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个人的命运受先天形成的业力所牵引，同样，王朝的命运也被时间堆砌起来的历史惯性所推动，大秦、大隋、西晋，这三个大一统王朝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亡于历史惯性。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兼并了六国一统天下，但这只是疆域层面的统一，文字、货币、文化等层面依然是分裂的状态，所以始皇要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

尤其是，大家已经习惯了七雄并存的竞争格局，潜藏在民间的六国王族和精英都想将天下再次拉回战国时代。张良就是其中的典型，他在博浪沙刺秦不仅是想从肉体上消灭始皇，更是想以始皇之死引起天下的乱局从而趁乱复兴韩国。

项羽在看到始皇的车队之后也是满满的不服：“彼可取而代也！”

和张良、项羽同样心思的还有，齐国的田儋兄弟、魏国的魏咎等人，除了燕国，几乎每个国家都有灭秦的主力，大秦的江山是危机四伏。

可以这样说，大秦虽然完成了一统，但分裂的历史惯性依然存在，而项羽、张良这些人就是将统一状态拉回战国格局的主力，差的就是一个机会。

所以，公元前221年之后的大秦走的必然是战战兢兢。大秦只有以时间为杠杆，争取一代人的时间将张良这些人熬死之后，才能稀释战国分裂的历史惯性，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为什么始皇要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除了现实的需要，更是想加速各国之间的融合，使关东六国习惯大秦这套全新的系统。

始皇修建直道、驰道也是为了贯通交通以地理上的统一来加速各国之间的迅速融合。

但遗憾的是，大秦还没有完成过渡期，始皇就突然驾崩于沙丘，大秦在各种矛盾的交织下迅速就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大泽乡起义，完了就是六国贵族纷纷揭竿而起，天下乱局再起。

可以这么说，分裂的历史惯性一直存在，陈胜吴广只是轻轻推了一下车轮而已，完了就是车轮在惯性的驱动下高速运转的状态，关东六国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复国。

为什么关东烈火蔓延而关中却始终风平浪静，原因就是，关中早就适应了大秦的系统，属于按照秦国的既有惯性运行的状态。

也就是说，在秦末的乱局中，关中和关东的状态都是被各自的历史惯性所决定的，乱和静的源头都是“惯性”二字。

是的，世间最强大的力量就是惯性，只要轻轻被推动，就会高速运转。

从这个角度来看，大秦很难不亡。

始皇是在与历史惯性博弈 图源/剧照

西晋的情况也差不多。公元280年，司马炎虽然在地理上统一了天下，但分裂的历史惯性依然存在，南北之间在文化层面依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这从南北之间对对方的称呼就能看出来：北方人称呼南方人为“貉子”；南方人称呼北方人为“伧人”。

由于北人是胜利者的角色，满满的优越感，所以对南人也是充满了蔑视，对于陆机带兵的行为，北方人是一脸不屑：“难道貉子也会带兵吗？”

根本看不起，而且这种蔑视本质上是对江东文化的轻视。

在南方人看来，北方人也是妥妥的入侵者，他们一直都在怀念孙氏统治下的江东，强烈想回到那个时代，为什么他们能够支持陈敏的造反，本质上就是想再次恢复江东的自治局面。

追根到底，还是历史惯性。

这也是琅琊王司马睿渡江之后很难打开局面的根本原因，江南世族本来就对司马氏不认可，他们还停留在江东自治的旧有思维中，最后是在永嘉南渡北方世族势力增强以及共同抗击北方胡人的现实面前，南方世族才暂时接受了司马睿，共同组建了东晋政权。

就这，司马睿此后还得面对江东世族的挑战，比如周玘父子的造反行为。公元314年，周玘的儿子周勰造反时，江东豪杰可是群起响应。

江东对北方世族的不认可由此可见。

所以，西晋的灭亡，东晋的艰难创业史，本质来说都是因为历史分裂惯性的存在而导致的。

隋朝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公元589年，隋朝虽然混一南北统一了天下，但分裂的历史惯性依然存在。

本质来说，大隋是由三大板块组成的：关中、关东、江南——

关东是北齐故地，直到公元577年才被北周武帝宇文邕所灭；江南从公元307年琅琊王司马睿在江东落脚之后就从北方的大系统中分离了出去；只有关中大本营才算隋朝的基本盘。

而且，这三大板块的文化也是不尽相同：江南是世族文化的遗产；北齐还是鲜明的鲜卑特色；关中是胡汉矛盾融合之后的新文化。

既然文化不统一，分裂的惯性又存在，所以统一后的大隋走的也必然是战战兢兢，稍有不慎，就会再次回归分裂的模式，而现实也验证了大隋统一模式的脆弱——

开皇十年（590），由于不能适应大隋的新系统，江南就进入了动荡期，婺州的汪文进、越州的高智慧、苏州的沈玄侩等人是纷纷起兵反隋的节奏。包括岭南，也是一塌糊涂的乱。

后来是杨素铁血平叛，加上晋王杨广在任扬州总管期间管理得当，江南才暂时恢复了稳定。但这种稳定依然是无比脆弱的，只要天下出现大泽乡那样的烈火，江南也会迅速被引燃。

为什么隋炀帝非要营建东都洛阳，开凿沟通南北的大运河，本质上就是为了加速南北的迅速融合，消解分裂的历史惯性。

隋炀帝是以技术手段加速三大板块的融合 图源/剧照

只是由于杨广用力过猛，加上背叛了大隋的基本盘关陇集团，所以从第一次东征高句丽时，天下就已经燃起了反隋的烈火，而这第一把火就是从北齐故地关东燃起的——

大业七年（611）冬天，山东邹平人王薄点燃了反隋的第一把火。接着，平原郡（今山东陵县）的刘霸道、河曲（今河北临西县）的张金称、清河（今河北清河县）的高士达...纷纷起兵响应王薄。

到了大业十三年（613），江南也是一片火海——余杭（今浙江杭州）的刘元进、晋陵（今江苏常州）的管崇、东海（今江苏连云港）的彭孝才、苍梧（今广西梧州）的梁慧尚、东阳（今浙江金华）的李三儿...全都参与了群雄逐鹿的游戏。

看看这些隋末义军的先行者，全都是关东和江南板块的人，而他们之所以会在第一时间燃起烈火，全都是历史惯性的推动，他们本来就还没有被大隋的系统所兼容。

都说历史是一面镜子，杨广在已经有大秦这面镜子作为参照的情况下却还没有吸取教训，任性驾驭，最终复制了大秦的悲剧，二世而亡。

至于大汉和大唐为什么能够发展为世界性帝国，一个是因为他们有秦和唐的镜子作为参照，可以避开秦和唐踩过的坑，更重要的是，通过秦末战争和隋末战争，那拨有能力能够迎合历史惯性的精英群体已经被战争过滤掉，剩下的全都是新王朝在创业过程中培养的忠实拥趸，已经不存在不稳定因素。

再者，随着大一统模式的第二次形成，人们在心理上已经认可了统一的模式，不会再轻易干逆历史潮流的事。

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和隋都是以灭亡的代价消解了历史惯性，成就了之后的大汉和大唐。

这也正是历史的残酷之处，什么事总要付出血淋淋的代价。

写文不易，看完记得点个“赞”。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