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3月的一天，黄埔军校的操场上，站立着一排排身穿新军装的士兵们。
没有人能想到，在这一张张略显稚嫩的面孔中，会涌现出一大批改变了日后中国进程的军事人才。
随着教官的一声点名：“黄鳌”。令人诧异的事情发生了，两个不同的声音都回答了“到！”
或许是同名吧，教官倒没有多想。可是他不知道的是，冒名顶替“黄鳌”的郑洞国，此时后背已经被紧张的汗水湿透了。
此时的郑洞国完全不会想到，他将在这里结识未来新中国的总理，也没想到后来还会被总理找上门请教问题。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两个“黄鳌”？这位假冒“黄鳌”的郑洞国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又为何要请教郑洞国呢？
郑洞国生于1903年，因为天资聪慧，所以自小就在学业上十分出众。
随着年纪的增大，郑洞国在学习中接收到新思潮的启迪，对于民主救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为了自己的理想，他几次参加军校和讲武堂的考核，但都因为种种客观原因，没能成行。
1924年的时候，他听说在广州有一所黄埔军校，专为国家培养新兴军事人才，这所学校的创始人正是他崇敬的孙中山先生。
听到这一消息的郑洞国，忙不迭地找到自己的同学，研究一起去广州报名。
可惜来到同学家的时候，被告知对方早已动身。这下郑洞国更加着急了，他马不停蹄地来到广州，却被告之报名已经截至了。
千里迢迢来到广东，却没有报上名，这时的郑洞国已经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
好在当时的同乡给他支了一招——假冒“黄鳌”。
这位黄鳌也是他的同乡之一，同样也报名了军校。不过因为来广州比较早，所以就从不同途径报名了两次，因为一次就考上了，反而多出了一次报名机会。
虽然这个喜从天降的机会很难得，可是郑洞国却有些忐忑——如果被识破，那么自己铁定是要被开除的。
最终入学的渴望战胜了心中的迟疑，郑洞国还是参加了考试——顶着“黄鳌”的名字，并顺利成功入学。
可是在军训的第一天，点名时就出现了“重名”的一幕。虽然教官没有说什么，可是生性老实的郑洞国却感到如芒在背。
这样的心理压力折磨得他快要奔溃了，终于老实人郑洞国还是无法忍受良心的谴责，向校方坦白了自己“冒名顶替”的事。
好在校方宽宏大量，没有就此事给他处分，反而告诉他既然机会来之不易，那么更应该努力学习，不辜负这个机会。
放下了心结的郑洞国，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黄埔军校的学习经历，不但让他接触到当时一流的军事理念，也让他结识了许多日后的同袍或“劲敌”——其中就包括老师周恩来。
和此时的无名小卒郑洞国相比，周恩来既是黄埔军校最早的教师成员之一，又是政治部最年轻的主任。
郑洞国做梦也没想到，将来的某一天，他会被周总理指命会见，并向他征求意见。
令他更想不到的是，彼时彼刻的周恩来的身份已经是国家总理，共产党内的灵魂人物，而自己则告别了军旅生涯，脱下了军装。
周恩来有什么问题，要征询郑洞国的意见，郑洞国又为什么会脱下军装呢？
1950年10月1日，党中央接到了同为共产主义国家的朝鲜最高领袖——金日成的来信，信的内容很简单——请我国派兵支援朝鲜战场，共同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
这一天正是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日，可是这封突然的来信，却让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按照朝鲜和我国的民族感情，以及它所在的特殊地理位置，这个忙应该帮。
可是自家人明白自家事，当时我国国内的形势刚刚趋于稳定，经济和军事方面，同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绝对的劣势。
那时的美国武器先进，手握原子弹，威慑力十足，我国的武器大多来自解放战争中的缴获，落后敌人十年以上。
美国当时的国民总产值更是远超我国，根据当时国际公认的标准来计算，我国的经济总量只有它的几十分之一。
这样一场在开战前，丝毫看不到胜利希望的战争，应不应该打？应该怎么打？几个难解的问题让主席等人吃不好，睡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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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总理的周恩来自然也很着急，不过从另外的角度来看，焦虑的根源大多是来自对对手的不了解，既然这样，那么就找一个了解对方的人问一下不就可以了吗。
思来想去，周总理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和他还颇有渊源——在黄埔军校一期的时候，曾是自己的学生。他就是郑洞国。
可是当他通知军事部门，请郑洞国前来一叙的时候，却发现查无此人。郑洞国去哪了？
经过多方找寻，终于在民事部门找到了这位曾经身披戎装的郑洞国——此时他已经不再是军人，而是水利部的一位参事。
这位曾经的国民党将领为何不再带兵？难道是他投诚后受了委屈吗？
其实这还和郑洞国自己的性格有关，作为一个老实人，他的想法往往很直，当年带兵投降也是“被逼”的。
1948年10月19日，东北解放军在辽沈战役中，已经全面处在压制地位，郑洞国的部队被围困在长春城内，已经没有了突围的可能。
郑洞国此时的心中，涌现出了许多古往今来的忠义之士的事迹。尽管解放军多次向他喊话，要求他放下武器，带兵投降。
他心中想的却是，既然败局已定，那么自己绝对不会忍辱偷生，宁可死也要成全气节。为了以防万一，郑洞国甚至在睡觉的时候都枪不离身——随时准备自我了断。
21日晚上，因为白天郑洞国手下60军忽然投诚，他只好带着一小队侍卫固守在长春中央银行的建筑内，随时做好“殉国”的准备。
一觉醒来，郑洞国听到窗外的喧哗声，打开窗户一看，发现解放军已经进入银行大楼——但手下没有任何抵抗。
原来他的部下早已投降，郑洞国情急之下只好拿枪自尽。悲剧的是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手枪早已被部下偷走，就连投降，也是打着他的旗号进行的。
郑洞国被这突然的情势转折，搞得手足无措，只好顺势成了俘虏。不过念在他是以投诚名义加入的我军，所以我军对他还是比较照顾的。
但郑洞国自己过不去心里的坎，莫名其妙地“被投降”总让他觉得愧对蒋介石的信任。所以在投降以后，他要求不公开自己的投降过程，对自己投降后的工作生活也尽量低调处理。
因为自觉“不光彩”，郑洞国婉拒了继续带兵的建议，而是脱下军装，当了一个水利部门的官员，或许他的心里早已暗暗发誓——此生不再从军。这样“不配合”的态度，也让人对他无可奈何。
虽然郑洞国此时不再是军人的身份，可是他在过去曾经有过和美军公事的经历，向他“取经”，探探美国人的底牌，还是有帮助的。
可是此时的郑洞国早已心如死灰，即使接到老师周恩来的邀请，他也选择对军事方面的话题避而不谈。
作为一位心理学大师，周总理自然明白老实人郑洞国，恐怕心里还带着对国民党的愧疚，如果不能解开他的心结，恐怕很难得到建议。
所以此时他并没有直接询问郑洞国的意见，而是聊起了当年黄埔军校的同学和往事。
果然这个话题降低了郑洞国的防备心，他的话匣子也随之打开，两人的谈话氛围，变得热切起来。
见到聊天的铺垫已经差不多，总理话锋一转，把话题引到曾经的投降将领，为新中国所作的贡献中来。
随着总理对其他将领的介绍，郑洞国的心里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他知道中华民族，又一次来到了危难之际，面对大军压境的美帝国主义，自己应该为国家和人民做些什么。
这次不用总理开口询问，郑洞国就顺着话题，开始侃侃而谈。
“美军虽然武器装备先进，可是他们也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士兵的韧性不足。”
“如果中国士兵和美国士兵并肩作战，在行军路上超重的话，美军常常会丢掉武器，保留给养；而中国军人无论何时，武器都是牢牢握在手中的。”
“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战争时间拖得越久，对我们就越是有利。”
郑洞国的一席话，让周总理脸上泛出笑容，总理也彻底放下了忐忑不安的心情。在他的心中，对这位表面上看起来鲁直，却在军事上心思细腻的学生刮目相看。
抗美援朝的过程，和郑洞国的推断差不多，我军靠着坚强的意志，拖垮了武装到牙齿的强大美军。我国军人的精神面貌，也彻底震惊了原本小看我们的西方世界。
1953年7月27日，美国人无奈之下，只能签下了停战协议。
这次协议的签署，不但标志着我军打破了美军不败的神话，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在一个团结的中华民族面前，任何敌人都不足为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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