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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2月19日晚21时08分，邓小平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当晚，新华社夜班值班室收到了早已准备好的讣告，得知邓小平同志逝世的噩耗，立即中断了正常的新闻播出，发出了讣告。
次日凌晨，播音员用沉重的声音播发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全国上下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邓小平离世令全世界为之动容。全球所有的主流媒体连夜撤换报纸的头版，全世界的新闻关键词只有一个，即“邓小平”。
邓小平的逝世令许多国人深受触动，其中也包括淡出政坛的华国锋。
在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里，大家都觉得邓小平和华国锋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两人之间感情并不深厚。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只是在国家大事上存在不同的见解，在思想理论方面存在分歧而已。除去这些，他们私下的关系还是很和谐融洽的。
邓小平去世后，华国锋决定将自己推拖了十年的事情重新做起来，因为他意识到，如果再不去做，恐怕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华国锋计划做的事情是什么呢？这件事又跟邓小平有什么关系呢？
早期，华国锋在地方任职期间，邓小平已经被调往中央工作，可以说，两人几乎是没有什么交集的。
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华国锋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受到冲击，但在毛主席的信任和欣赏下，华国锋得以重新恢复工作。
1971年初，华国锋调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此后，华国锋作为后起之秀，正式进入中央，并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
1976年4月，华国锋同志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与此同时，邓小平被撤销一切职务，仅“保留党籍”。
毛主席逝世后，国内政治局面十分严峻，在这一背景下，华国锋团结党内老帅、老一辈革命家，在他们的支持下，一举解决了困扰中国多年的问题，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10月7日，在玉泉山9号楼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正式当选为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加之他当时本身就是国务院总理。因此，这时的华国锋是真正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为了尽快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回到正轨，一大批老干部重新复出并得到重用，这时，便有一个问题摆在了中央领导的面前，即邓小平的复出问题。
有一个至今都很盛行的说法是华国锋坚持阻挠和拖延邓小平复出。但从近些年来披露的一些资料中看，事实却并非如此。
1976年10月，邓小平的待遇已经得到了极大改善，叶剑英曾交代其办公室主任王守江说：“根据中央的指示，为了邓小平今后工作的方便，由你负责给邓小平传阅中央文件。”
此外，在邓小平的女儿毛毛的回忆录里，也提到了邓小平看文件是“中央的指示”。
这就说明，“中央”的意思自然就是华国锋的意思。
除了恢复阅读文件的权力外，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吴德等还亲自去找邓小平介绍了当前的政治情况，这样高规格的面晤，对邓小平来说，不仅是生活和医疗条件的改善，更是政治方面的松动。可以推断出，华国锋和高层很有可能已经知会邓小平让他重新出来工作了。
邓小平在闲居西山时，多名政治局成员先后前往探望，还明确向他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的愿望。
苏振华和倪志福在探望邓小平时，曾直接说道：“现在的形势很好，你出来工作的条件也成熟了，请你尽快出来领导我们工作吧。”
“我也老了，前台工作还是由华国锋同志和叶帅他们做吧，我可以给你们当个顾问。”邓小平推托道。
“你如果出来肯定不能当顾问，你水平高，经验丰富，毛主席也早有评价，我们都拥护你。”苏正华和倪志福急忙说道。
政治局成员去西山看望邓小平，一定是在中央高层决定恢复邓小平工作的背景下采取的行动，否则，他们断然不会有这样直白地表示的。
不过，尽管中央已经有了让邓小平复出的打算，但同时，他们也认为要暂缓一段时间，这并非阻挠，而是策略考量。
当时，由于中国国内发生的巨大变动，海外不断有中国在搞“非毛化”、“政变”这样类似的舆论，高层不得不考虑推迟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否则极有可能被人抓住把柄，坐实了这些荒谬的言论和说法。从而引起外界关于华国锋和中央高层背离毛主席遗志的更多非议，对新的权力核心的巩固和国内政局的稳定构成威胁。
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在提到解决邓小平的问题时，才有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说法。一直极力主张邓小平复出工作的叶剑英也表示：“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也不行，得有一个过程。”
可见，“拖延”邓小平的复出并不是华国锋一个人的意思，而是高层在一点上达成的共识。
邓小平和华国锋在这一时期的交集是比较频繁的。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原来的党政军领导职务。
不久后，华国锋和邓小平在政治思想方面展开了争论，一直到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反应激烈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后，华国锋逐渐意识到自己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于是，他开始渐渐淡出中国的政治舞台。当时，华国锋还很年轻，一些人对他退出政坛的选择不解，并询问他“为何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华国锋却看得十分淡然，他表示：
“党内再斗争，老百姓遭殃。我坚决辞掉一切职务，事先就跟叶帅沟通过。有的说我糊涂，有的说我老实。我没有后悔！”
正因为有了华国锋这样的高风亮节，中国才能够在历史转折期得以平稳度过。
华国锋在退下来以后，由于特殊的历史地位和贡献，不少人都曾鼓动他撰写回忆录，或是留下一些相关的材料。
对此，华国锋一概婉拒，从不提起往事，更不会谈论国家政治和中央高层领导。
1997年，邓小平逝世的消息传出后，华国锋突然意识到，当年亲历那段特殊历史的老革命家们年纪大了，一个接一个地逝去。自己作为亲历者，要是不把那段历史说清楚，是对后人和历史的不负责，甚至还会让后世误会当年的事情。
想到这里，华国锋当即下定决心要完成自己拒绝了多年的事情。
此后，但凡文史相关部门的人上门采访，华国锋总是有问必答，实事求是。如果收到相关书籍，他也会认真阅读并提出意见。
交城县志研究会会长田瑞曾先后拜访过他近20次，每次谈话时间长短不一，长则半天，短则一两个小时。
根据对华国锋的采访和翻阅资料，田瑞先后编写了《华国锋在湖南》《华国锋在北京》等诸多书籍。
这些书籍都经过了华国锋亲自翻阅和修改，每次修改时，他总强调的一句话就是“写出集体领导，少突出个人。”
在华国锋眼里，他把这些当做了党史，而并非自己的回忆录。
书籍出版前都会经过组织审查，从未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请求的华国锋，竟然破例向中央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将自己亲历的历史实事求是地记录下来。
很快，中央下达指示，要求有关方面积极配合，整理资料，在中央的支持下，与华国锋有关的资料整理进度明显加快。
中央的支持让华国锋深受感动，他再次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表达感谢：
“我给中央写的信，希望整理工作资料，特别是在中央工作这段时间。毛主席那段历史已写了，现在这段历史还在发展。不少人劝我写作。我想找熟悉的同志，把这段历史搞好。这段历史也是党史很重要的一段。中央重视这件事，我很感谢。”
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他在退出中国政治舞台后，不计个人得失，始终以大局为重，他身上的家国情怀和历史使命感令人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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