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头、收臀、摆尾”是封建官场中的小人物参悟透彻的夹尾式做官法，其一：缩头做低调状，就会少受他人攻击；其二：狗的收臀其实是为了进攻，“退可守进可攻”，也就是藏而不露；其三：摆尾是要讨上司的喜欢。

在上级面前要装糊涂、装孙子，这是官场上的“潜规则”，也是官场小人物必用的小智慧。升官保官不是看谁有德才，而是看谁擅长“装糊涂”、“装孙子”。

要想在官场上混，一定要有很好的“装功”——该装正经的时候装正经，该装孙子的时候装孙子，该装傻子的时候就装傻子。比如上司找你谈话，他说的明明是套话，你也要装出心悦诚服、有所领悟的样子，如果你不会装，流露出了不以为然的态度，那你就不会有好果子吃。

曹操被讥讽为奸雄，但却是一位求贤若渴的人。这从他的诗中可以想见。“青青子矜，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自屈原起，古人常以香草美人自比，借相思倾吐对明主的渴慕。曹操反过来为贤才“沉吟”，可见其用心之良苦。即使这样，他也容不下才子孔融。曹操破袁氏兄弟后，曹丕将袁熙妻甄氏据为己有。孔融就说，当初武王伐纣，一定是把妲己赏了周公。曹操中了圈套，问典出何处，孔融悠悠地回答：根据现在的事推想古人，大概是这样的！曹操对他这种冷嘲热讽有些愤恨。

后来，曹操以亡国之源头为理由禁酒，孔融不是据理力争，而是再次冷嘲热讽。他讽刺道：既如此，那么红颜祸水，褒姒、妲己也曾亡过国，那么不如把婚姻也禁掉算啦。当时天下未定，饮酒误事很令曹操头疼。孔融一再讥讽，只图痛快，最终被杀也就不足为奇了。

像这样被迫害的人还有很多，比如杨修、曹植，自命清高，智慧过人，其实并不懂得为官之道，性命尚且不能自保，还谈什么雄才大略？不过是历史的一个笑料。这不得不让人佩服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然曹操待之上宾。火烧赤壁时，庞统献连环计，欲下船身退之时，被徐庶说破。庞统大惊，言说江东百姓能否幸免全在此计。徐庶无意道破此计，但是火烧赤壁之时，只求一个全身而退之计。于是，庞统如此如此，教徐庶远离赤壁，远离战火。

要讲“糊涂”，有一点必须弄懂，那就是“清醒”。没有清醒自然就没有糊涂，正因为太过清醒才会慨叹“难得糊涂”，所以要想研究糊涂这门学问，就要从清醒入手。《汉书》有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应该算是对清醒与糊涂的一种诠释。

水过于清澈，鱼难以生存。官场上的人太精明而过分苛察，就不能容于同行人。为官者对官场的一切太过明了，一切阴暗面都不能逃脱。这是很残酷的，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正义感一点一点被磨灭，剩下的往往是以前所不齿的。无徒要引申为不能适应环境的意思，为官者对于所处的官场能不能适应，是不是同流合污，就成为一个为官者能不能行走官场的决定力量。

往往一个官员刚刚上任的时候意气风发，怀着赤诚之心，却料不到官场有许多阴暗面是非常残酷的，从而慢慢学会了小心谨慎，渐渐地同流合污，最终自己也成为一个故事百出的官僚。

至察并不是不好，如果一个人连至察都不能做到，那和傻子还有什么分别？所以至察并不是过错，是人的本性。每个人都有感知力、洞察力，对身边的世界产生一个认识，也许是片面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世界的认识。由于受知识水平和环境的限制，每个人产生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为官者能够对他所处的官场产生一个认识，正面或者侧面了解到一些黑幕，这是每个为官者都会遇到的事情。

有些正直的为官者，不能接受阴暗的现实，仍然怀着自己的赤诚忠心，这就难免会被人陷害。

三闾大夫屈原慷慨激昂、一心为国，自然会成为一些权臣的眼中钉、肉中刺。不久便遭到南后陷害被发配。此时，他才开始后悔自己的行为，认为自己不顾大节，不能很好地约束自己，不能很好地对待南后怀玉。他责怪自己：“吃一堑便能够长一智，我为什么不能改变态度呢？丢掉梯子却想攀上天，我和做梦一样的糊涂。我忠心耿耿而遭祸，始终是不曾预料。我超越流俗而跌跤，自惹得人们耻笑。”

在汨罗江边，已经白发苍苍形容枯槁的屈原，徘徊着。他的行为引起了一个江上渔翁的注意，只听渔翁吃惊地说：咦！你难道不是三闾大夫吗？屈原缓缓点头：正是！渔翁更惊讶，现在举国的高官都在朝廷里吃喝玩乐，你这样的颓废、邋遢，在这里干什么？屈原仰天长叹：哎！世人皆醉我独醒，世人皆浊我独清。渔翁思想片刻，感悟道：那你岂不是很另类吗？为什么不一起去歌舞快乐呢？屈原大怒：你哪里看到过有谁洗干净了身子再去穿脏衣服的？哼！“吾非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也？”说罢，他便“咚”地跳了汨罗江，成就了千古的名誉。

回头来看，清醒的人并非他一个，至察的人应该很多，其他的官员并不都是行尸走肉，而是洞若观火。屈原把官场的阴暗面看得太清楚了，而嫉恶如仇，是自己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当然他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是为了国家百姓，因而他的死是一个国家的损失。

看到了官场的情形，而不能适应它，这是很可悲的。任何事物都有阴暗面，而不能一概而论，虽然同流合污是可耻的，但是能够容忍一些阴暗面的存在是很必要的，为官要和做人一样，从大局着眼，不能搞一刀切。如果在官场中一意孤行，认为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就是天理难容，那结果将很难预料，为此获罪者大有人在。解缙便是其中一人。

永乐三年，明成祖朱棣召解缙入宫，商量立太子的事。成祖想立二儿子朱高煦为太子，这也是民心所向。然而，解缙却进言：长幼有序，如果立二皇子为太子，必然会引起争端。朱棣听后，面露不悦，又拿不定主意。解缙想到成祖喜欢长孙，又上前说：“皇上不是很喜欢长孙吗？”朱棣听了，便同意立长子高炽为太子，次子高煦为汉王，并命令解缙撰写诏书，以告天下。从此，高煦对解缙恨之入骨，时时找机会诬陷他。

永乐四年，成祖赐黄淮等人二品纱罗衣，唯独解缙没有。后来，一个叫邱福的大臣将朝中机密泄露出去，高煦却嫁祸给解缙。永乐五年，解缙又背上了阅卷不公正的罪名，成祖大怒，将其贬到广西。以前与解缙有矛盾的礼部郎中李至刚趁机又奏了他一本，解缙马上又改贬到交趾（今越南），并规定他三年后回京奏事。

三年后，解缙按朝规回京向朝廷述职，正巧遇上成祖朱棣北征未归，只好拜见太子后便出发了。等成祖归来，次子朱高煦随即进谗言：“解缙私自拜见了太子，又很快离去，对您视而不见，是大不敬！”成祖于是很不高兴。此时，解缙正在去广东的路上，发现赣江两岸旱情严重，便写奏章给朝廷，请开凿赣江，引水灌田。成祖看完奏章后，认为他多管闲事，更加恼怒，于是下令逮捕解缙。在狱中，解缙饱受皮肉之苦，遭遇百般折磨。后被锦衣卫帅幻纲活埋于雪中，死时才47岁。解缙被害后，财产被抄收，家人被流放。

解缙照搬老规矩，讲“长幼有序”而不论才能，这只能归入不识时务里面。只强调自己的意志和道德，而不顺应上司的意思和官场的需要，必然会跌得头破血流。

在官场上很多还没得权得势的小人物，为了能够消除上司对自己的疑虑，为官者往往要自毁淸誉，甚至自甘堕落，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保身的目的。

战国时期，秦始皇派王翦率六十万大军伐楚，出征日始皇亲自到灞上送行。临行前，王翦请求始皇赏赐大批田宅。秦始皇说：“将军即将率大军出征，为什么还要担忧生活的贫穷呢？”王翦说：“臣身为大王的将军，立下汗马功劳，却始终无法封侯，所以趁大王委派臣重任时，请大王赏赐田宅，作为子孙日后生活的依凭。”

秦始皇听了不由放声大笑。王翦率军抵达关口后，又曾五次遣使者向始皇求封赏。有人劝王翦说：“将军要求封赏的举动，似乎有些过分了。”王翦说：“你错了。大王疑心病重，用人不专，现在将秦国所有的兵力委交给我，我如果不以为子孙求日后生活保障为借口，多次向大王请赐田宅，难道要大王坐在宫中对我生疑吗？”

装疯卖傻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保身之法。一般来说，帝王高高在上，手握生杀大权，身为臣子，一旦被皇上怀疑，就会有被杀头的危险。此时装疯卖傻，使皇上消除疑忌，就可以保全性命。

郭德成是郭子兴的小弟弟，很聪明，喜欢喝酒。他的两个兄长因功被封侯，他却只做到骁骑舍人这等小官。

郭德成的妹妹是宁妃，朱元璋因此缘故，想提拔他，郭德成推辞不受。皇帝不高兴了，德成叩头称谢说：“臣性好饮酒，常沉醉酒中，成不了事。地位高，俸禄重，必任重事，才算尽职，事办不好，陛下必杀我。人生贵在适意，我只想多拿钱，饮美酒，别无所望。”

明太祖连声说好，赐给他100多坛好酒和许多钱币，待遇优厚。一天，郭德成陪太祖在后苑喝酒，德成喝得大醉，爬在地下脱了帽子叩头向太祖谢恩。太祖看德成头发只有数根，就笑道：“醉疯汉，头发只有这么几根，莫非是酒喝得太多吗？”

德成仰着头说：“我还讨厌这几根呢，光了才痛快呢！”太祖沉默不语。

德成酒醒后，很害怕，就假装疯狂，剃光了头，穿了和尚的衣服，口中含佛不止。

明太祖对宁妃说：“开始我还拿你哥开玩笑，现在他真疯了。”

后来发生党祸，由于株连而死者数以万计，功臣几乎被杀光了，德成却得以幸免。

郭德成是朱元璋的“骁骑指挥”可以随便出入皇宫。他的妹妹又在宫中侍奉朱元璋。有一次，郭德成来到皇官，朱元璋赠他黄金二锭，要他不要声张，悄悄地带回去。

郭德成走到宫门时，便装作在穿靴子，把袖子中的金子故意掉在地上。太监见了，立即报告明太祖，明太祖说：“这是我赐给他的。”

有人不解其意，郭德成说：“宫中的看门人防守如此严密，藏金而去，不等于偷窃吗？况且我的妹妹又在宫中侍奉皇上，我出入这么方便，怎么知道皇帝不是试探呢？”

袁凯，字景文，松江华亭人。元末任府吏，博学有才辩，善于言谈。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袁凯被推举为御史。当时，朝野武将持功骄恣，无所顾忌，犯罪的愈来愈多。袁凯看不惯，上书向皇帝建议说：“诸位将军只谙于军事，对于君臣之礼不甚熟悉。请皇上下令到各都督府聘请精通经书、饱学古礼的学者前来讲学，让武将们到都堂听讲。这样也许可以使武将通晓保族全身之道。”明太祖立即下令台阁诸臣招聘名士进宫，给武将讲礼义之道。

后来，明太祖要杀掉囚禁的囚犯，让袁凯送案卷让皇太子复讯，皇太子主张从宽的不少，袁凯回报后，太祖问：“朕与太子谁做得对？”

袁凯顿首回答：“陛下杀囚徒是正法典，皇太子给予赦免是仁慈。”皇帝大怒，认为袁凯老奸臣滑，两面讨好，很讨厌他。

袁凯十分恐惧，假装疯狂，披头散发，满口疯话。明太祖以为他真疯了，便免去了他的死罪。后来，袁凯告老回家，得以寿终。

这三则故事反映出朱元璋的好猜疑，明王朝初年的官场凶险，也反映出袁凯和郭德成的通权达变。

昔日为战友，今日为君臣，昔日亲密无间，今日互相防范，这是官场在作怪。

当官虽好，但生命更可贵，为了生命，宁可装疯免祸，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这里有一个特例不得不说，有些旁观者以为他能够在乱世之中保全性命，是掌握了糊涂的最高境界，其实不然，他是真糊涂。

这个人是谁？他就是蜀后主刘禅。

公元223年，蜀汉的建立者刘备因病去世。他16岁的儿子刘禅即位，称后主。刘禅是个昏庸无能的人，对于治理国家全无主张，事事听从于丞相诸葛亮。然而随着诸葛亮仙逝五丈原，其他辅佐能臣的离去，国势日危。

公元263年，魏国大将邓艾攻下绵竹，大军直逼成都。刘禅投降，当了俘虏，蜀汉灭亡。魏帝曹奂命刘禅迁到魏国都城洛阳居住，并他为安乐公，给予他很多赏赐。刘禅对此很满足，心安理得地在异国他乡过着享乐生活。

一天，晋王司马昭请刘禅饮酒。席间，特地为他表演蜀地歌舞，只见刘禅兴趣盎然，看到高兴的时候禁不住伏案大笑。见此情景，许多蜀汉的旧臣禁不住淆然泪下，一面感怀亡国之恨，一面哀叹国主昏庸无能。司马昭见到这种情况后，私下对一位大臣说：“一个人能糊涂如此，真令人难以相信。如此看来，即使诸葛亮还活着，也不能保住他的江山！”

还有一次，司马昭故意问刘禅说：“你思念蜀地吗？”

刘禅回答道：“这里很快乐，我不思念蜀地。”过了一会儿，后主起身如厕，原在蜀汉任职的郤正跟到廊下，暗地里进谏刘禅说：“今后大将军再问您是否还思念蜀地，您应该哭着说，我没有一天不思念。这样，您还有希望回到蜀地去。”

不久，司马昭果然又问刘禅是否还思念蜀地，刘禅照郤正教的说了，还勉强挤出了几滴眼泪。

司马昭闻言说道：“这话怎么像是郤正所说。”刘禅惊问：“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司马昭哈哈大笑，从此对刘禅没有任何怀疑。

“此间乐，不思蜀”也成为一大笑柄，然而在晋统一全国后，所有被俘的君主均被杀害，也只有他得以幸免。这种糊涂是天生的，并不是学就能学到的，但是一个人糊涂至此，也是很可悲的事情了。

装糊涂是官场上的一种小智慧，里面更多的是忍耐和消极避世。一个为官者要在官场中站稳脚跟、行走从容就要学会糊涂，知道什么时候该糊涂，什么时候不该糊涂，壮大自己，形成势力，这才是为官的根本。

将糊涂变成一种手段，为我所用，这样的糊涂才具有积极的意义，才是智慧的糊涂。

曾国藩在家书中告诫兄弟：大抵世之乱也，必先由于是非不明，黑白不分，愿诸弟学为和平，学为糊涂。在另一封家书中，他再次提到：迪安妙在全不识世态，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我兄弟则时时发露，终非载福之道。弟当以我为戒，一味浑厚，绝不发露。

迪安本是官场上一个不大的官，曾国藩称赞他一味浑含，永不发露，以为便是得了糊涂的奥妙。这和上面的学为糊涂意义并不相同。学为糊涂讲的是行动，行走官场有时候就要学着糊涂，明了什么时候要糊涂，把糊涂当做武器用，可进攻可防守。而一味浑含，永不发露，讲的是为官者的状态，将糊涂当做护身符用，达到远祸保身的目的。如此看来，这两种糊涂才是最具智慧的糊涂。

刘备学圃和曹操煮酒论英雄的故事，就能看出刘备是一个运用糊涂学的高手，分析如下。

英雄也有落魄的时候，当时，刘备依附于曹操，在下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关、张二人曰：“兄不留心天下大事，而学小人之事，何也？”玄德曰：“此非二弟所知也。”二人乃不复言。

这就符合永不发露的糊涂官的原则，是英雄也要懂得隐藏、忍耐，等待时机。

中国有句古语叫：“枪打出头鸟”，小人物在官场上“强出头”是有很多危险的。因为你一“出头”，就要损害某些人的利益，而这些人往往都是大权在握的，正因为他们大权在握，才会无所顾忌。所以，任何一个在官场中想要出头的人，都必然面临许多危险。纵使一时成功，也免不了以后被人攻击。

秦时的商鞅，变法强国，但就是因为出头太盛，最终触犯了掌权者的利益，落得个车裂而死；

南宋大将岳飞，战功卓著，却被秦桧迫害致死，细追究其原因，竟是因为他要“直捣黄龙，迎回二帝”，从而被皇帝怀恨，暗里使人陷害了他；

近代的林则徐“虎门销烟”，也是出头，终被流放。

他们都是前车之鉴，所以，为官之人一定要采取“缩头诀”，这也是小人物的官场法则。而这一法则表现在官场上便是：趋避、圆滑。

在清末官场上，有一位叫翁同龢的老人家，可谓是个经过千锤百炼的老官僚，甚精趋避之术。在晚清政治风云中，翁同龢既想替皇帝收回权力，又怕自己担当擅权的罪名，所以，先是保荐康有为，后来康有为的思路与他不同，他又后悔了。他所念念不忘的唯有个人的利害得失，唯恐承担半点责任。

梁启超曾对他有过一段评论：“龚师傅（影射翁同龢）太胆小，于官场中趋避之术太工，他只可以做承平良相，决不能做救时名相。”

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又分析他说：“这位老夫子的意思，一来要迎合王爷的意思，二来要脱卸在小翁（指张荫桓）身上，不担责任；三来恐怕我（指康有为）不受羁勒。”可见翁同龢的狡黠圆滑。

实际上这种圆滑无非是夹着尾巴做官。采取夹尾式的好处很多。其一：夹着尾巴，自然受到的嫉妒诽谤要少很多，人不会趾高气扬，自然就不会得罪太多的人。其二：夹着尾巴采取守势，所谓“退可守进可攻”，藏而不漏是为官的要诀。其三：在上为官者喜欢听话的下属，若事事和他反向而为，早晚会栽在他的手里。

不过，夹着尾巴并非是一日之力可以成功。宋时的邢恕为这个论断做了一个很好的解析，邢恕是郑州阳武（今河南原阳）人，曾是宋名相吕公著的幕僚。他自幼博览群书，精通典籍，古今成败故事尽在胸中，每每高谈阔论，口若悬河，颇有战国时那些游说于七国之间的纵横家气度。后来又师从当时的著名哲学家程颢，写得一手好文章，一时贤士争相与之交往，他也经常出入当时朝廷重臣司马光、吕公著等门下，年少得志，自然是踌躇满志，有澄清天下之志。

宋神宗熙宁年间（公元1069～1077年），邢恕考上进士，当上了永安主簿。因为自己的文采得到当朝上司吕公著的赏识，就肯请吕公著推荐任崇文院校书。这个职务虽然很低但多少是中央官府里的一职，所以邢恕的尾巴就翘到了天上，不可一世了。

在宋朝，但凡是个官员就是个才子，邢恕自然更不在话下。他用诗文结交了很多朋友，最著名的当属大诗人王安石的儿子王滂。二人常常在一起喝酒做诗，当然也一起畅谈理想之类，同时还要把当今一些名人批评一番。

也许朋友的友情让邢恕大意了，或者此人根本就是个翘尾巴之徒，某一次，居然当着王滂的面，讲了一大堆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的不是。

朋友终归是朋友，父子毕竟是父子。王滂很是生气，即使我父亲的变法主张再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也轮不到你小子在这里说三道四！王滂先是跟邢恕吵了一架，但他的嘴巴没有对方的强，于是败下阵来。回到家后，就把事情的经过说给了父亲王安石听。

当时反对王安石的大有人在，但他想不到一个这么低级的官僚也敢乱放屁，大怒之下，马上向神宗上诉，以阻碍新法实施之罪处置邢恕。幸好有人替邢恕说好话，说他是刚刚进来的新科进士，无党无派并没形成势力，还是从轻处置以显皇上仁慈。于是神宗以邢恕未当过官就升上了馆阁之罪，把邢恕赶出朝廷，到地方上当延陵县的县长。但他命不好，刚到任才一年，延陵县就被撤消了，邢恕也没被另调他职，变成了“无业游民”。

邢恕在成为“无业游民”的那段时间思来想去，他觉得自己凭借才能和结交达官贵人让自己快速升官是很不错的，但为什么后来没有保住官位呢？他觉得自己的水平没有退步，那就是自我感觉太进步了。

如果他当时对为官之道有所了解，就应该明白，做官应先学会夹尾。夹尾式做官法有如下几点窍门，其一：缩头做低调状，就会少受他人攻击；其二：狗的收臀其实是为了进攻，“退可守进可攻”，也就是藏而不露。刚刚入官职的邢恕没做到第一步，但是随后的第二步——藏而不露、收起自己的锋芒、以退为进，邢恕倒是做到了。在他“游民”了七年后，他四处托人让朝廷又恢复了他的官职，这一次他开始老老实实地做他的校书，由于他的确有才华，很快就受到上司吴充重视，升馆阁校勘，不久又迁为历史馆检校、著作佐郎。公元1082年，朝廷另一个重要人物蔡确与邢恕的上司吴充发生了矛盾，极力打压吴充，并公报私仇，利用官职把吴充所任用的人统统驱逐下台。邢恕此时没有大声叫喊，而是深居府邸，不敢出门，生怕让蔡确撞着。

蔡确当时根本就没有把邢恕放在眼里，所以邢恕幸运了一段时间。几个月后，神宗皇帝读了一篇他写的《送文彦博诗》，并且还在蔡确面前称赞该诗文辞清丽，颇具功力，热衷见风使舵的蔡确马上迎合皇帝，立刻把邢恕升为员外郎。蔡确又看出皇帝有复用司马光和吕公著之意，回想当年邢恕未及第时便常出入这两个人的门下，于是又掉过头来巴结邢恕。

邢恕当然知道蔡确靠近他的用意，他很谦虚地向这位“敌人”伸出手去，并且开始百般讨好蔡确，为蔡确出谋划策，收召名士，在政事上提一些“改革”的建议，二人越发情投意合，简直就成了天底下最好的朋友。

神宗元本五年（公元1085年），神宗皇帝龙体欠安，有归天之状。当时神宗的儿子延安郡王赵熙刚刚八岁。邢恕和蔡确商议欲另立皇储。二人设下一计，邢恕偷偷对宣仁太后的内侄高公绘、高公纪说：“我家后花园里，有白桃树近日开花，道书上说此花可治皇上的贵恙，两位可否到寒舍一见？”公绘、公纪当然不知道这里有别的事情，出于孝心，立即驱车而往。

一进邢府，便要去花园看花，不料邢恕忽然神秘兮兮地牵住二人的手说：“邢某请二位来舍下，并非看花。是奉蔡相之命结心腹之交。如今皇上玉体难讳，延安郡王尚在年幼，我们应早做定夺。某以为壅王、曹王皆有道贤王，公以为如何？”

公绘、公纪忍着气听他把话讲完，然后就是大怒：“你怎么如此对我讲话？难道你要让我犯灭族之罪吗？”说罢含怒拂袖疾行而出。

邢恕受了这个委屈，自然不会罢休，很快就反咬一口，四处说宣仁太后与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密谋欲废太子延安郡王，另立壅王为帝。又让蔡确以约王珪同探上疾为由故意提皇上有疾，太子尚小一类的话，套王珪的心里话，然后又命当时知开封府的蔡京执剑隐伏其外，只等王珪不慎说出什么，便立刻冲出来，以谋反之名杀了他。

王珪却淡淡地给了一句话：“皇上自有子嗣，何况延安郡王已被封为太子，我等怎有他意？”邢恕闻听气急败坏，计无可施，只好换一副嘴脸，自称是定策拥立延安郡王的功臣，四处摇旗呐喊。

元丰八年三月，神宗皇帝仙去，哲宗继位，其祖母宣仁太后垂帘听政。邢恕因“定策有功”迁左司员外郎、起居舍人。可是，这个时候的他又犯了夹不住尾巴的毛病，开始在听政皇后面前炫耀。

某次，他引经据典为高公绘拟写奏折，建议尊崇哲宗生母朱太妃，以便在高太后死后留个后路。宣仁太后阅罢奏折，颇感惊讶，问高公绘：“你平素不多识字，如何写出这等文章？！”高公绘不敢隐瞒，具实以奏。太后一怒之下将邢恕黜为随州知府，后又改为汝襄、河阳知府。可以说，邢恕的仕途到此就宣告结束了。

邢恕这个人的故事很值得玩味，最开始，他敢向权臣王安石挑毛病。但七年后，他居然会夹着尾巴跟蔡确混到一起。不过当他自我感觉有定策之功后，尾巴又翘了起来，结果仕途被终结。

其实，一个人不可能永远都夹着尾巴做人。但做官，尤其是你想要做大官的时候，在仕途上，就要有这种夹着尾巴的心思和毅力。

唐代，在苏州寒山寺住着两位高僧：寒山与拾得。一日，寒山问：“今有人侮我，冷笑笑我，藐视目我，毁我伤我，嫌恶恨我，诡谲欺我，则奈何？”拾得曰：“子但忍受之，依他，让他，敬他，避他，苦苦耐他，装聋作哑，淡漠置他，冷眼观之，看了如何结局？”

拾得的话已经成为官场上名言，被官场上众多人物装裱起来挂在书房里时时警惕自己。

好一个“看了如何结局”！这里虽然是讲的“忍”，但却是隐而不发，蕴含着无穷的玄机。“看了如何结局？”他羞辱不成定然暴露自身的弱点，这就是你必胜的筹码；面对你的泰然处之，不为所动，他便会放松警惕，这就是你成功的天时；此时举事，一鼓作气，攻无不克。

唐朝的娄师德是唐郑州原武（今河南原阳）人，中进士后当上小县令，不久获得京官监察御史，但这个官在唐朝才正八品下，无出入朝堂正门的资格，只能由侧门进出，非奏事不得至殿廷。娄师德做官一直低调，直到升为宰相，娄师德的弟弟也到山西代县做刺史。离京赴任时，娄师德问弟弟：“我身为宰相，你又担任州牧之职，我们兄弟荣宠过盛，自然会受到别人的疑忌，该怎样化解呢？”

弟弟跪下说：“自今以后，如果有人唾面于我，我就自己擦擦算了，决不与人计较，请兄长放心。”

娄师德听了弟弟的话，神色很忧虑地说：“这正是我最不放心的地方。有人往你脸上吐唾沫，那是生你的气。你擦了，那你就背逆了人家的意思，会使人更加生气。唾沫嘛，不擦也会干的，最好以微笑受之。”

这就是成语“唾面自干”的出处。娄师德官至宰相还说出如此低调、忍让的话，似乎显得怯懦、窝囊。可是，在宦海变幻莫测的官场，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都要低下头，打着笑脸夹着尾巴低调做官，特别是初到官位上的新官。

上述事例是娄师德告诫弟弟的官书。有人说这样告诫别人要忍让、低调为官很容易，可是自己并不一定做得到。娄师德在官场一直就是这样忍气吞声、低调为官的。

娄师德举荐了被武则天尊为“国老”的名相狄仁杰，却始终守口如瓶，不声张，不炫耀，不自诩。狄仁杰之所以能当上宰相，是因为娄师德竭力推荐的缘故，但狄仁杰对此一无所知。他认为娄师德不过是个普通武将，很瞧不起他，还一再排挤他到边陲地方去打仗。

武则天察觉此事后，便问狄仁杰：“你看娄师德这个人是不是一个贤才？”狄仁杰说：“娄师德做个将军，小心谨慎守卫边境，还不错，至于是不是贤才，我就不知道了。”武则天又问：“娄师德是不是善于发现人才？”狄仁杰说：“我曾经跟他一起工作过，没听说过他能发现人才。”武则天笑着说：“我能提拔你当宰相，就是娄师德推荐的啊。我看他的确有识人之明！”并随手拿出以往娄师德推荐狄仁杰的奏章。狄仁杰不看则罢，一看顿时激动不已，十分惭愧，不禁喟叹道：“娄公盛德如海，一直包容我，我却没有任何觉察。看来我比他差远了！”

隐小谋大是为官的一大智慧，做事不露声色，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麻痹对方。

隋朝的时候，隋炀帝十分残暴。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隋朝的许多官员也纷纷倒戈，转向帮助农民起义军。因此，隋炀帝的疑心很重，对朝中大臣，尤其是外藩重臣，更是易起疑心。

生性豪爽、喜欢结交英雄豪杰的唐国公李渊自然更容易被猜忌，这让很多闻风归顺他的人都很担心。俗话说：树大招风。声望高了对李渊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就在此时，隋炀帝下诏让李渊到行宫晋见。李渊因病未能前往，隋炀帝很不高兴，多少产生了猜疑之心。

当时，李渊的外甥女王氏是隋炀帝的妃子。隋炀帝向她问起李渊未来朝见的原因，王氏回答说是因为病了。隋炀帝又问道：“会死吗？”

李渊从王氏那里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惶恐。他觉得自己早晚会被隋炀帝所不容，但是现在起义还不是时候，只有忍耐。为此，他处处小心谨慎，开始故意败坏自己的名声，整天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到处惹是生非，大肆张扬。隋炀帝听到这些，果然放松了对他的警惕。这样，才有后来的太原起兵和大唐帝国的建立。

有时候，为官者需要自己败坏自己的名声，因为你处于某个职位，举足轻重，就很容易引起别人的猜疑，被人无端怀疑。像李渊这样，能够故意败坏自己的名声，大肆张扬，反而是好事，一个人把缺点展现在别人的面前，就会掩盖另外的阴谋。别人只注意你外在的表现，就忽略了你内在的计划。

这是隐忍的一种手段，历史上许多人都曾经使用过，如孙膑，为了活命只好装疯卖傻，与猪同食，声名狼藉，然而最终建功报仇。

中国的文化，从道教讲究人的超脱、佛教劝人忍耐行善到儒家讲仁义道德，都把“忍”字作为人生的第一核心。即便是在太极拳中也讲究圆转如意、意劲合一、以守为攻，要求在习武打斗时也要内敛含蓄。

《唐国史补》记载了一则关于唐末宰相陆象先的轶事。陆象先早年在陕西大荔一带做地方小官，即同州的刺史。有一次家里的仆人当街碰见他的下属参军（一种地方军事官职），没有下马。这在当时虽然算是一件没有礼貌的事儿，但也并不过分严重。参军仅仅是刺史下属负责军事的官员，况且，刺史的仆人也未必认识他；但是，这位参军为了扩大事态，大发雷霆，命人鞭打仆人，血流夹背。

然后，参军到陆象先的官府中禀告说：“下官冒犯了大人您，请免去我的官职。”

对此，陆象先早已知晓，从容答复说：“身为奴仆，见到做官的人不下马，打也可以，不打也可以。做官的人打了他，罢官也可以，不罢官也可以。”

参军揣摩不透陆刺史的态度，悄然退回去了。

就这么一件极简单的故事，其实包含着中国文化为人处世的精髓之一，那就是宽恕和忍耐。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参军仅仅为了一件很不值当的小事儿，狠狠鞭打了上司的随从，明显是在寻衅惹事。陆刺史看出了他的用心，因而不予明确表态。这样一来，既挫平了参军的盛气，又让其进退维谷，无形中消弭了对方借故闹事儿的目的。仅仅几句话，看似平常，却无懈可击，由此可以看出陆刺史为人处世，喜怒不形于颜色的老练。据历史记载，陆象先曾经担任过唐睿宗的宰相，为官主张宽简，也就是讲究对人宽恕、办事朴实，后来还被封为兖国公，大概与他早年的恬退隐忍作风有很大关系。

唐睿宗时代已经是晚唐后期，社会动荡，人心浮躁，如果不能平心静气、宽恕隐忍，很容易导致“小不忍则乱大谋”的窘境。陆象先如此待人处世，可谓典型的中国风格。

忍一时，以守为攻，蓄而不发，这种做法的效果要比报复或者责骂有效得多。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陆象先忍耐、等待的，不仅是自己宰衡天下、治理国家的政治理想，还是风平浪静的眼前生活。

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人，譬如说西周姜太公，就是那个后来在《封神演义》里被神化了的姜尚姜子牙；还有三国时期的“卧龙先生”诸葛亮，同样在《三国演义》等世俗传说中被神化了的诸葛孔明；再有汉代开国元勋张良张子房……诸如此类，都是很善于忍耐和等待的名人。抱着远大的理想，就必须忍耐眼前暂时的不快；清醒认识自我的优秀之处，就要忽视日常的困苦。古人说得好：精金美玉般的人品要由烈火中锻来，掀天揭地的事功须从薄冰上履过。人的精力和生命总是有限的，但凡抱定决心要干一番大事业的，就要舍弃眼前一些无关痛痒甚至有违壮志的琐碎事儿。否则，为了眼前的利益得失，最后失去的是更大的目标。

张佳胤擒贼的故事也可以看做是隐忍成事的典范。

张佳胤为滑州的小县官，大盗任敬、高章伪装成锦衣使前来见他。二人大大咧咧地直入府堂，面朝北方。张佳胤虽觉奇怪，但仍然照常判案。这时任敬突然大声骂道：“什么时候了，还不立刻见我？”张佳胤连忙命人退下迎见二人。任敬对张佳胤说：“有圣旨在身，不能下拜。”张佳胤说：“是圣上下旨要拘捕我吗？”一面命人摆设香案恭迎圣旨。任敬在张佳胤耳边说道：“不是拘捕你，是要抄耿主事家。”府衙中有个叫耿随朝的本地人，是个小官，因草场发生火灾受到牵连下狱。

张佳胤更觉可疑，于是请两人到后堂休憩。任敬一进后堂便扣住张佳胤左手，高章搭着张佳胤的肩，三人一同走进内室坐在炕上。任敬手摸着胡子笑着说：“你不知道我是谁吗？我从山寨来，听说县府库房中有不少银子，想暂借一用。”二人说完用匕首抵着张佳胤的脖子。张佳胤不慌不忙地说：“既然你们不是来寻仇，我再笨也不会为省几个钱赔上自己的老命，就算你们不用刀，我是个贪生怕死的人，气力没有你们大，功夫更不及你们好，又能拿你们怎么样呢？只是你们既自称朝廷钦差，如果现在自露行迹，万一让人看到，这不是对你们不利吗？”

二人听了觉得有理，就把匕首藏在袖中。张佳胤说：“滑州是个小地方，能有多少钱呢？”谁知任敬早有准备，拿出一本簿子，上面记载各州钱数。张佳胤没办法，只好求他们不要拿得太多，以免影响自己日后的升迁。二人商议许久，说：“我们兄弟有五人，你就给我们五千金吧。”

张佳胤说：“太好了，谢谢谢谢，但你们的背囊中装得下这么多钱吗？再说，又怎么走出县府大门呢？”二人说：“你考虑的也对，你先为我们准备一辆车，把钱放在车上。”说完仍用匕首抵着张佳胤，不许有人跟随在后，否则就刺杀张佳胤，又说：“等我们上马离去后，就放了你。”

“你们若是在白天押着我走，一定会引起百姓的围攻，即使杀了我，你们也难脱身，不如等到晚上再启程。”二人连说此计甚好。

“官银容易辨认，使用也不方便。县中有几个有钱人，不如由我向他们借来给你，这样我不会因官银短少而影响官运，你们也不用怕官府追捕。”二人更加称赞张佳胤考虑周到。

张佳胤嘱咐高章传话下去，召手下小吏刘相前来。刘相这个人一向多心计。张佳胤假意对刘相说：“我运气不好受到牵连，若被捕一定会被砍头。现钦差大人有能力为我脱罪，我内心非常感激，想送五千金聊表心意。”刘相听了，吐了吐舌头说：“一时间到哪儿筹这许多钱？”

张佳胤暗踢刘相一脚说：“我常见县中富人热心助人，你替我跑一趟，就说我向他们借钱用用。”于是取来纸笔，写下某大户多少，某中户又多少，一共九人，加起来正好五千金。这九人其实是县中捕盗高手，并不是什么县里的有钱人。张佳胤又对刘相说：“有钦差大人在，待会儿他们送钱来，都要穿着整齐，不要因为我向他们借钱，就装出一副穷相。”其实是暗示那些人要准备好武器。

刘相这时已完全明白张佳胤话中的含意，告辞离去。张佳胤命人送上酒菜，并且先尝表示酒菜无毒，以安贼心。张佳胤又频劝二人不要多喝，以免酒后误事，二人更加信任张佳胤。饮酒至半，所召九人各自穿着光鲜，好像富豪般，双手捧着用纸包裹的兵器站在门外，作出哀求的神情，说道：“大人借的钱已经拿来，可是小人家中实在没有这么多。”二贼听说钱已送来，再看到来人都是富人打扮，更不怀疑。

张佳胤命人取秤来，又嫌桌子小，命人取库房中长几横放在后堂，两名役卒也跟着进来。张佳胤与任敬隔着长几，而高章却紧挨在张佳胤身旁。张佳胤拿着砝码，对高章说：“你难道不为你的长官秤金吗？”高章稍一靠近长几，九人立即捧着手中的兵器冲上前去。张佳胤趁机脱身，大叫捉贼。任敬想扑向张佳胤已经来不及，见大势已去，只有自杀。众人捉住高章拷问，供出王保等三名同党，立即下令逮捕。三人虽逃至京师，最后还是被逮捕正法。

历来官场都有“夹着尾巴做人”的说法。其中涵盖的为官法则就是：

其一，缩头做低调状，就会少受他人攻击；

其二，狗的收臀其实是为了进攻，“退可守进可攻”，也就是藏而不露；

其三，摆尾是要讨上司的喜欢。

这个为官法则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但是并不是每个官场上的小人物都能做到这一点，往往是很多小人物一进入官位，一得到上司的赏识就洋洋得意，最后不仅是官位不保，还丢掉性命。然而古代官场也有真正把这个法则运用到得心应手的地步的人，他就是唐朝的官员马周。

唐朝初年，马周最开始只是一个中郎将的食客，食客说白了就是寄在一个官员家混饭吃的，最后却得到唐太宗的赏识和提拔。他先后担任过监察御史、侍御史、给事中、中书舍人、谏议大夫、中书侍郎等官职，成为皇帝的得力助手，官到中书令，前后不过15年。在马周48岁的生命中，有20年始终在唐太宗身边，没有任过地方官，没有受过处分，可谓平步青云，一帆风顺。他的提拔之快、官位之显赫、仕途之平坦，在唐初官场中是不多见的。究其最主要的原因是：马周深深领悟官场之术，至死都袭用“夹尾式”的做官法。

马周于公元601年生于山东清河。幼时父母双亡，孤苦伶仃。不过，他十分好学，通过不懈的努力，他通读了很多的史书，加上他天资聪颖，在他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满腹经纶了。然而他生性豪放，也有些怪异，周围的人都瞧不起他。唐高祖武德初年，马周终于出仕，当上了邻郡的一名低级文职人员。可他认为这对他是大材小用，做得很不开心，整日里以饮酒为乐，不务正事。这一点很像三国时期的名士庞统，可庞统得到了诸葛亮的推荐。马周的狂放不羁却受到当时博州刺史达奚恕的责骂，说他不是做官的材料。马周一怒之下挂冠离职，周游山东一带。后来，来到了国都长安。他知道唐太宗是个有雄才大略的明主，如果自己能得到皇帝的垂青，一定能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

马周来到离长安不远的新丰小城的时候，因为身上的钱不多，住在一家低档的旅店里，还经常拖欠店钱。店主对马周冷眼相待，经常出言不逊。马周也不介意。有一次，马周让店主拿来一斗八升的酒来，独自豪饮。一个人也不要菜佐酒，一次喝下了如此多的酒，把店里的人都惊呆了。店主也看出了他不像一般的人，也不再难为他了。不久，他来到了长安，面对举目无亲的他乡异地，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他通过一些途径投靠到当时的一位官职也不太高的中郎将常何门下做了一个门客，好在常何为人比较正直，对马周也很照顾。马周就这样在长安安下身来。

公元632年（唐贞观五年），唐太宗李世民要求在朝官吏每人都要写一篇关于时政得失的文章。常何是个武将出身的，不会舞文弄墨，见皇帝要他写文章，不禁着急起来。马周得知了这个消息，便本着报恩的想法，主动提出替常何写这篇文章。常何很高兴，便让马周代自己写。过几天，常何把马周缮写的这篇关于时政的文章呈给了唐太宗观看。李世民看过后大吃一惊，他知道常何不善长文才，怎么也能写出这么透彻的文章来？他有些不相信这是常何写出来的，便问常何这倒底是不是他写的。常何为人诚实，没有冒功，便老老实实地对皇帝说：“臣没有这个本事，这是臣的门客马周代臣写的。”

李世民一听常何门下居然有这么一个奇才，很高兴，并产生了立刻想见见这位人才的想法。他想到做到，命人到常何府中将马周叫来。可没想到马周架子还很大，被派去的侍从一个人回来了。唐太宗不但没有生气，而且再次派人去请马周，一直派出了四次使者，才把这位性格高傲的马周请到了皇宫。马周感觉事情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便高兴地来到了宫中。

唐太宗见到了这位穿着普通却气质非凡的年轻人时，就感到这个人非同一般，便和颜悦色地和马周谈起了当时的政治局势以及为政之道。马周侃侃而谈，从古至今的为政得失谈得非常细致，让李世民大为惊叹，直叹相见恨晚。李世民立刻让马周到掌管机要的门下省任职，虽然官职很小，可是，以马周的真才实学及李世民对他的赏识，升迁只是时间上的问题。没过一年，马周就当上了权力很大的监察御史。唐太宗对他十分看重，为了表扬发现马周的常何，赐给常何三百匹锦帛。

经历了隋朝末年的战乱之后，唐朝初年，士大夫不乐仕进，造成唐政府官员不足。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全国官员仅643名。唐政权刚建立不久，百废待兴，国家需要大量的人才，这就为马周步入政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马周是在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初次见到唐太宗的，在当时皇帝提倡全国举贤的情况下，马周的出现可以说是适逢其时。

有了好的机遇，又遇上了慧眼识俊才的唐太宗李世民，马周才得以进入仕途。凭着自己的才华得到唐太宗赏识，马周并没自得自满。一进入宫中后，马周就开始实行“缩头、收臀、摆尾”的夹尾式做官法了。这完全和同样受到唐太宗赏识的魏徵的高调不一样。

马周在为官上完全是个聪明人，他在进谏时比较讲究艺术，不像魏徵那样直来直去。例如贞观六年的一次上疏，他反对李世民去九成宫避暑，但他不直接说你就知道跑去图凉快，政事交给皇太子，份内工作不好好干，太不像话了，而是以“孝”的名义来劝阻李世民：“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宣朝夕视膳。今九成宫去京师三百余里，太上皇或时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最后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请李世民立即颁布回朝之期，“以解众惑”。他要求李世民尽孝，李世民总不能因为这个而处罚他吧，所以只能是一点脾气没有，“深纳之”。

马周的聪明还表现在他对李世民心思的揣摩上。在《新唐书》上记载，马周的一些奏章，其中有一篇主旨就要唐太宗孝敬太上皇。唐太宗李世民是通过玄武门之变杀死哥哥李建成，又用近乎逼宫的手段，从父亲手中取得帝位。怎样处理好父子的关系以免遭到时人谴责，这是当时李世民非常闹心的事。马周从这些看似小的事情上下手，解皇上的忧，从而取得李世民的喜欢，足见马周的政治眼光。

我们常说摇尾不一定摇多高，而是要合适，如何在上司面前摇得恰当，就是要懂上司的心。我们再从另一个事例中来看马周的摇尾之法。时至李世民征辽东，下旨命马周等人辅佐皇太子李治，留在定州监察国事。等到李世民征辽归来，李治安排留在定州的平日很得父皇恩宠的嫔妃在李世民要经过的地方迎接。李世民自然非常高兴，问李治怎么想起来这么做，李治说：“这都是马周教导儿臣这么做的。”李世民道：“这个山东人总能窥知我的心意。”

如果说马周那些治国的策略属于大智慧，那么这些也许只能算是小聪明，但正是这种小聪明润滑了他与李世民之间的君臣关系，所以李世民对他始终很好。贞观十二年（639年），马周迁为中书舍人，要调到中书省去办公。李世民对左右的侍臣说：“我一会儿见不到马周就想他。（我于马周，暂不见则便思之。）”他对马周的评价非常高。贞观十八年，李世民曾品评朝中重臣，他这样评价马周：“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为了表彰马周勤于国事，李世民还用飞白书题写了十六个大字“鸾凤冲霄，必资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赐予马周，足见对其倚重之深。

贞观一朝，人才济济，马周官能升得这么快，并深得当朝皇上如此倚重，除了马周确有才能外，同时更受益于他在为官上的过人之处。而这过人之处，也就是低调的“夹尾式”做官法。这种为官法，马周即使到了病终还不忘。

马周患有消渴病，即糖尿病，这在医学昌明的今天，依然是不治之症。在他那个时代，当然更是无药可救。马周这个病，估计很早就得上了，大约在贞观十二年前后。岑文本曾对他亲近的人说：“马周论事，文采洋溢，切合情理，没有一个字可以增删，听起来洋洋洒洒，能使人忘却疲倦。跟苏秦、张仪、终军、贾谊等有得一比，但他两肩上耸，面有火色，向上升官一定很快，只是恐怕不能活得长久。（然鸢肩火色，腾上必速，恐不能久）”我不懂医，不知道这“鸢肩火色”是不是糖尿病或其并发症的症状。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正月，“中书令兼右庶子马周病，上亲为调药，使太子临问。”但终于治不好，几天后，马周去世。

马周在病重前，命家人把自己这十几年来给皇帝上的奏章取来，亲手烧掉，并说：“管仲和晏子因显露国君的过失，博取身后的名声，我不做这样的人！（管晏彰君之过求身后名，吾不为也！）”

他这样为李世民考虑，李世民自然感他的情。马周死后，李世民非常悲痛，对他十分思念，一度曾准备借助道术来求得相见。李世民晚年诸事不顺，儿子和弟弟谋反，像高阳这样的女儿又不听话，出征辽东又失利了，身体又不好，心中苦闷可想而知，一定十分希望有一个懂得他心思又足够智慧的人陪他说说话。马周无疑是最好的人选。

与马周不同，在他前五年去世的魏徵曾把自己多年来写给皇帝的谏辞抄录了一份，拿给起居郎褚遂良看，引得李世民很不高兴。因此，有不少人据此认为，马周在这一点上比魏徵要高明得多。

春秋战国时代，已有弄臣出现在诸侯列国，弄臣就是官场哄主开心的小人物。这样的小人物只要会说话，有本事让君王开心，就能跻身大臣之列，享荣华富贵，甚至傲视百官。汉武帝时代，“文学弄臣”呈群体现象。一大群文人围绕着武帝、枚乘、朱买臣、吾丘寿王、董仲舒、司马相如……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弄臣面目。他们直接影响了东汉的辞赋作家，像枚皋、班固、杨雄等人，他们粉饰太平，“润色鸿业”，超过了前辈。汉朝中叶，政治黑暗，歌功颂德的东西尤其叫人难以容忍。而吊诡的是，统治越黑暗，越需要文人唱颂歌。文人不比伶人、倡优之人，文人有学养，能思考，让他闭上眼瞎吹一气，他也会难过。杨雄写到后来，发现辞赋不过是雕虫小技。枚皋也觉得自己不伦不类，“深悔类倡”，倡即是倡优，耍杂技弄小曲儿逗帝王开颜的。

受诸子百家的影响，知识分子有了相对独立的人格，能量大的，能够抗衡皇权；能量小的，则被皇权吸附过去。这是政治的、文学的、心理层面的，也符合物理现象：能量小就定不住。

武帝时的史官，其实也在弄臣之列，“固主上所戏弄”，但司马迁很强大，汉武帝不足以吸附他。他上班搪塞，下班甩开膀子悄悄干。这个人文现象，不能不说意味深长。然而文人也是凡人，他要吃饭，他想发财，于是他“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这个文人便是我们要说的司马相如。

文人才子自古清高，不媚权重，往往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特别是那些文采斐然的大家，更不会趋炎附势，攀龙附凤。但是汉赋大家司马相如却不属于这些清高的文人之列，因为在这个大赋家心中，更向往的是仕宦之路。

天府巴蜀，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数千年来，这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巴蜀文学，涌现出一批享誉全国的文学大家。其中最早的一位，便是汉赋的代表作家——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是蜀郡成都人，少年时喜欢读书，很仰慕蔺相如的为人，就改名相如。他凭借家中富有的资财而被授予郎官之职，侍奉汉景帝，做了武骑常侍，但这并非他的爱好。正赶上汉景帝不喜欢辞赋，这时孝王前来京城朝见景帝，跟他来的善于游说的人，有齐郡人邹阳、淮阴人枚乘、吴县人庄忌先生等。司马相如见到这些人就喜欢上了，因此就借生病为由辞掉官职，旅居梁国。梁孝王让相如这些读书人一同居住，司马相如才有机会与读书人和游说之士相处了好几年，于是写了《子虚赋》。

司马相如是绝对的文化人，成都人的绵软柔情，川蜀地区的豪放泼辣，都融入了他的文章里。作为汉赋的代表性人物，司马相如的仕途并没有达到他在文学领域的成就！其实并不能说他没有为官的潜质，只是儒臣遇上爱武不好辞赋的君王，那是何等的悲哀！怀才不遇，被封为“武骑常侍”，但这并非他的初衷，故司马相如远走他乡，做了梁孝王的门客。优柔寡断的双重性格使得他不能直接将自己的不满批判于世，就这样，历史上汉赋的代表之作——《子虚赋》诞生了。

《子虚赋》无疑为司马相如的仕宦之路打开了大门，这也使汉赋的华而不实的论调被彻底否定！司马相如也永远留在汉朝最辉煌的一页中。

后来梁孝王一死，司马相如失去依靠，只好落魄回家。他与卓文君的那一段风流韵事，正发生在他走背字的这个时候。他家十分贫穷，他连个谋生的职业也没有，生活没了着落。他有个老朋友王吉，此时正担任临邛县令，对他说；“你仕途不得意，就到我这里来吧！”司马相如也只好依附于他。就是在这里，司马相如有了一场“凤求凰”的艳遇，不止得了卓文君这样的多情而又绝色的美人，还以一种近乎要挟的无赖手段，从老丈人那里敲得一批钱财。于是两口子高高兴兴地返回成都，买田买地，过起阔日子。这个故事，虽不好说是家喻户晓，但千百年来，在文人圈子中，却一直被人津津乐道；在戏曲舞台上，以他们的事迹为题材的作品，如《当垆记》、《凤求凰》，也是长演不衰。

有个词，叫“脱颖而出”，是说锥子装在口袋里，必然会刺破衣袋，露出自己的锋芒，按现在年轻人的时髦说法，叫做“是金子总会发光”。如果司马相如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的一生充其量也就是个土老财。可他是个才子，他有一手绝活，就是辞赋写得十分出色。在汉朝，辞赋是一种新兴文体，它体制宏丽，辞藻丰富，极尽铺排夸张之能事，在当时十分流行。汉武帝十分喜欢这种文章。

一日，他读到了司马相如写的《子虚赋》，赞赏异常，说；“我怎么就不能同这个人生在同一个时代呢！”当得知他是宫中狗监杨得意的同乡时，汉武帝将还在成都的司马相如千里迢迢召进京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征辟”。相见之时，汉武帝问《子虚赋》是不是他写的，司马相如明白机会来了。他说：“是我写的。不过，这写的是诸侯的事，不值一提。请允许我写一篇天子游猎之赋，写成以后上奏陛下。”汉武帝答应了，令尚书省给他笔墨竹简。

于是司马相如以他那生花妙笔，以极尽铺陈夸张的手法，描绘了汉武帝的皇家园林上林苑的山水之壮、规模之大、建筑之美、草木之盛、禽兽之异，以及天子狩猎时的搏斗之激、收获之丰、胜利之喜、歌舞之乐。可天子却不因此而沾沾自喜，陶醉其中，而是茫然而思、若有所失，最后幡然醒悟，认为这不是继嗣创业垂统之君所当为，于是解酒罢猎，下令以其地为农田，拆墙填壕，使百姓能够前来耕种渔猎。这样一来，百姓无不拥戴，盛赞皇帝德隆于三皇，功高于五帝。

我们不得不佩服司马相如，他真不愧是文章高手。这篇赋既显示了上林苑那无与伦比的皇家气派，又歌颂了皇帝的天覆地载的高恩厚德。虽然是拍马屁文章，但能写到这个水平，从古至今，能有几人？

果然，司马相如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授他以“郎”这个职位。这个“郎”，虽然不是什么在编的官职，却是一个得以亲近皇帝的重要角色。从此司马相如从一个文人的身份，一跃而成为汉武帝身边的近臣。

一个人能否被“征辟”入官，取决于权势者的需要与口味，你投合了，便会脱颖而出，否则，只能抑郁终生。例如，司马相如的小老乡，也出生于蜀郡成都，也是西汉人，还有着与司马相如同样口吃毛病的杨雄，就没有司马相如那么幸运。就辞赋而言，杨雄与司马相如齐名，史称“马杨”，但杨雄比司马相如的学问大。他除了创作出水平并不低于司马相如的几篇大赋外，还在经学、史学、文字学等多个领域，都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这是司马相如所望尘莫及的，可杨雄在政治上的处境可比司马相如惨多了。他四十岁才至京师，也得到过当时权臣王音的赏识，得到过“郎”的职位。他甚至曾经与王莽、刘歆、董贤这些人官职相同，可后来这些人都位至三公，王莽且当上了皇帝，而杨雄三世未升官。有一次，他受到牵连，还吓得跳楼自杀。他好喝酒，晚年穷得甚至买不起酒，偶尔有个学生来向他请教点问题，就给他带些酒菜来。

在常人的心目中，司马相如是一个俊雅倜傥的风流才子。的确，司马相如仪表堂堂，风度潇洒，多才多艺，确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才士；他琴挑卓文君，赢得这位美女芳心的故事，更是传为千古美谈。但是，如果仅仅将他视为“风流才子”，那就是皮相之见了。事实上，除了一表人才、满腹诗书之外，司马相如还是有政治远见的仕宦。这从司马相如与寡居的卓文君自由结合可以看出他本身并没文化人的酸腐之气；婚后生活拮据，夫妻二人开店卖酒，他让卓文君当垆，自己穿上酒保的衣服，涤器市中，旁若无人，也是一般儒生做不到的。更为难得的是，身为汉赋大家，司马相如竟用自己的专长，用赋极尽铺张的特色来拍汉武帝的马屁，实为文人所耻，但却是为官之人的必修之课。事实上，历代为官之人，拍马屁的又何止司马相如一人？

《官规则千年官场中的升迁厚黑学》 (晨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