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张治中被指着鼻子问他是谁，张：你可以去问毛主席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天，张治中正在北京街头散步。一群红卫兵拦住了他的去路，其中一个年轻人指着他的鼻子质问：＂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在这里晃悠？＂面对咄咄逼人的质问，这位曾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如今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不慌不忙，平静地说道：＂你们想知道我是谁，可以去问毛主席。＂红卫兵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这位老人说的是实话，因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正是毛主席亲自挽留了他。但是，究竟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一位国民党将领能够得到毛主席如此信任？他又是如何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中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一、从黄埔到延安：张治中的和平之路

1924年春，张治中来到广州黄埔军校任教育长。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当时的周恩来正带领一批进步学生从法国回国，投身革命事业。两人初次见面便相谈甚欢，谈及军事教育、国家前途等话题。

在黄埔军校期间，张治中与周恩来有过多次深入交谈。周恩来经常邀请张治中参加学生组织的文艺活动和讨论会。这些活动让张治中看到了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抱负，也让他对共产党的主张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张治中被任命为北伐军总司令部副官处长。在这个位置上，他亲眼目睹了国共合作的成果，也看到了工农运动给中国带来的新气象。当时，张治中多次向蒋介石表达了维护国共合作的建议。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张治中明确指出：＂北伐的胜利离不开共产党的支持，我们应该巩固两党合作。＂

然而，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面对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张治中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他不愿参与镇压共产党人的行动，但又无力改变局势。最终，他选择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申请出国考察。这一决定既避免了卷入党派纷争，也为他日后的和平立场埋下了伏笔。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张治中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往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的应变会议。当时，许多人主张武力解决，张治中却坚决反对。他在会议上慷慨陈词：＂用兵戈相向只会让日本人坐收渔翁之利，和平谈判才是解决之道。＂张治中的这番话引起了与会者的深思。

在西安事变的处理过程中，张治中多次往返于南京和西安之间，传递信息，斡旋调解。他向蒋介石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武力解决不仅无法平息事变，反而会加剧国内矛盾，最终导致抗日力量的分裂。张治中的建议得到了宋美龄等人的支持，最终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治中更加坚定了追求和平的信念。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他被任命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在这个位置上，张治中始终坚持不与共产党发生军事冲突的原则，在其辖区内为共产党开展工作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

二、重庆谈判：两个阵营之间的桥梁

1945年8月28日，张治中在重庆机场迎接毛泽东。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代表着国共两党谈判的正式开始。当天，张治中带领机场工作人员做了精心准备，在停机坪上设置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毛泽东抵达后，张治中立即上前握手。两人虽然此前从未谋面，但张治中对毛泽东并不陌生。在此之前的三年里，张治中就一直关注着延安的情况，对中共的主张有着深入了解。当天的接机过程中，张治中向毛泽东介绍了重庆的情况，并安排了住宿事宜。

在重庆谈判期间，张治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他经常往返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代表之间，传递信息，协调立场。在一次关键的谈判中，双方就停止内战问题产生分歧。张治中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在解放区保留中共军队建制，同时承认国民政府的最高军事统帅权。这个建议为打破谈判僵局提供了新思路。

9月中旬，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一天晚上，张治中在重庆的寓所接待了周恩来。两位老朋友回顾了黄埔军校时期的往事，也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周恩来向张治中详细说明了中共对和平建国的诚意，张治中则表示会尽力促成谈判成功。

10月11日，张治中陪同毛泽东飞返延安。在飞机上，两人就国家前途进行了长谈。抵达延安后，张治中看到了令他印象深刻的场面：机场上汇集了数千名群众，他们挥舞着红旗，热烈欢迎。当晚，延安举行了盛大晚会欢迎张治中。在晚会上，他观看了当地群众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对延安的社会面貌有了直观认识。

这次延安之行让张治中对中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看到了延安的艰苦朴素作风，也看到了广大群众对中共的拥护。回到重庆后，张治中向国民党高层报告了延安的情况，建议采取更加开明的政策。

1946年初，张治中又两次到访延安。每次访问，他都带着促进和平的使命。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对张治中说：＂你是真心实意为和平奔走的。＂这句话不仅是对张治中个人的肯定，也体现了中共对寻求和平解决的诚意。

在重庆谈判期间，张治中还积极协调其他民主党派参与政治协商。他多次邀请民盟、民社党等党派代表座谈，听取各方意见。这些工作为后来的政协会议奠定了基础。

三、抉择与转折：新中国的召唤

1949年1月，南京政局日益动荡。作为和平谈判的重要参与者，张治中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当时的南京，国民党高层已经开始准备撤往台湾，但张治中却选择留下来继续推动和平谈判。

在南京和谈期间，张治中与李济深、沈钧儒等人组成了＂和平建国＂促进会。他们频繁往来于国共双方之间，试图寻找最后的和平解决方案。1月21日，张治中在南京的寓所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与会者包括多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和知名人士。会议上，张治中提出了避免内战、实现和平过渡的具体建议。

这段时期，周恩来多次派人与张治中秘密接触。2月初的一个雨夜，周恩来的特使来到张治中家中，带来了中共中央的最新信息。特使转达了周恩来的话：＂张老先生多年来为和平奔走，中共永远记得。新中国需要像您这样的人才。＂

3月下旬，毛泽东亲自致信张治中，信中说明了中共对知识分子和旧军政人员的政策。这封信对张治中的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随后，他开始着手处理家中事务，准备迎接新的人生阶段。

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南京前夕，张治中召集家人商议去留问题。他的大儿子主张随国民党撤往台湾，但张治中态度坚决：＂我选择和平，就要为和平负责到底。＂最终，全家人尊重了他的决定。

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后，张治中立即表态支持新政权。他主动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关于国民党军事部署的重要信息，为解放军进军华东、华南提供了便利。5月初，他还以个人名义发表公开声明，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接受改造，为新中国服务。

6月，张治中收到了周恩来的邀请，请他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临行前，他特地去白下路的一家老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这家照相馆是他1924年从黄埔军校毕业时照相的地方，25年后的今天，他又在这里留影，象征着人生的重大转折。

7月15日，张治中抵达北平。在前门车站，周恩来亲自到站迎接。两位老朋友相见，格外亲切。周恩来对张治中说：＂您这些年为和平做了很多工作，现在终于看到了成果。＂当天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张治中，详细询问了南京的情况，并就新中国的建设展开了长谈。

在北平期间，张治中参与了多项筹备工作。他积极建议邀请更多的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为新中国政权的广泛代表性作出了贡献。同时，他还参与起草了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相关文件，为大批旧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

四、建设新中国：为祖国统一奔走

1950年春，新中国成立不久，张治中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在一次政务会议上，毛泽东特意请他谈谈对台湾问题的看法。张治中说：＂和平统一是最理想的方式，我愿意为此贡献余力。＂

1951年，张治中开始主持中央统战部的工作。他积极联系在台湾的旧部和故友，通过书信往来传递和平信息。当年夏天，他给在台湾的孙立人将军写了一封长信，详细阐述了新中国的发展成就和对台政策，希望能够打开和平统一的突破口。

在处理统战工作时，张治中特别注重争取国民党起义将领的支持。1952年，他在北京设立了专门的接待站，为从台湾回归的军政人员提供服务。一次，有位原国民党师长回到大陆，张治中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并安排他在北京疗养。这位师长后来成为了争取和平统一的重要力量。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张治中在会议发言中提出了＂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他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应该用和平方式争取统一。＂这个建议得到了与会代表的广泛支持。

1956年，张治中参与起草了《告台湾同胞书》。在起草过程中，他提供了许多关于台湾情况的第一手资料。这份文告体现了中央政府对台湾同胞的关怀和诚意，为后来的统一工作奠定了基础。

同年秋天，张治中在上海会见了一批从台湾回归的知识分子。在座谈会上，他详细询问了台湾的社会状况，并介绍了大陆的发展情况。一位台湾教授说：＂听了张老的介绍，我们对祖国的未来更有信心了。＂

1958年，张治中参与组建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这个组织成为了联系台湾同胞的重要桥梁。他多次主持召开同盟会议，研究对台工作策略。在一次会议上，他强调：＂要用事实说服台湾同胞，让他们看到祖国的进步。＂

1960年代初，张治中开始整理他的工作笔记和书信往来。这些材料后来成为了研究新中国统战工作的重要史料。其中有一封1961年写给台湾老友的信特别值得注意，信中说：＂分离不是长久之计，和平统一才是民族福祉。＂

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张治中经常接见来自港澳台的访客。他善于运用自己的经历和阅历，向访客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一次，有位香港商人来访，张治中向他详细介绍了大陆的投资环境，这位商人后来成为了在大陆投资的先行者。

1964年，张治中参与制定了关于台湾回归人员的安置政策。他建议给予回归人员更多的关心和照顾，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央的采纳。在他的推动下，许多台湾同胞顺利回到祖国大陆，开始了新的生活。

五、晚年岁月：为和平统一继续努力

1965年春，已经74岁的张治中仍然坚持每天工作。这一年，他在北京主持了多次对台工作座谈会，继续为祖国统一事业贡献力量。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他提出要加强与台湾基层民众的联系，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央的重视。

1966年，尽管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张治中依然坚持自己的工作。他每天在家中整理历史资料，记录自己参与重大历史事件的经历。这些珍贵的史料后来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参考。同年秋天，他还专门整理了一份关于台湾问题的详细报告，建议采取更加灵活的统战政策。

1967年，张治中的生活虽然受到一些影响，但他始终保持着对国家统一事业的关注。他继续通过各种渠道与台湾的老友保持联系，传递和平统一的信息。在给一位台湾老友的信中，他写道：＂只要有利于祖国统一，我愿意付出一切努力。＂

1968年，张治中虽然暂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仍然关心着祖国统一大业。他在家中继续整理文稿，记录历史。这些文稿包括了他参与重庆谈判、和平解放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第一手资料，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见证。

1969年，已经78岁的张治中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热情。他开始着手整理自己多年来的工作笔记和重要文件。其中包括了许多关于台湾问题的重要资料，这些资料后来成为了研究两岸关系的重要依据。

1970年代初，张治中的健康状况开始下降，但他仍然坚持关注国家大事。每当有与台湾相关的新闻报道，他都会认真阅读，并且经常与身边的工作人员讨论对台工作的新思路。

1971年，张治中在北京医院期间，仍然惦记着统一大业。他让秘书整理了一份关于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建议书，这份建议书后来被提交给了中央有关部门。同年冬天，他还接见了几位从台湾回来的老朋友，详细询问了台湾的情况。

1972年初，张治中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祖国统一事业的关注。在住院期间，他仍然坚持阅读有关台湾的新闻报道，并且经常与探望的同志们讨论两岸关系问题。

1972年4月，张治中在北京逝世。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大量关于祖国统一工作的笔记和文稿。这些文稿不仅记录了他为祖国统一奔走的历程，也体现了他对和平统一的一贯主张。他的办公桌上，还保留着最后一封未完成的给台湾老友的信，信中写道：＂和平统一是历史的必然...＂

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连同他一生为国家统一所做的努力，成为了后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依据。他的一生，始终与祖国统一事业紧密相连。从重庆谈判到新中国成立，从推动和平统一到晚年建言，张治中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他对祖国统一事业的忠诚与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