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21年,明朝中后期,此时大明的财政境况不佳,几乎陷入崩溃,只好一再“加派”,搞得民穷财尽。各级官员借加派之名,中饱私囊,乘机搜刮,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这样,全国的老百姓都陷于困苦之中,而陕北尤甚。
这是因为,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土地瘠薄,雨量稀少,农作物产量低。明末的加派是按亩征收,不考虑土地肥瘠。陕北土地比较开阔,加派的负担较其他地区尤重。
加派要收银子,而陕北的工商业比东南沿海地区落后得多,用粮食换银子特别困难。这也无形中加重了当地人民的负担。陕北是边防要地,驻军特别多,老百姓负担的徭役也特别重。
这里的军事首领大都是阉党成员,克扣军饷严重,有时积欠士兵的银饷竟达三年之久,因而不时激起士兵哗变。这从另一方面加剧了当地的社会矛盾。
明朝中后期水利失修,也大大削弱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崇祯皇帝曾问身边的大臣:“水利为何不修?”
大臣回答说:“修理需要钱粮。”崇祯帝以百姓“穷困已极”,不愿再“扰民”,便将修水利的事轻轻放下。久而久之,一遇大旱,灾情就显得特别严重。当时留下了许多有关饥荒惨状的描述,即使今大读起来,仍令人毛骨悚然,难以置信。
崇祯二年(1625),原籍陕西的官员马懋才上疏,陈述陕西饥荒的惨状。老百姓先是采食山间蓬草,继而剥食树皮,后又掘食山中的青叶石。吃青叶石的人不几天就会下坠而死。
发展到后来,有些小孩子一出门就没有无缘无故的失踪,让人担心。
老百姓的日子已困苦到如此地步,明廷还要一再加派,“严为催科”,这只能把老百姓逼上造反的道路。
除了明廷向全国的加派外,各级军政衙门还有名目繁多的临时摊派。
据《春明梦余录》的作者孙承泽在上给崇祯皇帝的奏疏中就曾经说道:“臣待罪县令时,倏奉一文,取豆米几千石,草几千束,运至某营交纳矣;倏奉一文,买健驴若干头,布袋若干条,送至某营交纳矣;倏奉一文,制铜锅若干口,买战马若干匹,送至某营交纳矣。并不言动支何项钱粮,日后作何销算,惟曰迟误则以军法从事耳。”
地方上的贪官污吏还趁机暗中加派,借以中饱私囊。由于这样的毛贼众多,而且贪得无厌,因而给老百姓造成的苦难就特别严重。
无休止的搜刮迫使大批农民逃亡。地方官为了征足数额,一户逃则由其他九户补足,二户逃则由其他八户补足,九户逃则由所剩下的一户补足。如此一来,就造成整村整村的农民逃散一空。他们漫无目的地从这村逃到那村,从这县逃到那县。年轻力壮的人尚可辗转就食,老弱妇孺只能坐以待毙。
人们出于求生的欲望,凡是可以充饥的东西都弄来吃,不管吃下去的后果如何。有的地方的老百姓吃观音土、青叶石,也只能维持几天的生命。有文献记载,当时豫西的老百姓甚至争食雁粪。
最令人惨不忍睹的是,在北方各地到处都发生着人吃人的惨象。有人公开在集市上卖人肉,“每斤价钱六文”。有的人在家里腌人肉,以“备不时之需”。
有的人饿倒在路上,很快就有人拿刀割他身上的肉吃。间或有人呵斥制止,拿刀割肉的人就说:“我不食人,人将食我。”说者坦然,恬不为怪。
一个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看到,一个妇人一边烹煮小儿,一边哭。他上前去问,这个妇女说:“此吾儿,弃之且为人食,故宁自充饥耳。”
这种凄惨的景象一直在这个举人的脑中时隐时现,好长时间吃不下饭去。
有关此类记载可谓俯拾皆是。正因如此,才逼使农民一次次地举行大规模反抗。
明末的李自成大起义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从有关的公私史乘中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许多恐怖的传说和不祥的征兆。甚至有人向崇祯帝上书,谓“崇”字是“山”压“宗”,不吉,应颠倒过来,把“宗”写在上面,把“山”写在下面,即可改变运气。连草木虫鸟似乎也都出现妖形。
河南的草“生战斗状,有人马形”,都像“披甲执矛,驰驱纠结”。山东商人去淮南卖花豆,“及出卖,如人首然,耳目口鼻咸具。”
另外,花草树木似乎都与往常长得不一样,都有妖形。各种鸟似乎也出现了异样。
在崇祯六七年间,凤阳突然出现“恶鸟数万,兔头,鸡身,鼠足,”肉可食,但一触到鸟骨即死。崇祯二年,北京宣武门外一民家养只白鸡,重40斤,一个孝廉看到后,说这不是鸡,而是鹜,“所见之处亡国”。
一种很平常的事,在崇祯时就会被说成不祥之兆。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全国上下已对明王朝完全失去了信心,一场大的社会动乱已不可避免。
李自成的势力起初比较小,有时不得不投托在别人名下。但他在众头领中比较有心计,注意笼络人才,打起仗来也知道讲究些策略,所以他的势力壮大得较快。
活动在山西的所谓三十六营中,闯将李自成是独立的一营。在与官军的几次战斗中,李自成屡屡显示出他特有的才能,使他在三十六营中的地位日益提高。
崇祯五年秋天在攻克隰州、大宁的战役中,李自成已是主要的头领之一:李自成、八大王、老回回、紫金梁、翻山鹞等寇掠蒲县,攻城三昼夜,不克。是夜,贼令精锐三百人袭大宁,三更城陷。八月,自大宁袭隰州,守备高逸开北门遁去。知州杨玮拒守,射伤贼甚多,中流矢坠东城下。贼住城中三日。
攻克隰州、大宁是农民军在山西的重要战役,李自成在这时已崭露头角。当年九月十四日,李自成由晋南突然攻入河南,一举占领修武县城。修武知县刘凤翔仓皇出逃,被李自成捉回杀掉。
李自成在修武停了三天,随即撤出。他接着率部攻破清化镇(今博爱),并连续攻打武陟、辉县、济源等县城,兵锋直指怀庆(今沁阳)。
李自成这支农民军突然进入河南,使明廷十分震惊,因为这预示着农民造反的战火向中原燃烧。河南的乡绅纷纷上书,请求朝廷急派救兵。河南巡抚樊尚景急忙派兵援救怀庆,明廷又急令副总兵左良玉由昌平驰援河南。山西巡抚宋统殷也率军堵截,妄图截断李自成回山西的退路。
李自成行军打仗,十分注意掌握各路官军情报。他广派侦骑,侦察各地官军动向。他看到官军四集,遂决定马上往北撤退,很快退回山西平阳,辗转活动在汾西一带。
当时,明廷正集中力量围剿山西的农民军,李自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入河南,一下子打乱了明廷的军事部署,分散了明廷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山西农民军主力的转移。
尤其是李自成等部于年底攻克辽州之战,迫使尾追紫金梁等部的张宗衡不得不调转方向,赶忙赴辽州援救。李自成部在辽州战役中虽损失较大,但从掩护紫金梁等部北移的全局来看,这种损失还是值得的。
从李自成这两年的战绩来看,他在诸部农民军中的地位已越来越高。
崇祯五年(1632)秋天,一个御史就曾向崇祯皇帝奏言:“……晋中贼首掌盘子等十六家,最枭者为闯将、紫金梁、戴金穿红,群贼效之,遂皆以红衣为号。”
在这里,李自成俨然已和紫金梁齐名了。但从全局来看,当时还是以紫金梁的势力为最大,诸部仍以他为盟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