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25日下午，西安事变爆发后的13天，周恩来正在西安金家巷东楼紧张的忙碌。突然门外有人报告，并送来消息，蒋介石居住的地方人来人往，似乎是有什么事。

当时，周恩来并没有察觉有什么不对劲儿，但缓了一会儿，周恩来才恍然大悟：

“糟了，糟了，蒋介石要离开了。”

更为关键的是，随后传来的消息让周恩来大吃一惊，张学良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为了阻拦，周恩来只好飞奔至机场，但已经来不及，张学良已经同蒋介石一起搭上飞机起飞，周恩来不由得跌足长叹，放蒋本来是早已经确定好的事情，但什么时间放，怎么放？都要定一个合乎规定的流程，以期达到各方都满意的条件，，后来事实也证明，张学良冒昧送蒋介石回南京，给事件的变化带来了很多未知的定数。

到如今我们一般提到这件事，都认为张学良不应该送蒋介石走，多数人认为张学良对于蒋介石的本性认识不足，考虑欠周，为张学良遭到长期囚禁感到惋惜；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张学良幼稚、讲哥们义气、没有料到后果的冲动之举。

和事实上，张学良送蒋却是早就已经决定了的事情，只是事先没有和周恩来通气，因为他知道，一旦周恩来知道这件事，必然会阻拦他。

一

1983年，中国革命博物馆从张学良旧部那里征集到了一张张学良写的手令，从手令内容看，应该是写在送蒋离开西安之前，内容为：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候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廿五日  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

手令虽然写明了日期是在12月25日，但据知情的人回忆，张学良再上飞机之前，并没有手书手令，而且手令字迹工整，是用毛笔写成的，显然写的时候非常从容。

从手令的内容不难看出两点。

一、张学良送蒋一事决定的时间非常早，而且是早有计划；

二、张学良对于蒋背信弃义虽然没有预计，但对自己离开以后是做了安排的。

当然，对比张学良所思所想，实际上他没想到的更多，他没有想到自己离开以后，东北军会马上分崩离析，以至于到后来结局不可收拾。

这件事情后来也被张学良亲口证实。

1990年，蒋介石父子去世后，张学良接受日本电视台采访，曾明确的说：

“当时周恩来是反对他这么做的，甚至到机场想把我追回来，但我明知去南京将被逮捕，还是去了南京，因为我是个军人，我做这件事我自己负责，同时我是反对内战的，我对牺牲自己毫不顾虑。”

那么，张学良是否有非送蒋介石回南京的理由不可呢？

二

事实上，从张学良与中共取得联系，到彼此合作，当时整个西安的形势，对张杨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三角合作”是非常有利的。

这种有利的形势一直维持到了西安事变之前，中国共产党也凭借此机会休养生息一番。

可西安事变后，情况有了变化。

首先是张学良的处境越来越糟糕，因为扣留蒋介石这一举动很不得各方支持，除了韩复渠等地方军阀以私利为由，赞同张学良“英明之举”。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的确有“杀蒋”的声音，特别是想起来四一二事变，加上十年内战的仇怨，可毛主席力排众议，如果贸贸然杀害蒋介石，势必引起全国内乱，到时候看热闹的日本人会很高兴。

因此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解放西安事变。

当然，张学良本身的目的是逼蒋抗日，而不是杀蒋介石，这是一开始就定下来的调子。

不过，张学良也考虑到，此举会引来蒋介石军事上的进攻，所以从一开始，他就做了两手准备，当时蒋介石嫡系在西安几乎毫无势力，在宁夏盘踞的胡宗南集团之前在同红军作战中损失惨重，不足为虑，甚至张学良还命令51军军长于学忠将兰州守军就地缴械，整个过程也很顺利。

最关键的一方还是东面的潼关。

自古以来，潼关就是西安东面的屏障，一旦潼关失守，西安不保，所以张学良在潼关也布置了重兵。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没有在潼关方向布置重兵，事情发生以后，即令附近的西北军冯钦哉抢占潼关（当时属杨虎城部下），并在潼关以东的陇海线上，设置了两道屏障。

一、命令驻保定的万福麟53军南下，抢占郑州，阻断陇海线。

二、命令驻洛阳的炮6旅旅长黄永安抢占洛阳以东的陇海线。

这样一来，即便是国民党当局想要动武，也轻易打不开潼关，为各方坐下来谈判打下一个基础。

可出乎预料的是，如此万无一失的安排，后来竟然会出现差错。

三

无论在任何年代，叛徒都是最令人憎恶的。

首先出问题的是炮六旅旅长黄永安，此人本来是张学良最信任的将领，得张学良提拔一路晋升为炮兵旅旅长。本该是万无一失的人选，后来却出现了差错。

与西安事变几乎同时，黄永安收到张学良密电，准备抢占洛阳以东的陇海线，而且在

当时，黄永安确实有先手的优势，他和驻洛阳的国民党中央军关系很好，事变时完全可以借助这一层关系，将洛阳所有的中央军头头脑脑全部扣留。

可在这个关键时刻，黄永安却犹豫起来，虽然他不知道西安发生了什么事，但他知道，自己这一举动无异于“叛乱”（相对于国民党当局），但如果不听少帅的话，将来如何在东北军中立足。况且真要按照这个命令去布置，仅凭自己一个炮兵旅，是否能挡住国民党军的进攻呢？

就在黄永安犹豫之际，他的妻子起了个很坏的作用。

黄永安的夫人是大学生，而且是个国民党员，一贯反对左倾，而且她在洛阳期间，同那些中央军军官太太关系很好，她看出丈夫犹豫后，大骂黄永安：

“张学良这是犯上作乱，他要与中央军对抗就是以卵击石，你听他的命令就要完蛋。”

黄永安本就犹豫，一听夫人如此说，立马倒向了另外一边，他把张学良的电文给时任洛阳分校主任兼巩洛警备司令祝绍周。

这么一来，也直接导致张学良计划泄密，早在西安事变12个小时之前，南京国民党当局就收到了消息。

不仅如此，祝绍周当机立断，派樊松甫的46军进占潼关（5月13日），当时在潼关的东北军还来不及知道发生什么事，就被缴械，失去了战斗力。

另外，祝绍周还通知了洛阳空军指挥部毛邦初，毛邦初派了架飞机到西安试探，果然这架飞机没有回来，毛邦初立即派出所有战机飞临西安上空，借此警告张学良，计划已经泄密，不要轻举妄动。

更为关键的是，张学良命令西北军冯钦哉抢占潼关，但冯钦哉不是张学良嫡系，对他这位副总司令的命令也毫不买账，况且冯钦哉与杨虎城有旧怨。

冯钦哉后来受樊松甫收买，干脆利索的倒戈，不仅不遵照张学良的命令，还和樊松甫一起致电西安谴责张学良。

还有个更糟糕的事情是，驻保定的万福麟也没听张学良的命令，看似是保持中立，实则让开了郑州，让国民党中央军能长驱直入潼关。

就这样，在心腹爱将背叛下，张学良苦心经营的潼关以及陇海线的防御告破，西安也守不住，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坚持扣留蒋介石不放，军事上将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

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对张学良都不利，也迫使张学良不得不做出牺牲自己的决定。

本来张学良还以为，以自己与蒋介石的交情，可以换一点脸面，不料老蒋翻脸无情，将之扣留起来，张学良此时才察觉蒋介石的险恶用心，只是已经有些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