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这话是黑格尔的名言，马克思在他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引用了这一名句作为开头，来明刺暗喻拿破仑三世政变上台的荒唐。

同样，这句话也适用于全斗焕缔造的“第五共和国”。

果然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正如拿破仑三世处处都在模仿他的“叔叔”拿破仑，却处处学的不像那般，全斗焕也像是处处在学他心中的“太阳”朴卡卡，却也只是拙劣的模仿。

要看懂这段历史，还得从1979年10月26日那声震惊世界的枪响说起。

这天席间，金载圭突然拔枪射杀朴正熙、车智澈，随行的6名警卫也一并被铲除。

此时活着的除了金载圭、金载圭的心腹特工们、两位朴正熙请来的美女以外，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坐在桌前吃饭的秘书室长——金桂元。

金桂元与金载圭的私交一直很好，他也同样不喜欢嚣张跋扈的车智澈。

而金载圭在密谋行刺之前曾含糊地向金桂元透露想法，对此金桂元没有提出反对，而是在事实上默认了金载圭的行为。可当金载圭真的举起枪“除虫射日”的时候，金桂元显然吓坏了。

他惊恐地看着金载圭，生怕金载圭在冲动之下把他也杀了灭口。不过金载圭并没有打算这样做，而是口头要求金桂元保守这个秘密。金桂元当然满口答应，金载圭也当即表示了信任。

就在这个“君子协议”之后，两人分头行动。

金桂元护送重伤的朴正熙前往南山陆军医院抢救，金载圭则驱车前往陆军本部。

而从这一刻开始，就注定了金载圭的失败，原因有二：

首先，金桂元作为此次刺杀最重要的目击证人，金载圭竟然轻易地信任了他，让他独自将朴正熙送往医院，而不是将其控制起来加以监视。

其次，金载圭身为中央情报部部长，没有当即回自己的KCIA老巢，召集人马商讨下一步对策，而是犹豫间稀里糊涂地跟陆军参谋长郑升和一起去了陆军司令部，希望得到军方支持。

注意，在这一过程中，郑升和或许并不知道是金载圭动手杀了朴正熙，但他看到身上有血的金载圭时，想必也猜出个大概了，所以他提出应该先去自己的陆军司令部，再做谋划。

而情绪极度紧张的金载圭竟然真的答应了。

要知道，金载圭在陆军司令部没有任何政治根基，既无法胁迫郑升和，又无法说服军官们按照他的意图发布全国戒严令，将事情定性为“军事革命”，而非叛乱。

那军方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先找韩国真正的主人——美国聊聊，听他们的意见。

这就让金载圭再次错过了掌握主动权的机会。

更糟糕的是，另一边的金桂元已经准备“背刺”金载圭了。

原来，金桂元以为金载圭正在主持一场政治分羹大会，可当他看到金载圭被军方牵着鼻子走时，果断抛弃了此前的“君子协议”，将总理崔圭夏和国防部长卢载铉请了过来，然后把金载圭杀害朴正熙的事情全抖露了出来，并准备将祸水引向死无对证的车智澈。

然而形势已经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最终迎接他的是：将和金载圭一同进行审判。

时至今日，很多人都对“金载圭刺杀朴正熙事件”褒贬不一。一些人认为金载圭是民主义士，他平时就尊崇舍生取义的人物，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扬名立万，名垂青史。

他曾对政府指派的律师说自己的“正义感比谁都强”，也一直声称自己是反对维新体制，反对朴正熙镇压工人学生运动，于是才“以野兽的心境向维新的心脏开枪”，可谓知行合一。

另一方面，金载圭的行为又似乎是一场冲动杀人，他的各种言论不过是为自己夺权的行为开脱罢了。作为一个政坛上层人物，他丝毫不考虑他贸然的行动将带来什么样严重的后果。

也正是因为金载圭冒冒失失地就开了枪，对于朴正熙死后之后该做什么，缺乏严密的计划部署，最终也导致了韩国并没有因迎来民主，而是迎来了一位更为暴虐的独裁者——全斗焕。

在确定金载圭是刺杀朴正熙的凶手后，陆军参谋长郑升和立刻下令逮捕金载圭及其他涉案人员，表示与之划清界限，随后任命保安司令官全斗焕担任“朴大统领遇刺案件”的总负责人。

这绝对是一次让郑升和后悔终生的人事任命，他怎么也没想到，全斗焕会借助查案的契机将他送入深渊。因为全斗焕是朴正熙一手提拔的宠臣，只忠于朴正熙一人。

当时全斗焕的军衔虽然只有少将，但他所管辖的保安司令部是朴正熙生前进行“情治统治”的工具，直接向总统本人负责，有资源和能力去解决各种棘手、得罪人的麻烦。同时全斗焕还有另一重身份——“一心会”的领袖，这才是让他真正后来能一飞冲天的根本原因。

青年时期的全斗焕是个学渣中的学渣。

1951年韩国军校首批招生考试，全斗焕是以倒数第二名进的，毕业时在156人中排名第126。但就像班里的学渣总会有一群小跟班一样，全斗焕也有一个出众的本领——搞关系。

他以其出色的人格魅力在同学中混得风生水起，逐渐形成了庞大的人脉关系网，一个秘密组织因而建立起来，而这正是“一心会”的前身。

最开始这个小团体才5个人，叫“五星会”，主要成员有：“勇星”全斗焕、“冠星”卢泰愚、“黎星”金富东、“彗星”崔性泽、和“雄星”白云泽。

后来又改名“七星会”，再后来人数越来越多，最后发展为“一心会”，寓意“一心为国家，一心为朋友”，由全斗焕担任会长。

本来这只是一个同学联谊会，但随着组织的壮大，其野心也随之一度膨胀，逐渐成为一个政治野心家集体。

1973年时，朴正熙就曾收到过关于全斗焕搞“一心会”的报告，然而朴正熙看后却并不打算强行解散他们，而是简单说了句：“就这么放着吧！”

甚至后来还给“一心会”的成员们一些赏赐，拉拢他们为己所用。

朴正熙的态度让“一心会”感恩戴德，他们心甘情愿地当朴正熙的马前卒，此后，“一心会”开始大肆地扩张成员，并逐渐渗透到了军方的各个角落。

1979年3月，全斗焕被任命为保安司令官，成为朴正熙的左膀右臂，而“一心会”的成员们也得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成长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势力。

朴正熙在的时候，“一心会”成员都将朴正熙视为那颗无上的太阳，而朴正熙被刺杀后，就等于那颗太阳落山了，他们的眼中只有全斗焕一人了。

此时“釜马风波”仍在延续，韩国民众都在呼吁维新宪法应该随朴正熙本人一起被埋葬。

代行总统职权的是总理崔圭夏，崔圭夏此前是个职业外交官，在韩国国内的政治根基并不牢固，难以平衡各派系之间的矛盾，他本人也没有长期掌权的欲望。

而朴正熙之死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需要有人来收拾这些烂摊子，这就让全斗焕嗅到了权力宝座的气息。

这一时期，全斗焕走了两步精妙的棋：

一是利用查案之便，要求中央情报部协助调查，顺势将所有情报集中到自己手中。

这样一来，朴正熙情治机关的“三驾马车”皆统于全斗焕一人，这也是为什么全斗焕后来政变的行动总能快其他人一步。

另一步棋是充分挖掘金载圭的口供，找出其中满足自己政治需求的部分，比如各大高官贪污受贿的黑料。

而通过金载圭的口供，全斗焕发现，原来朴卡卡遇刺当晚，自己的上司郑升和就在案发现场，事后还跟金载圭一块坐车去的陆军本部。

如果能在这一件事上揪住郑升和不放，或许能够咬死郑升和的政治生命。但现在全斗焕还没有与郑升和鱼死网破的能力与必要，因而在结案报告中签了字。

查案时期的全斗焕可谓春风得意，他随意地出入各大政府重要部门，利用职务之便想抓谁就抓谁，想揍谁就揍谁，还登上电视、接受各大媒体的采访，俨然一副政坛新星的模样。

这让郑升和等希望结束“维新体制”，结束军人干预政治的“稳健派”团体极为不爽，他们多次批判全斗焕干政的粗暴行为，可全斗焕仍不知收敛，日渐骄纵。

1979年11月1日，日本报纸《每日新闻》刊登消息称，全斗焕逐渐掌握了韩国实权。这一报道如同火上浇油，加速了“稳健派”与全斗焕之间的矛盾。

郑升和与代总统崔圭夏商议，在查案结束之后就任命全斗焕为东海岸安全司令，让其远离政治中心。从后来的角度看，这一行动加速了全斗焕发动政变的决心，未免有些打草惊蛇，然而当时没有人会意料到全斗焕会为此大动干戈。

见此情况，全斗焕选择将计就计，满口答应了下来。实则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封电报将前线的第一师长卢泰愚从前线叫到了保安司令部，两人约定12月12日共同起事。

全斗焕的政变计划大致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12月12日晚6点，由全斗焕的心腹禹庆允和许三守上校，赴汉南公馆村的郑升和家中，逮捕郑升和，无论用文的用武的，反正都要把他押过来。

与此同时的第二部分，全斗焕则面见代总统崔圭夏，痛陈利弊，请求下达逮捕郑升和的密令，如果不行就带领将军们逼宫。

第三部分是拉拢张泰玩、金晋基等将领，请他们在12日晚喝酒作乐，以达到调虎离山的目的，全斗焕甚至直接送了张泰玩100万现金，试图腐化这块难啃的骨头。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可就在12月12日清晨，郑升和突然一个电话打来，要求与全斗焕面谈。

吓得全斗焕浑身冒冷汗，以为自己的政变计划已经暴露，去了就是送死。成大事者必然有过硬的心理素质，全斗焕并没有轻举妄动，而是面如平湖地敲响了郑升和办公室的门。

结果郑升和只是交代一些留意北方朝鲜进攻之类的事，显然对他的政变一无所知。

而这一差点酿成大祸的小误会，更让全斗焕坚定了选在12月12日晚是一个绝佳的时机。

12月12日晚，一场堪称韩国历史上最为精彩的夺权运动开始了。

6时，全斗焕的心腹禹庆允和许三守上校，准时按响了郑升和家的门铃，而郑升和在得知要将自己带走时，立即意识到不对，要求副官打电话给崔圭夏公馆。

禹庆允和许三守意识到行径败露，立刻架起郑升和就往外跑。

情况陡然失控，许三守带来的军队与郑升和护卫队发生了交火，闻讯赶来的海兵队也冲了过来，在激烈枪战之后，许三守强行绑架着郑升和逃离了汉南公馆村。

而整场政变最“幽默”的部分出现了：国防部长卢载铉也住在汉南洞公馆村，离郑升和家住的很近，他一听到郑升和家“噼里啪啦”枪声大作，以为是朝鲜那边派突击队来执行“斩首行动”了，当即带着全家老小一溜烟儿跑到驻韩美军基地里，寻求庇护去了。

卢载铉的逃跑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不仅让政府军群龙无首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也给在总理公馆（代总统崔圭夏所在处）的全斗焕这边造成了不少麻烦。

另一边，代总统崔圭夏看到全斗焕咄咄逼人地要求逮捕郑升和，有些不知所措，于是要求国防部长卢载铉出面来决断，但此时卢载铉失踪了。如果卢载铉不出面背书，自己的行为就缺乏合法性，政变就得不到支持，因而此时政府军和叛军都急得像热锅里的蚂蚁，干着急。

再说说第三路，张泰玩、金晋基等人来到全斗焕安排的名为延禧洞的会所，庆祝其升任首都警备司令部司令官，不仅好酒好肉伺候着，还有美女作陪，好不快哉。

但安排这场宴席的全斗焕却迟迟不到场，理由是向总统汇报重要事情。直到金晋基手下忽然跑来报告，郑升和的公馆发生了枪战，两人才意识到大事不好，慌忙离开宴会回到了陆军本部，当得知是保安司令部的兵力绑架郑升和后，这才明白是全斗焕使出了一招调虎离山之计。

晚8时8分，陆军本部下达了名为“珍岛犬1号”的警戒令，宣布全城戒严。

当张泰玩调兵遣将抵抗叛军时，才发现自己这位仅上任24天的首都警备司令官，根本无人可用，450名将校中400多人都跑路了，从指挥系统到士兵中，到处都是“一心会”的成员，自己完全就是一个光杆司令。

他想打电话骂叛逃的部下张世东，却意外发现黄永时、余学圣这些老前辈，竟然也都跑到了全斗焕那里，一时竟分不清到底谁是叛军，谁是政府军了。

全斗焕这边见到事情已经败露，提出第三、第五空输旅团长立刻回到军队动员，一空输部队立即出发，“镇压”和国防部和陆军本部。

张泰玩首都警备司令部这边也很快反应过来，于是电话命令第30师团朴熹模少将立刻封锁幸州大桥。朴熹模满口答应下来，可刚一挂电话，就立马接到了保安司令部的电话。

对方称：你们二人的电话，我们刚刚都监听的一清二楚，事到如今你要想好该跟谁走。

朴熹模意识到，整个首都的通讯途径都已处在全斗焕的监视范围之中，自己抵抗已无济于事，于是干脆坐视不管，放任1空输跨过幸州大桥。

全斗焕的“铁杆搭档”卢泰愚此时也出动了他手中的最后一张牌——驻扎在边境的第9师团，命其离开“三八线”，开赴首都来。

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全斗焕也将自己十几年来的积攒的人脉一次性全用了，他要求各参谋们尽一切可能说服各部队中“一心会”的成员，加入到阻止首都政府军的活动之中，致使全斗焕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结果。

就在政府军行将崩溃之时，陆军参谋次长终于将第9空输出动了，这只空输部队是政府军能拿出的最后的底牌了，政府军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一部队之上。

9空输的出动的确让全斗焕吓得额头冒汗，但随后他的眉头就又舒展开来，他知道政府军不敢承担首都陷入毁灭的责任，一个应对之策浮现出来。

很快，一场堪称韩国历史上最著名“电信诈骗”发生了。

就这样，仅凭一通电话，全斗焕就喝退了最后首都军队最后一支反抗力量。

据说，全斗焕酷爱《三国演义》，或许此刻他模仿的正是指洛水为誓的司马懿，在看到9空输撤军之后，全斗焕立刻返回，顺利通过幸州大桥，攻占了国防部。

此时国防部长卢载铉再次展现出他在的“幽默”特性。

本来卢载铉在美军那里得知这一切是全斗焕的阴谋，而非朝鲜的突袭后，想赶回国防部力挽狂澜，但他屁股还没坐热，全斗焕的大军已奔涌而至，卢载铉再次慌不择路地逃窜而去。

至此，“12·12”政变基本结束。

尽管张泰玩将军还想带着最后的100多人做最后的抵抗，做第四共和国“最后的男人”，但在部下的苦苦哀求之下，只得作罢，成为了全斗焕的阶下囚。

12月13日凌晨五点钟，全斗焕第三次来到代总统崔圭夏所在的公馆，请求逮捕令。

这次大势已去，签不签署都已无济于事，但崔圭夏留了一个心眼，刻意地在逮捕令的旁边写下了签署的时间：“5:10AM”，而这一小小的时间标注也为后来全斗焕的倒台埋下了伏笔。

全斗焕发动的“12·12”政变，无论是政变规模、环节设计、应变能力都可以说是当年朴正熙“5·16”政变的加强版，整个过程中，全斗焕展现出的惊人领袖能力更是令人啧啧称奇。

但政变更注重的是结果导向，再完美的政变也并不能改变这场政变的根本性质：一群野心家们的分赃大会。

对比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朴正熙当年政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收获鲜花与掌声，上台后政权也相对稳定，直到其执政后期才遭受越来越多的质疑。

时至今日，韩国民众都认为朴正熙是功大于过，而全斗焕则被普遍认为是功零过十。

2019年12月12日，在全斗焕政变成功40年之际，有民众将全斗焕下跪着的雕像搬到了首尔光华门广场上，立刻引来了无数的观众对其雕像拳打脚踢。

这种待遇堪比杭州岳王庙前跪着的秦桧了，可见韩国民众对其恨意之深。

至于全斗焕为何会遭受如此不受待见，那就有必要了解一下大名鼎鼎的第五共和国的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