道有一件，是书写1955年他下榻斯地时所作的一首七绝：“大厦巍峨立道中，庶民毕竟有雄风。阿房长乐今何在，唯见红旗映日红。”这件书法作品曾被印制成画片，见到的人想来不少；另一件是刚才上网搜索发现的一则对联，据说也是1955年的作品：“勉哉吾党二三子 ；猗欤广厦千万间。”但可惜的是，只见到了文字，而以这则对联为内容的书法作品，却没能在网上找到。只不过按常规，这样的一件书法作品，应该是会存在的吧！

附带更正一下，在《咥在西安之九：稠酒是不是酒？》一文里，我把上述两件作品的创作时间说成1956年，有误！

还有几句想说的话：文章中提到的丁志明副市长和我没有任何往来，但他的一位公子丁维新，却与我友好相处多年。半个世纪前，丁维新在新城区广播站当记者，我在新城区东五路公社（就是现在的街道办事处）当宣传干事，业务上多有交集。文革落幕后，他去了西安晚报，我去了西安市文联，接触的机会依然不少。几年后，我转场西安晚报，而他，则是离开报社，到商海里扑腾去了，人依然亲，但行不亲，见面的机会便越来越少。最后一次相聚是好多年前，在朱雀门里那家如今已经不复存在的万紫千红陕派粤菜馆，参加餐叙的，还有另一位朋友刘裕泰。丁维新大我几岁，如今也已是耄耋老者了，祝福他健康、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