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冠华，新中国继周恩来、陈毅、姬鹏飞之后的第四位外交部长，其生涯辉煌，参与了板门店谈判、基辛格与尼克松访华、中日建交、恢复联合国地位等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1971年11月，在联合国大会上，他那放声大笑的瞬间，成为了每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历史经典画面。

1983年9月22日，乔冠华因癌症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70岁。临终前，他留下遗嘱，表达了希望骨灰能安葬在家乡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的愿望。然而，乔冠华的骨灰盒在八宝山公墓仅存放了三天，便被其夫人章含之带走，置于自己的卧室中一年多，以寄托哀思并实现丈夫的遗愿。

1984年12月，章含之携乔冠华的骨灰盒前往江苏盐城建湖县，欲完成归葬事宜。当时，虽乔冠华的侄子设宴款待，并邀请了当地相关部门领导，但出乎意料的是，主要领导均未出席，仅有一些已退居二线的老干部前来迎接。章含之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态度，她不愿强求，也不愿让他人为难，因此在宴会上并未提及归葬之事。在盐阜宾馆短暂停留后，她带着骨灰盒返回了上海。

面对归葬老家的困难，章含之开始考虑其他地点。她觉得风景秀丽的苏州是一个理想的归宿。新年过后，她前往苏州吴县（现吴中区和相城区），找到在苏州医学院任教的好友李颢教授，希望他能向吴县县委询问是否愿意接纳乔冠华的骨灰。李颢迅速行动，向当时的县委书记管正转达了章含之的想法。管正听后深表理解，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一请求，表示将在太湖之滨、洞庭山上为乔冠华选择一个合适的安葬地点。

得知这一消息后，章含之感动落泪。她立即前往苏州吴县，在洞庭东山南坡选定了安葬地点，完成了乔冠华的骨灰安葬仪式。

乔冠华对家乡盐城的感情深厚。他不仅在盐城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时光，还在这里踏上了革命的道路。他10岁时就读于盐城第二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盐城淮美中学。在校期间，他积极参与了反对校长的风潮，因此被学校开除。之后，他转入盐城亭湖中学学习，并再次组织了反对校长的运动，再次被开除。这些经历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念，使他矢志不移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然而，乔冠华未能葬回故乡，这不仅是他和章含之的遗憾，也是盐城人民的一个遗憾。多年后，随着观念和风气的转变，盐城人民越来越强烈地希望乔冠华能够魂归故里。为了迎接乔冠华的回归，盐城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将一条大街命名为“冠华大街”，并在乔冠华故里修建红色旅游纪念地等。他们希望将乔冠华的墓迁回盐城。

面对这一要求，章含之感到十分为难。一方面，她希望满足乔冠华的遗愿；另一方面，她又不想辜负当年吴县领导的支持和帮助。最终，在江苏省政协的协调下，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苏州方面同意将乔冠华的墓迁回盐城，而盐城方面也同意继续保留乔冠华在苏州的墓地，并立碑说明其曾安葬于此的时间段。

这样一来，乔冠华就有了两块墓地。但实际上，他的墓地还有两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003年，乔冠华的家乡建湖县县委提出，希望能将他的墓地迁回建湖县。然而，按照中国人的习俗，乔冠华既然已有安息之所，就不应该轻易搬动。因此，乔冠华的家人都不同意这个建议。但是，为了弥补乔冠华故居和墓地分隔两地的缺憾，章含之等人同意在建湖县的乔冠华故居旁修建一座衣冠冢，里面安放一些乔冠华生前用过的物品。

在修建衣冠冢的过程中，乔冠华的孩子乔松郁、乔宗淮提出，希望能把他们的父母葬在一起。原来，乔冠华在和章含之结婚前，曾和新中国著名的女外交家龚澎有过一段婚姻。龚澎曾任新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也是周总理的得力助手。她于1970年9月因脑溢血病逝，享年56岁。章含之对孩子们的想法深表理解，并完全赞同他们的提议。于是，就有了这第三处墓地。

至于乔冠华的第四处墓地，则位于上海著名的人文纪念公园——福寿园。这里见证了上海百年来的历史，安葬了500多名各界人士，包括瞿秋白、毛泽民、章士钊、汪道涵、阮玲玉、蔡元培等历史名人。2003年时，福寿园向章含之提出，由于乔冠华同志长期在上海工作，可以在福寿园为他建立一座铜像，并树立墓碑。当时章含之已经年过七旬，身体状况不佳，对于每年一次要奔波江苏去扫墓已经感到力不从心。再者，她已经决定自己死后要葬到父亲章士钊身旁，而章士钊的墓就在上海福寿园。因此，她思考再三后同意了福寿园的建议。

乔冠华这位前外交部部长、著名的外交家，生前创下了诸多传奇，而他身后的四座墓葬也同样充满了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