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曾说，我没有什么朋友，但有一个刘再复就够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李泽厚在科罗拉多学院，离刘再复住的地方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李泽厚退休后搬到了 Boulder——在刘再复的家附近。这是刘再复在一次演讲中说到的机缘。
在落基山下，这样机缘中，两位思想家对谈、倾听，关于文学、美学、哲学、历史，以及教育问题。我们从对谈中挑选几个关于文学的场景，感受他们对中国以及当下的所思、所念。
对谈1
聪明作家太多，鲁迅式人格太少
李：以鲁迅来说，我也只喜欢他的散文诗《野草》和一部分小说，例如《孤独者》、《在酒楼上》等等，年轻时读了很受震撼。《朝花夕拾》也写得好，也很喜欢。《肥皂》、《离婚》之类就不行。他的杂文也有不可否认的文学价值，很厉害。我不喜欢他的《故事新编》，我觉得《故事新编》基本上是失败的。
刘：你真是不喜欢喜剧，《故事新编》的喜剧性很强。鲁迅的《野草》极好，在20世纪的中国散文中，它确实是座奇峰，至今无人可比。现代散文一般都是写实的，缺乏形而上氛围，这使《野草》带有更丰富的象征意蕴和哲学意蕴。还有，它的意象也很特别，许多“病叶”似的意象，类似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这也是其他散文家笔下所无。鲁迅写实一点的散文《朝花夕拾》也写得极好。鲁迅的小说，不是每一篇都好，除了《肥皂》、《离婚》之外，像《鸭的喜剧》就很一般。你特别不喜欢《肥皂》，也可能与你不喜欢喜剧有关。
李：我不否认你的见解，但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深刻的作品。鲁迅的《孤独者》之所以震撼我，就是因为深刻，比《伤逝》深刻。
刘：你不喜欢周作人，可能也与此有关。
李：是的，我不喜欢周作人，特别对现在有些研究者把周作人捧得那么高很反感。鲁迅那么多作品让我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周作人则没有一篇。
刘：现在重提周作人是因为过去几乎把他遗忘了。过去从政治着眼，也抹掉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劳，这是不应该的。他在五四文化运动中功劳不小，散文创作也确有丰富的实绩，这不应抹杀，一抹杀就会反弹，一反弹就会评价过高。他在抗战时期的人格污点是抹不掉的。如不说这些，就他的创作文本来说，他也不如鲁迅深刻，和鲁迅相比，他的思想显得平和，但确实不深刻，确实没有动人的鲁迅式的思想光芒，更没有鲁迅的始终关怀社会、拥抱人间疾苦的人格精神。鲁迅真是个天才。但周作人很会写文章，他的散文写得很从容，很冲淡，很自然，也很有知识，应当承认，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他是突出的有实绩的散文大家。
李：你的批评是站在文学史写作的学院式立场，我则侧重于个人审美爱好。
刘：从个人的审美爱好，我也更喜欢鲁迅，只是不太喜欢他那种一个也不宽恕的性格。但对他的整个人格，我非常喜欢，在中国的现代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最爱中国也最恨中国，而且最了解中国。
李：中国太需要鲁迅这种精神性格。可惜中国聪明人和聪明的作家太多，像鲁迅这种作家太少。当然，我不是指鲁迅的个人脾气。
对谈2
作家们大喊大叫与不喊不叫
刘：你的爱好偏重于悲剧、深邃，这样，你对老舍可能就不喜欢了。
李：不错。我一直不喜欢老舍。甚至连他的最著名的《骆驼祥子》也不喜欢。看了这部作品，使人心灰意懒。
刘：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对老舍和《骆驼祥子》的很特殊的评价。不过，你应当注意老舍有些作品非常完美，比如《月牙儿》，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相当完善。还有，老舍的京味语言确实是很地道的，而且很有历史感，比如《茶馆》，就是很成功的作品。
李：我不否认他的某些成功作品，《茶馆》的前半部相当成功，后面就不行了。但从总体上我不太喜欢。也许因为老舍的文风有点油滑。我很早注意到胡风对老舍的批评，胡风一点也不喜欢老舍。我读鲁迅，总是得到力量;读老舍，效果正相反。也许我这个人不行，总需要力量补充自己。
刘：我能理解你的这种审美趣味和评价尺度，所以我能猜中你一定也不喜欢郭沫若和创造社诸子。
李：在中国现在作家中，我一直不喜欢两个人，一是刚刚说过的周作人，还有一个是郭沫若。一个太消极，一个太积极。我从来就讨厌郭沫若和创造社，我从不喜欢大喊大叫的风格，创造社的喊叫既粗鲁又空洞。
刘：郭沫若在《瓶》之后的《恢复》，就喊叫得很粗糙，很空洞。文学一味希望成为时代的号筒，确实会造成很大的问题。不过，我们也不能一概否认大喊大叫的诗歌。比如惠特曼的诗，也是大喊大叫，闻一多的某些诗，也是大喊大叫，但他们的诗有内在情韵，有诗的内在规律的制约。中国现代新诗，到了闻一多就比较成熟了。
李：我不喜欢大喊大叫的作家和作品，但并不等于我就完全喜欢不喊不叫的作品，例如周作人，他倒不叫唤，很安静地喝酒品茶，但我也很不喜欢。
刘：胡适也不喊叫，在五四时期，胡适和周作人还算比较温和，但我读了你的《陈独秀、胡适、鲁迅》一文，才知道你认为胡适不深刻。
李：是的。不过胡适有开风气之先的重要功劳，周作人也有功劳，但不及胡。胡适除了白话文之外，在摸索现代诗形式、开创新的哲学史等方面，功不可没，但思想很肤浅，甚至极浅。他在分析中国落后的原因时说是五鬼闹中华，这种看法就很好笑。
对谈3
曹雪芹写出了大伤感
刘：《红楼梦》对虚伪的理学和仕途经济之路作了精彩的解构，但它蕴含着很深的人文关怀，它对生命，特别是对年轻的美的生命的关怀使得作品不仅精彩，而且带上永恒性和伟大性。
李：《红楼梦》破坏传统，但它肯定了真挚的爱，有真性情，认定世界上有美好的东西，美好的生命值得珍惜、肯定和爱恋。不像现在有些年轻朋友觉得什么都是假的，什么都不值得珍惜，什么都不应当肯定。不知道这些年轻作家是否也有这种倾向。
刘：《红楼梦》的提示至少值得年轻的才子们借鉴。解构是一种潮流，而且是20世纪世界性的潮流。
李：以《红楼梦》和《金瓶梅》相比，《红楼梦》就具有哲学智慧。
刘：《红楼梦》因为有禅宗哲学的支持，所以它就借此去感悟人生，感悟生与死、色与空、好与了，感悟人从哪儿来，到哪里去，什么是人生的根本，何处是真正的故乡等问题，因此，全书都渗透着哲学氛围。
李：如果抽掉哲学沉思和哲学氛围，《红楼梦》就会变成一般的话本小说，言情小说，未必比《金瓶梅》高明。
刘：《红楼梦》写了佛性、道性、禅性，但最根本的还是写了人性中的情性，也就是人的真性情。
李：曹雪芹把人的真性情视为最后的存在，人的意义也蕴含其中，但这种真性情遭到如此的重压，人活的意义何在，为什么要活，有人想不清楚，就自杀，但人不会都去自杀，都有恋生之情、恋情之情;于是，就有大伤感。
对谈4
苏童的反叛，王朔的妥协
刘：你这次回国，带回来什么文学书，可以让我先看看。
李：我就带了两本王朔的书，一本是《千万别把我当人》，一本是《我是你爸爸》。新起的年轻小说家，我读得很少。
刘：我读了一些，苏童的小说我几乎全读，王朔、余华、叶兆言、格非的也读了几本。
李：你的印象如何?
刘：他们实际上在进行一场解构革命，解构大写的人，解构历史，解构意义，解构过去的总体叙述方式。解构人，才能和伤痕文学相区别;解构历史，则与过去的革命文学完全不同，过去老讲“历史的必然性”，他们笔下的历史则充满偶然，连革命历史也充满偶然。他们完全打破目的论历史观，并不认为历史一定有意识地追求某种崇高的目标，而常常是盲目的生命流、情欲流。我很喜欢苏童作品，他完全写自己直接经验之外的历史，但是，这一历史是被他充分个人化的历史，是他想象中的历史。你一直不赞成历史必然性的那一套思路，如果看了他的作品大约也会喜欢的。
李：可惜我没时间读，王朔小说也是对意义的解构，看得出来是雅俗共赏，它恐怕属于大众文学的范畴。
刘：王朔与苏童、余华等不太相同，他的确更接近大众文学。我喜欢把王朔作为文化现象来研究，而把苏童们作为文学现象来研究。苏童追求艺术的自律，用阿多诺的话说，就是追求艺术在商品社会中的异在性、疏离性，从而达到对社会的反叛，包括对商品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反叛。为了表达这种异在性，他们在艺术上着意追求独特的形式。为了达到这一点，他们常常把异在性推到极致，以致相当夸张，所以他们的小说常常有力地暴露现代文明对爱欲的压抑。
李：王朔照顾大众口味。
刘：不错，王朔和商品社会有所妥协，也迎合一点大众的需要。包括比他们大一辈的贾平凹，他的《废都》，也不是艺术自律性很强的作品，也与商品潮流有所妥协。
李：但是，新生作家都非常极端，反对一切意义、一切价值。
刘：今天我倒是希望同你谈谈新时期文学的不足之处，或者说，谈谈你对新时期文学的期待。
李：我希望我们的作家气魄更大一点。不要急功近利。真正成功的作品，反映一个时代的作品，现在发表或若干年以后发表都一样。这样，就不会为了发表而迁就一时的社会文化气氛，甚至动摇原来气魄雄大的构思。
刘：现在确实少有面壁十年进行潜心创作的作家。
李：既然献身于文学，还经不住一时名利的诱惑吗?像卡夫卡的作品，甚至是死后才被人们认识到其价值的。《日瓦戈医生》，不是也在帕斯捷尔纳克死后才在苏联发表吗?但历史给了他们以公正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