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俭红

延安宝塔山下有一组摩崖石刻，从北宋延续至今，字体大小不一，但都刚劲有力。石刻内容丰富多样，除描写延安胜景外，主要赞颂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范仲淹，如“先忧后乐”“出将入相”“胸中自有数万甲兵”等。石刻中，还有一幅“泰山北斗，一韩一范”。这是延安人民对当年共同镇守西北、抵御西夏侵扰、保护百姓安危的韩琦、范仲淹的高度礼赞。两个并非行伍出身的文官，何以能驭将领兵、镇守西北边关呢？

先忧后乐，有浓郁家国情怀

韩琦出身仕宦之家，父亲为泉州知州，为官清廉，个性纯直，颇有时誉。韩琦从小端重寡言，学问过人，20岁考中进士，作为榜眼进入殿试。宋仁宗对其很满意，安排做山东淄州通判。韩琦做起事来兢兢业业，处处为百姓民生考虑，还在朝廷支持下扩建了州学。

1032年韩琦调到首都东京（今开封），管过图书秘籍，做过祭祀官员和皇家库管。他不嫌官小事多，无论在什么岗位都能迅速投入工作，且十分高效。1036年，28岁的韩琦因为表现出色，成为一名可以直接给皇帝上奏的谏官。他直言敢谏，不管多大的官员，只要为政有失，他都敢参奏。他严厉抨击权贵子弟亲戚“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腐败作风和通过后宫太后走后门、谋官位的不正之风，建议仁宗皇帝裁撤朝廷内部虚职，减省冗费，“更不许内中奏陈，犯者重贬”。担任谏官三年，韩琦上奏70余疏建议，多被朝廷采纳。1039年，四川发生严重旱灾，韩琦主动请命救灾，得仁宗帝嘉允。到达四川后，韩琦制定多项惠民政策，包括开仓放粮、减免税赋、发动捐款、裁汰冗役等，使灾情逐渐好转，蜀民感激地说：“使者之来，更生我也。”

此时，原臣服宋朝的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公开与宋朝对抗，使得邻界的陕西形势非常吃紧。1040年正月，李元昊率大军进攻延州（延安），在三川口大败宋朝援军，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李元昊后来虽撤走，但延州防务十分堪忧，西夏成了宋朝的头等大患。一直以来韩琦十分关心西北边事，之前曾多次上疏仁宗帝，就西北边防提了许多建议。二月，韩琦刚从四川回京，仁宗帝就召见他。韩琦“论西兵形势甚悉”，仁宗帝大喜，命其为陕西安抚使。韩琦驰至延州，适逢李元昊撤离。

范仲淹出身小吏之家，两岁丧父，随母改嫁。他从小刻苦努力，26岁考中进士，步入仕途。范仲淹一心为公，兢兢业业为百姓做事，并且十分注重教育，他就任之地都会建立学宫，鼓励读书，并聘请和荐举著名学者任教。任江苏兴化县令时，范仲淹牵头修复了150多里海堤，护佑了数十万百姓，百姓为表感激，将海堤命名为“范公堤”。镇守延州时，范仲淹特别为嘉岭山守军修凿水井，后人称之“范公井”，他还修建了嘉陵书院。由于做了很多有利于民生的事情，老百姓特意为范仲淹修建了祠堂。

范仲淹忧国忧民，不图个人荣华富贵，每遇国家大事总是慷慨直言，直指病灶。1028年，他破除“守丧不言国事”的陈规，给仁宗帝呈了一万多字的《上执政书》，在分析北宋社会弊端和潜藏危机后，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六条改革政策。由于他直言敢为，得罪了权贵而遭谗言，八九年间三次遭贬黜。虽远离朝廷，范仲淹心中始终有国、有君、有百姓，“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都会上书表达意见，诚如其自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韩琦主政陕西后，大胆举荐因“荐引朋党”罪名被贬至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镇守西北。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说：“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1040年7月，韩琦、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路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开始联手经营西北边塞。

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共同御敌

范仲淹、韩琦在政治识见、道德品行乃至施政风格上高度相近，“於富贵贫贱毁誉欢戚，无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1036年，范仲淹上《百官图》，直斥宰相吕夷简滥用私人；1037年，韩琦任右司谏时，曾一次奏罢宰相、参政四人，“片纸落去四宰辅”。1043年，二人在接受朝廷枢密副使职任前曾多次谦让此职，《宋宰辅编年录》载：“琦、仲淹凡五让，不许，乃就道。”对于二人的高洁品质，欧阳修评价道：“琦与仲淹皆是国家委任之臣，材识俱堪信用。”谏官蔡襄评价说：“二臣之忠勇，其心一也。”大儒王船山更是赞赏有加：“韩、范以外，可谓宋之有大臣乎？”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不计进退，这些相近的品性决定了范、韩二人在政治上多有相互支持之举，在镇守西北时能够同心同力。

得韩琦力荐，朝廷先是任命范仲淹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不久又改为陕西路都转运使，负责西北战事后勤财政工作。但范仲淹的抱负并不局限于此，他见延州城寨多失守，自请赴延。1040年8月，范仲淹迁户部郎中，兼知延州。1041年10月，朝廷将陕西路分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由四人分司，陕西路经略安抚使统一指挥四路。宋军定川寨惨败后，范仲淹建议朝廷，他与韩琦共同经略泾原，韩兼领秦凤，范兼领环庆，庞籍领鄜延兼环庆，以便在四路、三人之间形成多部联动、互为应援的掎角之势。此议被仁宗采纳，并授权韩、范，凡军情紧急不及奏报者，允许二人随机处置。由此，西北边防实力大为加强。

在治边上，二人的许多举动或相似，或不谋而合。范仲淹致力于从筑城修寨、屯兵久战、军员构成上，改变宋军作战不力的局面。其中，充分调动宋夏边界蕃人积极性、团结羌人共同戍边是其一大贡献。韩琦在这方面虽不及范仲淹，但同样重视发挥“土兵”在御边中的作用，“公奏增土兵以抗贼，而稍减屯戍”。1042年，他还从枢密院申请赏赐，“以赏属羌之有功者”。

1043年，范仲淹和韩琦联名上奏朝廷，不能对御边将士实行五年磨勘（武职五年一迁）的制度，而应任满三年升转官阶一次，理由是“战守之地，责其死节，苟循常规，将何以劝？”这个意见被朝廷采纳，对稳定军心、提高将士战斗力颇显成效。1044年6月，范仲淹又与韩琦上疏“言陕西边事，略陈八事”，这八件事都是经略边地的基本主张，有很强的针对性。查范仲淹文集，涉及西夏用兵的文书近百篇，至少14份奏疏是与韩琦合奏的。由于切合边地实际，在御边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欧阳修议范、韩时称：“二臣才识不类常人，其所见所言之事，不同常式言事者。”

由于韩、范领导有方、通力合作，包括延州在内的西北边境很快变成了物资丰富、兵强马壮、壁垒森严的金城汤池。边地流传的一首歌谣赞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其中的韩和范，说的便是韩琦和范仲淹。

实事求是，制定合理应对之策

韩、范均系文人出身，此前服官中央、地方，并不以军事见长。历史舞台把他们推向抵御西夏的最前线，勠力为之，却也做得有声有色。究其原因，是他们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战略策略和一系列符合宋情的强军固边措施。

首先，确立积极防御、以“守”为主的战略。范仲淹认为，在长期和平岁月下，边备荒废已久，缺少精兵强将，宋军战斗力较弱，不可贸然采取“攻”策，“为今之计，莫若且严边城，使之久可守；实关内，使无虚可乘”，“若寇至，使边城清野，不与大战”。这种“守”不是消极避战，而是通过持久战，规避西夏军速战速胜的作战特点。同时，加强边防建设，积极整训军队，通过小规模战事构筑宋军综合防线。韩琦起初主“攻”策，好水川一役宋军惨败后，他也认清了形势，转而主“守”。积极防御、持久作战的战略，为扭转局势、宋夏议和奠定了基础。

其次，改革军队编制和指挥体制，选良将练精兵，提高部队战斗力。当时，每路宋军都有总管、钤辖、都监这三级军官十余人。总管领万人，钤辖领五千人，都监领三千人，有了战事，官小的都监先行御敌，官大的钤辖、总管依次殿后。范仲淹认为：“不量贼众寡而出战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他一改过去既不平等又不符合实际的作战方针，“视来犯多寡而轮流出御”，灵活变阵，相互策应。在延州，他全面检阅州兵，淘汰老弱军人，得精兵1.8万人，分6部由6将统领，“日夕训练精兵”。这样，从根本上改变了宋军领军作战方法，延州军旅面貌一新，战斗力大大提升。西夏军相互告诫：“不要再打延州的主意了，今天的小范老子（指范仲淹）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以前的大范老子（指范雍）可欺也！”韩琦也很重视战斗力建设，注重训练精兵、奇兵，提高军队间的配合策应能力，特别针对西夏铁鹞子骑兵采取了相应的破敌之策。在《周历边塞陈利害奏》《陈用兵练卒之策奏》《论备御七事奏》等上仁宗书中，韩琦就宋军的军备、将才、军屯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韩、范还一起从诸军中选拔了狄青等一批杰出青年将领，列表报送朝廷审批后，担任各路军队要职。

再次，修复城寨，巩固阵地，寓兵于农。知延州时，针对宋军堡寨失修、防御能力低下等诸多弊端，范仲淹选派精兵强将和地方能工巧匠，快速修复延州北部被毁城堡及御敌工事。同时，新建金明、万安、清涧等城寨。1041年改知庆州后，范仲淹又在环庆路一带修筑大顺城等城寨28座、烽火台44墩。为防止西夏袭扰，他还派出部队摧毁西夏境内10余处营寨，缓解筑城压力。这样，一座座攻守兼备的城寨矗立在敌军阵前，城寨间设置烽燧，互相呼应，军民共处共守，一改被动局势。此外，范仲淹、韩琦均利用熟知地势地形、战斗力彪悍的土兵守边，平日在家耕种土地，随军训练，战时官家提供兵甲器具，使“土兵制”与“营田制”相结合，达到兵农合一的效果。

第四，加强边境民政治理，保证军需物资供应。宋夏战争之初，边地百姓大批逃亡，导致田园荒芜，税源锐减，军需物资供应也十分困难，严重制约宋军的守和战。范仲淹一面罢除额外赋役，要求当地官府设法招抚百姓归家复垦弃地，一面鼓励驻军“大兴屯田”，使守边土兵举家搬至塞下，营田兼戍边，同时让淘汰下来的老兵弱兵复归田园，提高农力。他还开榷场，进行边境贸易，济民富民。韩琦主张战备与民生并重，一边加强防务，一边减免租税徭役，安抚民心。多措并举后，濒于萧条的边界经济逐渐恢复生机，也为国家增加了课税。

上述措施的出台，与韩、范二人深入实际、注重调查、潜心思考有很大的关系。上任伊始，他们便踏遍辖地，认真调查军队和边民状况，积极给朝廷建言献策。据统计，仁宗朝创作过边事文书的大臣共103位，其中范仲淹创作166篇，数量最多，远超其他大臣，涉及军队建设、作战方针、奖惩问题、蕃部问题、募兵、人事、军费、粮草等23项。韩琦创作边事文书71篇，位列第三位，涉及边防问题、边市问题、奖惩问题、盐务、征收、募兵等15项。由于深入边事实践与战争行伍，二人的边事文书言之有物、合情合理，提出的措施对策大都得到了朝廷的准奏。

在韩、范等人苦心经营下，西北防线焕然一新，边境局势大为改观。《宋宰辅编年录校补》载：“琦与仲淹在兵间最久，二人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故天下称为韩范。”宋人普遍认为，宋夏战争出现转机以及最终平息，主要有赖于韩、范二人在陕西主导的军事防御行动。1044年，宋夏正式达成和议，重新恢复和平，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

人品高洁，勇于改革，为国为民，不计得失，韩琦、范仲淹以他们的品格和能绩稳定了西北边陲，获得百姓称赞、朝廷褒扬、青史永载。这两位古代贤官的所作所为，当能予当代为政者不少启示，于军事建设亦有一定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