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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八年(1858)四月，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等国签订了《天津条约》。

第二年(1859)四月，英、法等国利用与清廷互换《天津条约》的机会，再次挑起战争，但此次却大败而逃。咸丰十年(1860)，英法组织大批远征军开抵中国。是年七月初，英法联军先后攻陷大沽炮台、攻占天津。八月初，英法联军自天津一直打到了北京东面通州的张家湾、河西务一带，直逼北京。咸丰帝一面派怡亲王载垣、军机大臣穆荫赶赴通州与英法议和，一面准备逃往热河。

清军的前敌指挥蒙古王爷僧格林沁鉴于清军屡败，京城恐难确保的形势，密奏咸丰帝说“战既不胜，唯有早避”，奏请“巡幸木兰”。

直隶的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市）一带，群峰耸峙，山峦环抱风景优美。清帝遂选中此地建立行宫，作为夏日避暑并处理政务之地，故称“避暑山庄”。清帝为保持满族人特别是皇室子弟弓马骑射、勇猛剽悍的传统，在热河以北约400里的地方设立围场（今河北省围场县)，周围约1000余里，其中蓄养麂、鹿等各种野兽。到了秋季，由清帝率各皇子及其他王公大臣等前去围猎，称为“秋狝”。

所谓“巡幸木兰”，实际上就是请咸丰帝离开北京，逃往热河避暑山庄的另一种说法。

但是，咸丰帝似乎比其他大臣更睿智聪明，在颁布亲征上谕的同时，却又颇具深意地将僧格林沁奏请“巡幸木兰”的奏折，同时交给王公大臣们讨论。他的意思很清楚，是希望各王公大臣们能顺着自己画的道走，吁请尽快巡幸木兰，以便堂而皇之地以俯顺朝臣所请为由，而北走热河。

但是，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一向自称“臣子”、“奴才”的王公大臣们居然敢于违逆皇帝的意旨。

大学士周祖培等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很快上奏咸丰帝：皇上欲亲统六师，以征讨英法丑类，可见天子安抚天下之圣意，但是，通州并非澶州，现今朝廷也没有寇准那样的贤能之相，因此皇上的御驾亲征之举，非万全之策，“断不可轻于一试”；但是，若如僧格林沁所请“巡幸木兰”，则更属室碍难行。

第一，北京城墙高大坚固，外有护城河，内有精兵，若认为北京都不足以抵御英法侵略者，那么，热河一带皆平川大野，更是无可防御；夷人既然能从海上打到天津、北京，就不难进一步追至热河。

第二，皇上一旦离开北京出走，必致人心涣散，闹不好将会导致“土木堡之变”。

当时其他的清廷大臣，如大学士祁寯藻、潘祖荫，醇郡王奕譞，户部侍郎文祥，御史许其光等，皆上奏恳请咸丰帝万勿出走，一定要坚守北京。特别是当咸丰帝命令大兴、宛平两县，征集大车600多辆，时刻准备北逃时，更是合朝文武奏留圣驾。

他们分析说：咸丰帝如果离京巡狩热河，必定要在北京留一位代替皇帝的监国之人。

此人若是“无能者，必误事，其害尚浅”，但是如若所留监国为“有才者，倘一擅专，则有不可设想之大祸”。甚至有人以大不敬的口气责问咸丰帝，如若弃京而走，“上何以对祖宗，下何以示臣庶”？

惇亲王奕誴、恭亲王奕䜣、醇郡王奕譞等皇室宗亲，“抱上足哭留”。尤其是惇亲王奕誴，闻讯自西陵回来以后，更是痛哭流涕，苦苦劝谏，决不可丢下宗社北走热河。

在这种朝廷众臣皆苦谏不可北走的情况下，咸丰帝只得发下谕旨，命令将已征集的车马遣散。

车马虽全部遣散了，但棘手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

当时众多朝臣之所以坚决反对咸丰帝北逃热河，除了担心有人会趁机觊觎皇位，导致皇权旁落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即是认为皇帝的责任在于保存江山社稷，保卫祖宗陵寝，不能做置祖宗宗庙于不顾的逃跑皇帝。

咸丰帝和另外一些大臣们，以历史上的其他事例为其北走热河的根据。他们认为，唐玄宗李隆基和唐德宗李适，在“安史之乱”和“泾源兵变”之时，都曾弃离京城长安出走，但后来都镇压了叛乱，再度中兴，这岂不是“屡奔而存”的明证吗？

暂时北走热河并不一定如有些人所说的那么可怕。

咸丰帝在召见反对出走的大臣时说：你们说的固然有道理，但是，假设“夷人入城，将朕置于何地”？面对咸丰帝的这一询问，甚至是责问，大多数朝臣既无退敌之策，又无应对回旋之法，只能是相向而泣。

在朝臣的会议上，肃顺、端华等人考虑的主要问题是，清军是否有足够的兵力，能否确保北京安全。

他们问负责北京城防的团防大臣：

“有何准备？”回答说：“无。”又问：“京城兵力，足以登城守御否？”

众多大臣无言以对。

在这种情况下，端华对参加会议的大臣们说：

既然京城无可防守，怎么能贸然奏请皇上回到宫中，置于危险之中呢？兵部尚书陈孚恩也说：总应为皇上筹一条路才是。

既然没有人能保证皇帝的安全，那么，咸丰帝北逃之举即无可挽回。咸丰帝下定决心，决不能在北京坐以待毙。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咸丰帝颁朱谕说“巡幸之举，朕志已决”，任何人都不必再行阻拦，任何阻拦也没有作用。为此他特别指名自己的亲叔惠亲王绵愉，与惇亲王奕誴、恭亲王奕䜣、郑亲王端华等速议妥筹。

一时间，北京城内人心惶惶，各种流言盛行。甚至有人以玄秘莫测的星象学附会说：本年(1860)自六月以来，即有荧惑星入南斗，占验家有“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之语，现在果然应验了。

一般市民百姓在说，皇上不要我们了，自己逃走了；一般士大夫虽口上不说，但心里在想，皇上抛下江山社稷，大清国还能保得住吗？恭亲王奕䜣等留京大臣们，也不免油然而生被咸丰帝抛弃的凄凉之感。“

咸丰帝此次北走热河，并不是朝廷与清政府的整体大迁移，随行的王公大臣，主要有惠亲王绵愉、惇亲王奕誴、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等人。

清廷大部分官员留守北京。

咸丰帝在逃往热河的路上，命豫亲王义道、大学士桂良、大学士贾桢、协办大学士周祖培、吏部尚书全庆、刑部尚书赵光、兵部尚书陈孚恩等人为留京办事大臣。其中，义道、全庆坐镇紫禁城内；贾桢、周祖培、陈孚恩等在外城巡守；桂良等则在城外的海淀一带，配合恭亲王奕䜣与英法议和。

此前，咸丰帝曾谕内阁：

载垣、穆荫办理和局不善，撤去钦差大臣，恭亲王奕䜣授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督办和局。同时，又朱谕奕䜣：现在与英法议和，很难成功，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现派你出面与该夷相互照会往来，“不过暂缓一步”，你也不必与该酋见面，“若抚仍不成，即在军营后督剿；若实在不支，即全身而退，速赴行在。

咸丰帝的这一安排是有其考虑的，就当时的客观形势言，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伴随着形势的发展与变化，其负面的影响即显现出来。如果说这一安排远远没有造成清中央政权的分裂，那么至少是造成了清中央政权与政府的分离，亦即头脑中枢与身体四肢的分离，甚至有可能形成的两个中枢头脑。

这一上谕，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载垣、穆荫办理和局不善，撤去钦差大臣之职，却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并随驾北上热河，由此可见咸丰帝对他们的信任之深、之重、之专。

第二，恭亲王奕䜣督办与英法等国的议和。咸丰帝命恭亲王奕䜣为钦差大臣，全面负责对英法的议和，不能不说是对他的信任。

因为钦差大臣的权力是很大的，可以代替皇帝便宜行事。但是钦差大臣并不是清廷的官职，习惯的说法是差事，是奉皇帝特命办理某事的临时差遣而已，事毕仍回原任。此次恭亲王奕䜣受命为钦差大臣，说好些是受命于危难之时，“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说不好听的，这是个苦差事，而且是个危险的差事。

当时英法联军已兵临北京城下，他们必将提出一系列的侵略要求，不答应这些要求，议和很难成功。若对外议和不成功，难免获办理不善之罪，如以前的载垣、穆荫即是；若答应外国提出的要求，并与之签订条约，则难免使人产生城下之盟的屈辱感，负责此事的奕䜣当然难辞其咎，难免有屈辱卖国之嫌，耆英之死即是前车之鉴。

事实上，恭亲王奕沂䜣在与英法议和之时，的确被一些人称为“鬼子六”。如果咸丰帝愿意的话，无论奕䜣此次办理和局是否成功，都可给奕诉定一个罪名。

再说，谁敢保证这些不读诗书、不知君臣礼义的黄头发绿眼睛的英夷、法夷，不会将自己抓捕扣押起来？这并非没有可能。

咸丰七年(1857)十一月，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城以后，不就将两广总督叶名琛俘虏，后又送往印度的加尔各答了吗？前不久，蒙古王爷僧格林沁不是在通州的张家湾，将前来谈判的英国人巴夏礼等人扣留了吗？因此，当时的人皆把与英法议和视为前途莫测的“畏途”。

这一切，奕䜣自然是心知肚明，他此时的处境是凶险而莫测的，心情肯定是凄冷灰迷的。但是，君命难违，他只能知难而上。

第三，命奕䜣不可与英法代表见面，必要时全身而退，速赴热河。咸丰帝不愿奕䜣与英法两国代表见面，固然首先是出于“夷夏之大防”的传统观念，认为贵为御弟的恭亲王奕䜣去会见化外之夷，实在是大清朝、大清皇室的耻辱。除此之外，是否还有不能公开说明的隐忧，如防范奕䜣在北京借重外国人，形成对自己皇位的威胁，或防范留守京城大臣们拥戴其为皇帝？我们实在不好悬揣猜度。

但是，奕䜣内心大概相当明白，不到万不得已，决不去热河行在。

首先，他是大清国的亲王，与大清王朝休戚与共，他一定要争取议和成功，保住祖宗的江山社稷。

其次，他一定要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向朝野上下展示自己的才能，以建不世之功，凭借自己的能力争得个人在大清朝廷中的地位。

再次，咸丰帝明显地更加信赖载垣、端华、肃顺等人，自己若因议和不成而灰头土脸地赶赴热河行在，不但不能得到咸丰帝的信任重用，更难免要受制于载垣等人。

最后，奕䜣之所以不赶赴行在，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即担心自己若前往热河，有可能将英法联军引向避暑山庄。

据记载，当时随咸丰帝出逃的只有王公大臣数百人，禁军两千余名。

在正常情况下，按正常的行程，从北京到承德大概需要三四天的时间。一般的行程是：第一天，行抵京郊的南石槽行宫（现北京市昌平区、顺义区与怀柔区的交界处)；第二天，行抵密云县行宫；第三天出古北口，行抵滦平县行宫，满语称此处为“喀拉河屯”；第四天，即可抵达热河避暑山庄。若是起个大早，昼夜兼程，从密云亦可一天抵达热河。

但此次出行前因毫无准备，一路走走停停，走了两天，这支逃亡大军才走了80里路，到达南石槽。他们虽然带有不少黄金珠宝等，但沿途的地方官吏皆已逃走，无人就地安排他们的住宿与饮食。

据咸丰朝《内起居注》记录和时人的笔记作品记载，咸丰逃难十分狼狈。

初八日路上大半天皇帝只吃了两个煮鸡蛋，皇子载淳也只吃了两个鸡蛋，其余人挨饿。行进路线是沿潮白河奔东坝庄、顺义、牛栏山、密云，直行古北口。

初九日大臣们沿途收购小米，也只有帝后及官员们每人喝了几碗小米粥饥饿难耐，人马行动缓慢，初九日晚才走到密云地界。

当年盛世皇帝北巡时使用的南石槽行官，仍在京畿地区，不过距北京紫禁城80里。士兵们已经两天没吃饭，只是以水充饥，后妃们哭泣不止，随行大臣有银钱却无从筹措米粮。最后还是肃顺决定派30人连夜骑马返回北京，收购粮食、水果果脯和熟食，一切可以填饱肚子的东西。

熟食是猪、牛、驴、马肉和煮熟的内脏、干豆腐等，驮回石槽行宫，大家分食，才使队伍尚能继续北逃出长城沿途地方官有的已经撤逃，因消息不明，谣言四起，皇帝都逃跑了，自己带印信也隐遁起来。

有的虽然未逃，听说皇帝逃跑颇以为耻，则避而不见。密云知县张祥河因“接驾延迟”，古北口总兵董醇因“备车辆不及”，“均着摘去顶戴，以示薄惩”。因此只得让随行官员、将校以银钱高价收集杂粮煮粥充饥。伙房煮粥还没有煮熟便被士兵抢吃净光，厨师只得一锅一锅地煮下去。

咸丰皇帝一行风餐露宿，历经七天颠沛，总算看见塞外辽代胜迹双塔山那里距离避暑山庄还有40里路程，那里有清代最早的皇帝行宫喀喇河屯，人烟也频为稠密，住下后总算上下人等能吃上一顿苞米豆干饭。

第二天已初时刻(9时)启程，翻过郁郁葱葱的广仁岭，未正时刻（下午2时）抵达避暑山庄丽正门。

咸丰十年农历八月十六日（1860年9月30日)，距北京212公里的避暑山庄迎来了它有史以来最后一位皇帝的驻跸。

咸丰皇帝以他盛世祖先的理政视事、避暑休憩胜地，作为自己颇为耻辱的避难所，也只能勉为其难了。

为什么呢？

因为避暑山庄已经停止巡幸40余年，园内建筑不仅被风蚀，失去往日的风采，有些殿堂甚至残破不堪。河湖淤塞不畅，植物疏于修剪维护，满目蓬蒿林莽，但见狐走狼奔。为了让帝后生活于园内安全惬意，热河都统及兵备道派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驻防官兵在园内分三路搜寻三天，击毙狼、狐等肉食野牲27只。

咸丰又下令户部拨帑银（国库存银)20万两，维修避暑山庄宫殿区和湖泊区的主要建筑。凡建筑“尚周正者，则油饰见新，倾圮者拨正修缮，以昭敬慎”。“河湖淤塞处尚需疏浚畅通，桥垛维修新换铺板，沿湖可见庙宇一体维修。”

此外，特意传旨将福寿园清音阁及如意洲一片云看戏楼、戏台“修复一仍引旧观”，并着总管内务府、升平署调内学（会唱戏的太监）、外学（戏班）及戏衣、切末（道具）到热河。

还要修复、新造湖船。史称修复“岚镜舫一只、仙源大船一只、扑拉船四只、牛舌头船十只、随用托床六座，新添造两卷蓬四棹船一只、一卷蓬小船一只、扑拉船四只、小快船六只”，就耗银3800余两。小为了吃野味，饮鹿茸血，恢复被道光裁撤的鹿圈。

皇帝的上述指令遭到总管内务府大臣、兼署户部三库事务大臣宝鋆的反对，理由是“国用方亟，军饷拮据，园庭当暂缓缮修”，“夷人不靖，城守吃紧，留备兵饷”等。宝鋆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却遭到皇帝申斥并被“免官留任”。于是让兼署户部尚书的肃顺去处理这件事。肃顺自然是看皇帝眼色行事，先拨国库存银20万两来维修避暑山庄。

咸丰皇帝逃跑到避暑山庄后五天，也就是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一日(1860年10月5日)，惊魂稍定，英法联军却进入北京西郊海淀，第二天攻占了圆明园。入侵北京海淀仅受到来自民间的小股武装的抵抗。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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