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翦破楚是一则有名的战争故事。对此，毛泽东同志曾有过精辟的评论，他说，《资治通鉴》写政治军事多，经济文化少，是因为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多是军事家。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

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一部大的“相砍书”。《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见王子今《毛泽东与中国文学》第23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1月版）。读一读司马光写的战争故事，对增强思想修养，启迪智慧，的确是大有好处的。

王翦破楚之役发生于公元前224-前223年，这是秦灭六国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当时秦已先后灭掉了韩、赵、魏三国；燕王虽未灭但地盘早为秦所有，燕王只得逃于辽东。秦王赢政在这样的形势下定下了灭楚的计划，于是引出了李信和王翦的一场争论。

李信是一位年轻的将军，他曾以数千士兵追杀燕太子丹，得到秦王赏识，被视为壮勇。他认为灭楚的兵力“不过用二十万”，虽然其勇可嘉，但毕竟流露出年少轻敌的情绪；在其后的伐赵之战中，他虽开始取得了节节胜利，然而他却忘记了，这是在敌人的本土作战，没有料到楚军会采用“敌疲我打”的方针，结果是惨败逃归。

王翦则相反，凭着他破赵、攻燕、伐楚、灭魏的经验，深知要占领楚地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因此特别谨慎，他的“非六十万人不可”的考虑，虽然看起来似乎有点胆怯畏敌，但事实证明这是“知彼知己”，尊重事实的正确决断，突出地表现了一代名将老谋深算的特征。在具体的战争指挥中，他又避免了李信的失误，按照《孙子·军争》所讲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原则，采用了以逸待劳，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方针，从而赢得了全线的胜利。

李信和王翦在灭楚上的不同态度看法及其所产生的不同结果，告诉人们：“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同战争一样，社会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也不是什么事物，依然是一种必然运动，因此“知彼知己”的科学真理必须坚持，只有坚持“知彼知己”才有可能识时务，当机立断地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取得成功和胜利。在这里，李信的骄傲轻敌应引为鉴戒，人们不可重蹈那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覆辙，但他的壮勇气概则是不能抹煞的。如果能把李信敢于藐视敌人的壮勇同主翦老谋深算地沉着相结合，那么，在我们面前还会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说到王翦的老谋深算，有必要分析一番关于“请田宅为子孙业”的问题。办事需要报酬，即使是并非“忧贫”而是“肥上添膘”，本也无可非议，因为这不违背“按劳取酬”、“公平交易”的原则；何况它还是一种排除秦王疑虑的手段，以此表白自己并无拥兵自重的野心，实也反映出在封建政体中有所作为者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因此也是可以理解的。

从整个伐楚之役来看，王翦虽然未能做到“公而忘私”，但他也没有因“私”而损“公”，仅就这点而论，王翦在公私关系的处理上仍是以大局为重的，我们绝不能说他“贪心”。不过，王翦“为子孙业”的考虑也有值得研究之处，因为家业太丰往往会使子孙养尊处优，不思进取。

《史记》评论王前说：“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及孙王离，为项羽所虏，不亦宜乎！”这种子孙败业的教训，古往今来屡见不鲜。俗语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不与儿孙作马牛”，当今的家长们，你们对此有何想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