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世宗的官员任用政策是金朝大定年间为了更好的治理国家而出台的一系列用于选拔人才的完善性措施。统治者在继承其他几任皇帝的基础之上，并结合当朝所面临的具体国情，制定出一系列有益于国家的官员任用政策。这种政策是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统治阶级强化政体的必然选择，同时也为当朝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金世宗的人才选拔

金世宗的官员任用政策经过不断的发展与融合逐渐趋于成熟，其主要内容深刻地贯穿于整个金代大定年间。这种政策不但对国家的官僚群体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对所谓“大定之治”的形成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使国家进入了一个全面繁荣的阶段，由女真民族建立的一个国家政权得以进一步稳固。

纵观整个大定年间，关于金世宗的官员任用政策，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官员任用政策的明细化。金世宗的官员任用政策不仅内容详实，而且细节明确。如具体的用人标准，官员的选拔方式以及相配套的考核体系等都制定了明确的运行流程，甚至有的地方还有所创新，例如金世宗大定十一年（1171 年）建立的女真科举。

其次，官员任用政策的全面性。金世宗的官员任用政策涵盖范围广泛，既包括国家权力中枢机构，又涉及到地方的县级行政区域，从中央宰执群体到地方县级官吏，都在其政策的实施范围之内。金世宗尤其重视县级官员的选拔，因为县级政区是国家的根基，其稳定与否涉及到国家的前途。因此，金世宗极为重视县级官员的任用。这在前几位帝王当中并不存在，因此可以认定为是一个创举。

2、用人政策的失察与官员的付出

然而，金世宗的用人政策也存在不利因素。金朝是由女真族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王朝，其民族本位思想始终无法摆脱。因此，金世宗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汉族士人及其它少数民族对统治阶级的效忠情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矛盾的产生。其它如国家选拔体系的资历限制使真正有才能的官员拘滞下位，得不到重用，对国家的官员任用产生不利影响。

又如荐举、监察等都存在制度上的局限。此外，金世宗的官员任用政策远不及辽代具有开放性。就汉族士人而言，我们可以看到辽朝内部充斥着大量汉族官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掌控着国家政权。辽朝统治者非常注重把汉族士人引入中央权力阶层，协助其进行国家建设。

辽代实行南北面官制度，由南面官治理燕云等汉族地区，其官员大多擢用汉族士人。如《辽史》中就明确记载，北面官掌管契丹本民族的宫帐、部族、属国之政，而南面官制度规定汉人治理相关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同时，在国家运行过程中，汉族官员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辽太祖时期韩延徽、韩知古、赵延寿、康默记等人。韩延徽对辽代的建制起到决定性作用，《辽史》记载：“太祖初元，庶事草创，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而且，国家大事皆由其出，成为辽太祖名副其实的左膀右臂。被称为“佐命之臣”的康默记，在辽太祖时期致力于国家法制上的建设，在文化领域上促进契丹与汉人的融合，并协助辽太祖灭掉了渤海国。

这些功绩都大大推动了辽代向传统中国式王朝的转变，促进国家进一步向前发展。而在金世宗时期，则没有如此位高权重的汉族官员进行国家建设。又如辽景宗、圣宗时期的韩德让，手握兵权，权倾朝野，打击诸王势力，帮助辽圣宗夺得帝位，为国家政权的稳定立下汗马功劳。进士出身的室昉，在辽景宗时期担任枢密使，兼任北府宰相，加同政门下平章事。

辽圣宗统和九年（991 年）加“尚父”，去世后追加尚书令。由此可知其地位在朝廷内部之高。而纵观金世宗统治时期的金朝，则没有哪个汉族官员拥有如此崇高的爵位，其差别可见一般。其它如圣宗、兴宗时期的张俭、刑抱朴、马得臣、王继忠、刘六符等人，皆为辽代中期的骨干之臣，为国家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前三位在刑法上很有建树，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国家法制体系，而张俭尤为出众，被辽兴宗封为韩王。而终金之世，没有那个汉族官员被封王。可见，辽朝统治者对汉族官员的重视程度远超过金朝。辽代末期的张孝杰和李处温，皆对辽代的衰亡负有重大责任。

张孝杰在辽道宗时期封陈国公，迁北府宰相，在汉族官员群体中地位最高。然而此人道德水准极差，在位期间残害忠良，贪污腐败，无恶不作，最后被道宗除掉。虽然如此，但也能从侧面反映出汉族官员的强势地位。李处温行为更加恶劣，在位期间阿谀奉承，贪污尤甚，对国家日益恶化的形势不闻不顾。天祚帝兵败逃往夹山，而李处温公开拥立燕王耶律淳即帝位于南京，可见其左右朝政之能力。

由此可知，终辽之世，汉族官员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上述诸人皆位于辽代的中枢机构，对国家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操控着国家机构的运行。他们在位期间对国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汉族式的政治制度引入辽朝统治阶层当中，使辽代政治结构更具多元化。二是促进了汉族文化在辽朝内部的发展，丰富了辽朝的文化系统，使辽朝在文化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辽朝之所以能够延续二百多年，与汉族士人群体的共同努力有着莫大的关系。

3、对汉人的偏见与政府核心的排挤

相比之下，金代则很少有汉人直接进入国家中枢机构，更别提能够掌控国家走向，促进国家发展。就连金朝鼎盛时期的金世宗时代，也很少有汉官直接进入决策层，对国家大政方针产生影响。因此，与辽代相比，金世宗在用人政策上显然过于狭隘。金世宗的用人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蒙元的用人政策。金世宗是藩汉分别政策的中流砥柱，因此汉人的入仕途径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

在其他民族官员的任用上，例如契丹人，金世宗也采取极为谨慎的态度。然而，与金世宗相比，元世祖忽必烈则显得格外开明。忽必烈认识到，要想统治广大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及南宋故地，必须依靠汉族官吏，得到汉族士人阶层的支持。

忽必烈曾与大臣张德辉论及“金以儒亡”这一问题，张德辉认为金朝灭亡与不重用儒臣有很大的关系。忽必烈深以为然。而且忽必烈本人也认为：“明君用人，……尽其才而用之，成功之道也。君子不以言废人，不以人废言，大开言路，所以成天下，安兆民也”。

即要如此，就应当广泛吸收汉族士人来进行国家内政上的建设，完善国家政权。因此，忽必烈在位期间大量起用汉人及其它民族官员进入权力机构，巩固国家统治，为自己更好的治理广大汉地奠定基础。在此背景下，许多金末士大夫进入蒙元统治阶层，如郝经、许衡、刘秉忠、张文谦、窦默、姚枢、元好问、王鹗、张德辉等人，都在蒙元政府担任要职。契丹贵族出身的耶律楚材，同样在蒙元中枢机构担任要职。有的甚至对国家的建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例如郝经和许衡，公开宣扬忽必烈统治的正统性，为元朝统治的合理性奠定一定程度的理论基础。例如郝经就曾说：“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主也”，为蒙元统治者正名。契丹人耶律楚材，在窝阔台统治时期担任都课税使，并对国家税收制度进行系统性改革，即以丝固定税收，折银缴纳官府。此项政策固定了税收种类，完善了国家的税收体制，增加了蒙古统治者的财政收入。因此，窝阔台非常满意，将耶律楚材提拔为中书令。

4、混乱的政府职能与统治者的狭隘

反观金世宗统治时期，基本上没有哪个契丹官员拥有如此建树，对国家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反而在整个金朝经常发生叛乱，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金朝的衰亡。姚枢为忽必烈时期的肱骨之臣，帮助忽必烈获得帝位，并助其巩固统治。如其初见忽必烈时，便上疏数千言，陈述具体的治国方略，使忽必烈大为惊奇，决心委以重任。

又如在蒙哥与忽必烈的权力冲突上，姚枢献计于忽必烈，最终致使冲突化解，使得忽必烈顺利走上帝位。中统元年（1260 年），忽必烈问刘秉忠治国养士之法，刘秉忠认为：“采祖宗旧典，参以古制之宜于今者，条列以文。于是下诏建元记岁，立中书省、宣抚司。朝廷旧臣，山林遗逸之士，咸见录用，文物粲然一新”。由此可知，刘秉忠在元朝初期对国家建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其贡献不言而喻。

王鹗出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金哀宗时期担任过翰林应奉、尚书省郎中。金朝灭亡后，受到忽必烈召见，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承旨，在任期间对国家的政治制度、典章文物等方面尽力颇多，死后谥号“文康”。又如张德辉，在窝阔台时期协助史天泽进攻金朝，并且出谋划策，出力甚多，加快了金朝的灭亡。

其后受到忽必烈的召见，应对方略，甚为得体，因此得到忽必烈的重用。由此可知，金末元初的士大夫在元朝建国之初起到了相当程度的作用。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在元朝初创时期，这些金末元初的士大夫群体在国家建制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们一方面积极融入蒙元政府，为统治者效力，一方面尽力将汉族式的政治制度引进蒙元统治阶层，使蒙元统治者能够有效的在广大汉族地区进行统治，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国家的根基，促进了国家的发展。然而，在金世宗统治时期，则很少有如此多的汉族或其它民族的士人为国家出谋划策，在政权结构上有所建树。

5、金世宗的治世之功与治理的缺陷

由此可知，在用人政策上，金世宗在一定程度上不如忽必烈。但蒙古政权仍然摆脱不了其民族本位的本性，在元朝统治稳定后的后忽必烈时代，汉族士人的地位已不如忽必烈时代。

综上所述，在官员的任用上，金世宗显然不及辽代的任一时期，也不如元代忽必烈统治的阶段。金世宗统治时期的金朝，虽然在官员的任用上拥有自己的特色，并且也获得一定的效果。

但从总体上来讲，金世宗的用人观念不及辽朝和忽必烈时期的元朝。辽朝和元朝在用人政策上较为开明。尤其是辽朝，在重用汉人的问题上更加开放，使得汉人在国家政权建设上具有决定性作用。

元朝初期，在汉族官员的任用上也颇为可观。金代虽然在大定年间国家秩序相对稳定，各个方面持续向前发展，从中央到地方都保持相对和谐的局面，没有发生剧烈的动荡。

但是，从长远发展来讲，金世宗狭隘的用人观、民族观对金朝后期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后金世宗时期的金朝逐渐由盛转衰，由于汉族及其它民族官员无法进入核心统治阶层，因此无法对统治者的过错进行更正，致使国家形势不断下滑，最终导致国家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