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徐兰，出生在成都的一个小巷子里，她的父亲，她的爷爷，她的太爷爷都是中医，可以说我老师是从小闻中药味长大的。在这样的环境中，她顺其自然对中医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决定将传承三代的中医家学延续下去。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她的命运却发生巨大转折。

（本事故为真人口述，为方便阅读部分内容进行艺术加工。）

1970年，徐兰同其他知识青年一样，上山下乡，只是她插队的地方比较偏僻，在德宏瑞丽的边境村。

那个年代，知识青年下乡，既有热情，也有无奈。

刚到村子那几天，徐兰和同伴们觉得农村生活处处新奇的，积极参加农田劳作，帮助农民收割水稻，种植粮食。然而，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单调而艰苦的生活让大家逐渐感到疲惫沮丧。

徐兰回忆起当年在农村的日子，那是一个高温湿润的夏天，午后的阳光照射在田野上，蝉鸣刺耳烦躁，仿佛在提醒她，这里并不是理想中的生活，农田里的辛苦劳动令她筋疲力尽，而村子里简陋的生活条件也让她倍感不适。

一次，徐兰在田间干活时遇见了一位年迈的农妇。农妇年纪大了，干活的速度缓慢，徐兰便主动帮她挑水。农妇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你们这些知青，虽然是年轻人，却来这边干我们这辈子都不愿意做的事情，真是辛苦。”听完这句话，徐兰心中涌起一种复杂情绪，她意识到自己的命运或许要和这些农村人紧紧连在一起了。

与此同时，村里人对知识青年的态度也转变了。一开始，他们被视作“城里人”，总被村里人观察，这种观察是因陌生而产生的好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村里人渐渐习惯了他们，并产生些许不满，认为知识青年只是在这里干活偷懒，没有实质性的贡献。认为如徐兰这些知青即使在农村也忘不了城市生活那套，总喜欢无所事事的享受，他们的冷言冷语让徐兰这些努力的知青感到委屈。

好在，徐兰不是孤独的，在德宏瑞丽边境的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农村里，结识了一些朋友。她们一起说着各自城市的故事，在无数个日夜里相互扶持，相互倾诉，有谁生病了徐兰就用从小学习的中医知识给大家治病。

然而，这样的日子终究难以忍受，和徐兰一起来的很多知青，都因无法忍受农村的艰苦，四处托关系，希望提前回城。徐兰也渴望能够回家，但因为缺乏强大的背景，只能耐心等待。在这个过程中，她目睹了许多知青的悲惨遭遇。有人因沮丧而选择放弃甚至疯掉，有人则在无奈中屈服于各种压力，甚至不得不和当地的村民结婚。

当然，村里也不全是坏人，阿东就是其中之一。徐兰提起阿东时，总说这是个憨厚的年轻人，虽然并不聪明，但从他的眼里我能看到生活的希望。他常常和徐兰一起干活，一有空闲就说，要带着家人过上好日子，只是当徐兰问他什么是好日子，阿东却又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然后徐兰就被阿东窘迫的样子逗笑了。

为积攒口碑，得到离开农村的机会，徐兰常常帮助村里的妇女们处理一些小病小痛。她利用自己对中医的知识，指导她们使用些简单的草药，帮助村民们缓解疼痛，减轻病痛。通过这些经历，徐兰不仅提高了自己的中医水平，也拉近了与村民们的距离。

有村民护着，徐兰的麻烦便少了很多，和她一起到插队的女知青时常被人骚扰，其中有当地的混混也有其他城市的男知青，甚至还有没结婚的乡镇干部。在没给村里人治病前，徐兰虽没有遭遇过直接的威胁，但也时常感受到那种潜在压力。在这个充满危险的环境中，她更明白坚守自己理想与信念的重要性。

1971年，徐兰终于在村领导的帮助下，凭借一张“身体有重大疾病证明”回到成都。回城后的她，终于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段艰苦的知青经历让她更珍惜现在的一切，也让她更专注医学。

在随后的学习中，徐兰跟随父亲努力学习中医，并拜在成都一位老中医门下继续学习。这是一位解放前就很有名的医生，据说还给白崇禧治好过病，有这样的机会，徐兰自然非常刻苦，仿佛又回到插队岁月，每天早起复习，不畏惧艰辛，甚至在寒冷的冬天，仍然坚持去医院实习。渐渐地，徐兰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在她老师介绍下顺利进入人民医院工作，这一呆就是三十多年。

每当患者来到她面前，徐兰都会用心倾听，细致诊断。她深知，自己的责任不仅仅是治病救人，更是将中医的智慧传递给更多的人。即便是在退休后，她仍旧坚持每天出诊四个半小时，为那些曾信任过她的病人提供帮助。

如今，老师徐兰已经七十多岁了，然而她的面容依然慈祥，目光中流露出坚定与温暖。每当有人向她请教中医知识，她总是耐心细致地讲解，仿佛依旧是那个年轻的女知青，心中充满希望与善念。她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生命的尊严与高贵，永远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