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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欧阳修钟爱那些艺术水准高的作品，但当它们的内容于史学书写无益、甚至其中所体现的宗教理念与儒家之道相悖时，如何对这种钟爱做出合理的解释，曾让欧阳修颇费了一番心思。
尽管难以忽视它们的异端色彩，欧阳修最终还是被它们的书法艺术魅力折服，将其纳入到自己的收藏之中。
私人收藏他将它们视之为古物和“历史”的珍贵遗存，这样一来，自己因醉心这些古物而产生的不安便可稍稍释然。
欧阳修对出自不知名甚至无名者之手的书，作具有一种非凡的鉴赏力，而且往往是那些半损毁的、甚或是碎碑的拓片，在他看来尤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
因此，他对书法史的处理方式在根本上有别于那种精挑细选、风格相对单一的皇家观念，在散落于乡野的不起眼的荒碑上，欧阳修发现了镌刻其上的字迹及其笔锋中所蕴藏的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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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有字之石，无疑正是数百年前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最真实的遗存物。
新一代的收藏家中产生了新问题，而收集和鉴赏本身也有了新行情，欧阳修之前从未属意过的“绘画”如今它与书法一起，共同左右着收藏家们估价的标准。
大规模的私人收藏，将书法和绘画作品聚积起来，还出现了专门存放它们的居所，艺术品交易作为一种潮流在士大夫精英中蔚然成风。
我们很难说这些现象具有多大的空前性，因为私人收藏书法或绘画艺术珍品的历史，确乎已存在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
但收藏家和关注者们围绕其所进行的文学创作、讨论以及对由之产生的美学和思想话题的辨析，其程度、范围之深广的确是前所未有的。
至于是否要将自己那些可观的拓片藏品，视为一种被占有的“物”，欧阳修没有过多考虑。
他在自画像式的戏作《六一居士传》中曾提及这个问题，但仅仅一笑而过，并未真正找到解决办法，而且显然他也并不因此烦恼。
苏轼的艺术品收藏及其困扰在苏轼那里，这一问题再次出现，并且成了他的一个心病，他为自己占有了这些收藏品感到不安，甚至连收藏行为本身都令他烦扰。
一边是收藏艺术品的高雅趣味，一边是聚敛象牙珠玉的鄙俗动机，二者之间，欧阳修可以悠然处之，苏轼却不能。
对苏轼来说，任何一种对实在之“物”无论它是什么样子的占有，都有违于高尚的人格，因此，他试图找到一个折衷的方案，调试出一种不将占有艺术品当作“占有”的理想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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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苏轼的朋友们，包括王诜和米芾，则不一定接受他的“折衷方案”，并且对苏轼所宣称的自己已达到那种理想状态深表怀疑。
与苏轼不同，米芾拥有顶级的书画私藏，却丝毫不为此感到歉疚，作为收藏家、鉴赏家和书画家，他浸淫于艺术之中，艺术就是他的生命。
米芾描绘着占有那些珍品时的愉悦，也不假掩饰地袒露错失某件精品时的懊丧挫败，这种热情和投入，是同样作为收藏家的苏轼所难以企及的。
米芾的艺术品收藏及其困扰但是米芾唯艺是尊的倾向，在当时能否被接受成为一个新问题，而这一问题在欧阳修那里根本不成问题：欧阳修在各个领域内多头并进的追求使得他同时兼有经学家、史学家、古文家和诗人的身份。
“艺术品收藏家”相较于其他几种更堂皇、更主流的角色而言，不可能在欧阳修的整体形象构成中占据优势。
但北宋思想文化界，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士大夫们对艺术品如此这般的沉迷追逐，以致几乎无暇他顾，还很难讲，米芾挑战了这个极限。
对于一件藏品，除了肯定它的技艺之美外，欧阳修至少还关注其是否具有其他方面的价值，米芾则完全不把这些放在眼里，他这样夸赞自己藏品中的那些古画：
与画家同时代的风云人物，曾经有过的经天纬地的壮举在今天已被遗忘，而这画作自身却仍有着不言而喻、显而易见的恒久价值。
这种论调很可能被认为是奇谈怪论，尤其在米芾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出格，这么说的后果不可谓不严重。
在欧阳修之后继起的这一代人身上，我们看到了其对艺术和艺术品收藏的新认识，他们不再纠结于审美价值和教化功能间的二元对立：
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艺术之于收藏家个人精神与生命的意义，以及艺术所扮演的角色。
给王诜的忠告我们先来看看苏轼这篇《宝绘堂记》，宝绘堂是他的朋友王诜专门建造，用来存放其收集的艺术珍品的居所，王诜拥有当时最好的书画私藏，应他之邀，苏轼作了这篇记文。
《宝绘堂记》：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
当初王诜托苏轼撰写一篇可以悬于堂中的记文时，他所期待的不是这样一篇文章，这一点毋庸置疑。
有其他两条材料表明，对于苏轼文中提到的历史上，那些因沉溺于搜集珍宝而招来横祸的先例，王诜是持有异议的。
王诜觉得苏轼的话晦气，而且说不定真的会因此招来不吉利的后果，他写信给苏轼，请他删掉那一段。
但苏轼拒绝作任何改动，答复说如果王诜不喜欢就不要把这篇文章当作宝绘堂的记文，两人间这次罕见的尴尬交涉很清楚地表明，苏轼创作《宝绘堂记》并非仅仅出于应酬，而是将他坚守的某种信念贯穿于其中。
王诜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画家、书法家和收藏家，作为宋朝开国功臣王全斌的后代，他位高名重，并且凭借这种政治和社会资本，在而立之年结亲皇室，尚英宗次女。
如此显赫的一桩婚姻，苏轼不会不在文中提及：正如我们所见，苏轼总是对王诜保持着礼节上的尊重，并且时常直接或间接地提及他在上流社会的社交关系和他拥有的巨额财富。
考虑到王诜高傲的优越感，苏轼在文中表达的观念，以及拒绝王诜的修改要求就更显得非同凡响。
如果王诜的身份使得苏轼的这篇文章，显得不太可能，那么苏轼本人乍看去更不像是能写出这样一篇文章的人。
苏轼是那个时代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绘画艺术的鼓吹者，在将绘画从技术提升为一种艺术的过程当中，无人比他付出的努力更多。
他第一个确定了后世所熟知的“文人画”的基本原则，是文人画创作的最高权威，纵观苏轼的文学创作生涯，他在每个阶段都留下了大量有关书画的诗文。
在数以百计的诗、跋、书、赞及各种小品文中，苏轼展示并发展了他对于各式各样书画艺术笔法之美的思考。
这其中包括画家与摹画对象的关系、规则与法帖的作用、灵感的来源、创作中的天分，以及视觉艺术与文学的关系问题等等但又远远不止这些。
参考资料：
【1】中国知网——《略论欧阳修的金石文献收藏》徐美珍。
【2】中国知网——《北宋士大夫的艺术品收藏与鉴赏研究》李世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