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臣，《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忠于君主的官吏”。或者可以展开来说，忠臣就是以君主的利益为最大利益，为了维护君主的最大利益不惜遭至杀身之祸而冒犯君主的官吏。中国封建体制连绵两千多年，在儒家“君臣父子”的礼教观念束缚下，人们的传统意识里已经有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忠臣情结，或说是对忠臣的顶礼膜拜。然而，忠臣并不等于良臣，因为忠臣所做的事不一定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有利，甚至对君主有利。
魏征，这位为“ 贞观之治”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在历史上已经有了那么多忠臣榜样的情况下，身为朝廷上的一名高级官吏，就提出了这般石破天惊的见解。魏征在回答唐太宗李世民什么是忠臣、什么是良臣的问题时说：“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龙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纵观魏征的一生，他确实如己所言，不做忠臣，而是一位十分称职的良臣。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有一些理念是很有意思的，诸如有“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的劝告，也有“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更二夫”的训诫。在这里，“良臣”和“忠臣”显然不能互换，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内涵。能择主而事的臣子，是以自己为中心，以能否施展自己的才华造福于民、造福于社会为目的；不事二主的忠臣，则是以主子为中心，至于主子的作为是否有利于社会、有利于百姓，最多也只是忠臣在效忠主子前提之下的考虑。魏征，就是一个把社会、把百姓置于人君之上的良臣。在他的早期政治生涯中，不仅事过多主，而且对每位主人都恪尽职守、态度从容。
魏征，字玄成，太建十二年（580年）出生于钜鹿曲城（今河北巨鹿）一个低层官员的家庭。他的父亲叫魏长贤，任过北齐朝屯留的县令。魏征小时，家道中落，但贫困的生活并未给他造成不良的影响，相反，他落拓不羁，胸怀大志，宁愿出家当道士，也不愿从事普通的谋生之业。他极喜读书，眼见着天下渐乱，因此特别专注于如何经营天下的学说。
隋炀帝大业末年，天下群雄纷起。时任武阳郡丞的元宝藏起兵响应夺取了瓦岗军领导权的李密，征召魏征为书记官，这样，魏征也就参加了瓦岗军。李密在隋时做过官，是因不满意所当的宿卫侍从这一职务，称病自免，闭门读书，之后参加瓦岗起义军的。“武阳郡丞元宝藏以郡降李密，甲寅，密以宝藏为上柱国、武阳公。宝藏使其客钜鹿魏征为启谢密，且请改武阳为魏州；又请帅所部西取魏郡，南会诸将取黎阳仓。密喜，即以宝藏为魏州总管，召魏征为元帅府文学参军，掌记室。”魏征到了李密手下后，即向李密提出了10条建议，然而，李密虽然认为这些建议新奇却未能加以实际运用。
魏征
后来，被李密打败了的隋军将领王世充卷土重来，在洛口一带攻打李密。因才打败过王世充，李密军上上下下都不把王世充放在眼里。魏征分析了敌我情况，但因职位低，只能向李密的长史郑颋建议道：“魏公虽骤胜，而骁将锐卒死伤多矣；又军无府库，有功不赏。战士心惰，此二者难以应敌。未若深沟高垒，旷日持久，不过旬月，敌人粮尽，可不战而退，追而击之，取胜之道。且东都食尽，世充计穷，意欲死战，可谓穷寇难与争锋，请慎无与战。”郑颋对魏征这一建议竟然嗤之以鼻，说道：“此老生之常谈耳！”魏征想不到会遭此当头一棒，愤怒地说道：“此乃奇谋深策，何谓常谈？”“因拂衣而去。”而这一战，未听魏征建议的李密果然大败。
李密兵败，转投唐高祖李渊。魏征服务的对象也就从李密变成了唐王朝的统治者。魏征到了李渊手下后，却很久都没有得到建功立业的机会，于是毛遂自荐，请求到山东黎阳去招降尚未归顺的瓦岗军残部。李渊同意了魏征的请求，并给了他一个秘书丞的衔头。当时，李密的旧部徐世勣还拥有不少人马，控制了东抵海滨、南临江淮、西至汝州、北达魏郡的广大地区。魏征来到黎阳，首先致书徐世勣，帮助他分析了形势，指出：“自隋末乱离，群雄竞逐，跨州连郡，不可胜数。魏公起自叛徒，奋臂大呼，四方响应，万里风驰，云合雾聚，众数十万。威之所被，将半天下，破世充于洛口，摧化及于黎山。方欲西蹈咸阳，北凌玄阙，扬旌瀚海，饮马渭川，翻以百胜之威，败于奔亡之虏。固知神器之重，自有所归，不可以力争。是以魏公思皇天之乃睠，入函谷而不疑。公生于扰攘之时，感知己之遇。根本已拔，确乎不动，鸠合遗散，据守一隅。世充以乘胜余勇，息其东略；建德因侮亡之势，不敢南谋。公之英声，足以振于今古。然谁无善始，终之虑难。去就之机，安危大节。若策名得地，则九族荫其余辉；委质非人，则一身不能自保。殷鉴不远，公所闻见。孟贲犹豫，童子先之，知几其神，不俟终日。今公处必争之地，乘宜速之机，更事迟疑，坐观成败，恐凶狡之辈，先人生心，则公之事去矣。”这封信写得逻辑缜密，文情并茂。徐世勣得信，即率队归顺了李氏王朝。徐世勣后来被李渊赐姓李，其所部成了李氏争夺天下的劲旅，为李氏最终夺取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魏征在这次招降中，兵不血刃就收了不少瓦岗旧部，展示了他过人的才华。
武德二年（619年），隋末起义于河北、已自立为夏王的窦建德于聊城一举歼灭宇文化及所率军队，随后又大败唐军，攻陷黎阳，俘获魏征，魏征也就成了窦建德的部下。窦建德得魏征，也十分赏识他的才干，但赏识不等于重用，窦建德只给了魏征一个起居舍人的官当，专门负责记录窦建德的言语行迹，真是大材小用了。魏征在窦建德手下一呆就是两年。两年之后，秦王李世民率军与王世充和窦建德的联合军团决战，先大败窦建德于虎牢关，后又迫使王世充投降，占领洛阳，取得东方战场的决定胜利。窦建德兵败，身在窦营的魏征趁机劝说窦建德的洛州守将唐旦一同投降了唐朝。
魏征在窦建德手下待了两年之久，现又重新降唐，若以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即使不给戴上“叛变投敌”之类的帽子，至少也要划进立场不坚定之流，给予一定的惩处，不会再用；即便因有一技之长再用，也会在档案上注明，属于控制使用之列，不能再参与决策和机要之类工作。李渊大度，没有惩处魏征，但也没有大度到重用魏征。倒是太子李建成慕魏征之名，将其召进太子府，任为太子洗马。太子洗马是一个教太子政事、文理的官职，从级别上看，不低，是从五品上，而且虽是太子属官，但属老师之类，很受礼遇的。魏征到了李建成手下，也就一门心思为太子办事。他看到李建成和唐王李世民之间在争夺最高权力上的明争暗斗，特别是看到李世民的功劳和影响一天天大起来，很为太子担心。
窦建德部将刘黑闼拥兵南下，魏征感到太子建立功勋的机会来临了，就对李建成建议：“殿下但以地居嫡长，爰践元良，功绩既无可称，仁声又未遐布。而秦王勋业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今黑闼率破亡之余，众不盈万，加以粮运限绝，疮痍未瘳，若大军一临，可不战而擒也。愿请讨之，且以立功，深自封植，因结山东英俊。”李建成接受了魏征的建议。当时刘黑闼军士气甚锐，如立即交战很难取胜。魏征又建议李建成不要急于同刘黑闼军正面交锋，而应先发动政治攻势。魏征说：“前破黑闼，其将帅皆悬名处死，妻子系虏；故齐王之来，虽有诏书赦其党与之罪，皆莫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则可坐视其离散矣！”李建成采纳了魏征的建议。果然不出魏征所料，刘黑闼军粮草用尽，军心大乱，士卒多有逃亡，李建成大胜。
大败刘黑闼这一役充分显示了魏征的政治军事才能。后来，魏征又多次建议李建成早作准备，甚至应对李世民先下手为强。可惜李建成对魏征的这些建议犹豫不决，而李世民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不等李建成先下手，他就发动了玄武门之变，让李建成成了刀下之鬼，魏征则被李世民俘获。
李世民捉到魏征后，问他：“汝离间我兄弟，何也？”并摆出了一副要杀他的样子。但此时被抓的魏征却态度从容，不卑不亢，很冷静地回答李世民说：“皇太子若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惜才如命，早就听说过魏征的大名，一见面临死刑威胁的魏征能如此从容，便放了他，并收为手下，给他封了一个詹事主簿的官。于是，魏征从此又成了李世民的部下。
李世民虽然用了魏征，但一开始也并不重用，从詹事主簿这一级别就可以看得出来。唐制，詹事主簿只一个从七品上，很低级的。
纵观魏征早期的政治生涯，可见魏征一直是实践着他“良臣择主而事”、事天下不事一人、做良臣不做忠臣的政治理念的。也正因为魏征有着这样豁达的政治理念 , 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才留下了魏征这么一颗闪亮的明星。
唐太宗李世民创下了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因素之一，是他有“三镜”：“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内防己过。今魏征逝，一鉴亡矣。”可见，李世民之“人镜”，是特指的魏征。魏征能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留下自己鲜明的足迹，有史家评论说：魏征最大的政绩，就在于对唐太宗的犯颜直谏。魏征能对唐太宗犯颜直谏，就因为他以“国士”自居，以事天下高于事一人。
李世民
玄武门之变不久，唐高祖李渊无奈将帝位传给了李世民。李世民登基后，即提拔魏征为谏议大夫，封钜鹿县男。李世民虽然登上了皇位，但李建成在河北山东一带的余党不少，影响仍然很大。李世民做了一个果断的决定：让魏征出使河北，安抚前太子李建成和前齐王李元吉的旧部，并特许他便宜从事。从这也看出李世民虽是初次任用魏征，就表示了对他的特别信任。魏征也没有辜负李世民的信任。
魏征到达磁州时，正好遇到前太子李建成的手下、官居千牛的李志安，前齐王李元吉的手下、官居护军的李思行被押解去京城。魏征的使命就是来安抚这些人的，那么，对这两个被押解的人管不管呢？这样的难题即使放到今天，恐怕也会有不少人难以做出正确的回答。魏征是原太子旧部，齐王和原太子是死党，仅从避嫌这一点看，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的态度，恐怕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好。魏征并没有采取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他对副使李桐客说：“吾等受命之日，前宫、齐府左右，皆令赦原不问。今复送思行，此外谁不自疑？徒遣使往，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且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宁可虑身，不可废国家大计。今若释遣思行，不问其罪，则信义所感，无远不臻。古者，大夫出疆，苟利社稷，专之可也。况今日之行，许以便宜从事，主上既以国士见待，安可不以国士报之乎？”于是断然释放了李思行等人，并将此事报告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不愧一代明君，他听到这报告后，竟是非常高兴。
李世民是一个明君，但不是一个完人，因此，他就会犯错误，但他大度，能真正地听取不同意见，于是，他成就了一代名臣魏征；魏征珍惜自己的国士身份，以事天下高于事一人，凡利国之事，则知无不为，于是，他成就了李世民的贞观之治，也完美了李世民的明君形象。一个敢说，一个能听，当徜徉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时，不得不为他们这种少有的君臣关系击节长叹，津津乐道。
贞观四年（630年），唐朝声威日盛。这时，高昌王麴文泰准备入朝朝贡，西域诸国得知这一消息后，都准备派遣使节随文泰一道入朝朝贡。这对于一个刚登上皇位不久的人来说，是多大的面子, 是多荣耀的事啊！李世民马上命令麴文泰驻京使者厌怛纥前往迎接。大家都高高兴兴等着朝贡时，魏征却出面反对了。他的理由是：“中国始平，疮痍未复，若微有劳役，则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经州县，犹不能供，况加于此辈。若任其商贾来往，边人则获其利；若为宾客，中国即受其弊矣。汉建武二十二年，天下已宁。西域请置都护、送侍子，光武不许，盖不以蛮夷劳弊中国也。今若许十国入贡，其使不下千人，欲使缘边诸州何以取济？人心万端，后虽悔之，恐无所及。”李世民听魏征说得有道理，马上派人将已出发的厌怛纥追了回来。初登皇位的李世民如此听得进不附和自己的不同意见，不图虚荣，以百姓利益为重，真可谓明君。
长孙皇后
有一次，李世民到九成宫住，中途有一宫人回京，途中歇于湋川县官舍。“后太宗幸九成宫，因有宫人还京，憩于湋川县之官舍。俄又右仆射李靖、侍中王珪继至，官属移宫人于别所而舍靖等。太宗闻之，怒曰：‘威福之柄，岂由靖等？何为礼靖而轻我宫人！’即令案验湋川官属及靖等。征谏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宫人，皇后扫除之隶。论其委付，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访朝廷法式，归来，陛下问人间疾苦。靖等自当与官吏相见，官吏亦不可不谒也。至于宫人，供食之外，不合参承。若以此罪责县吏，恐不益德音，徒骇天下耳目。”李世民的女儿长乐公主要出嫁，李世民想到长乐公主是皇后所生，因此，责令有司送长乐公主的嫁妆是永嘉长公主的一倍。皇帝嫁女是皇帝家的事，嫁妆之多少，当然皇帝说了算。然而，魏征又站出来了，说不可。魏征说：“不可。昔汉明帝欲封其子，云：‘我子岂得与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阳。’前史以为美谈。天子姊妹为长公主，天子之女为公主，既加长字，即是礼有尊崇，或可情有浅深，无容礼相逾越。”李世民又听进去了，并进到宫里将魏征的意见告诉了长孙皇后。长孙皇后也十分了得，“文德皇后闻之，大喜，遣中使赍钱二十万，绢四百匹，诣公宅，宣令谓公曰：‘比者常闻公中正而不能得见，今论长乐公主礼事，不许增加，始验从来所闻，信非虚妄。愿公常保此心，莫移今日。喜闻公言，故令将物相赏。公有事即道，勿为形迹也。’”
魏征在李世民手下前后进谏二百余事，这实在是了不起的。有几个掌握着生杀大权的人物能听得进如此之多的反对意见呢？庐山上，那位开国元帅不就只提了一点不同意见就被打翻在地，还被踏上一只脚吗？当然，李世民也不是一直对魏征没意见。“上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征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惊问其故。后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明故也。妾敢不贺！’上乃悦。”这又验证了句俗语：妻贤夫少祸。看一看当代史，因妻不贤乱干政而导至的悲剧，少了么？
魏征不仅是一个敢于犯颜直谏的良臣，也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历史学家，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特理念的政治理论家。魏征非常重视以史为鉴。他在给李世民的奏疏中就说道：“臣愿当今之动静，思隋氏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后来，李世民任魏征为总编，派令狐德棻、岑文本修撰《周书》，孔颖达、许敬忠修撰《隋书》，姚思廉修撰《梁书》、《陈书》，李百药修撰《北齐书》。魏征作为总编，不仅要对这些人的作品进行审定，还亲自为每部史书撰写序论或总论。在魏征的主持下，完成了《梁书》五十六卷、《陈书》 三十六卷、《周书》五十卷、《北齐书》五十卷、《隋书》五十五卷的编修任务。这些史书一出，便得到了众口称赞，誉为“良史”。
魏征当过道士，他政治理念的核心，虽然参有道家的无为理念，但基本上还是儒家学说。他的不少政治主张直到今天仍有着巨大的参考价值。魏征主张居安思危。他在给李世民的奏章里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说：“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治，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魏征还主张“任贤受谏”，“薄赋敛 、 轻租税 ”，“无为而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等等，直到今天，这些都是政治家们必记的格言。
魏征晚年在辞去宰相职务之后，给李世民上了一道《十渐不克终疏》。这道奏章从十个方面论述了贞观中期以来的唐朝政局，指出李世民统治日益懈怠的危险性。这篇奏章结合实际，有理有据，感情充沛 , 对十个方面的问题论述得十分深刻透彻，动人心魄。李世民看后很受感动，看完奏疏后，欣然接纳，并对他说：“朕今闻过矣，愿改之，以终善道。有违此言，当何施颜面与公相见哉！方以所上疏，列为屏障，庶朝夕见之，兼录付史官，使万世知君臣之义。”于是赐魏征黄金十斤、马二匹。
魏征
李世民对魏征的逆耳之言，不仅听得进，对魏征的评价也非常之高：“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魏征病重，李世民多次上门看望。“十七年，疾甚。征家初无正寝，帝命辍小殿材为营构，五日毕，并赐素褥布被，以从其尚。令中郎将宿其第，动静辄以闻，药膳赐遗无算，中使者缀道。帝亲问疾，屏左右，语终日乃还。后复与太子臻至征第，征加朝服，拖带。帝悲懑，拊之流涕，问所欲。对曰：‘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帝将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时主亦从，帝曰：‘公强视新妇！’征不能谢。是夕，帝梦征若平生，及旦，薨。帝临哭，为之恸，罢朝五日。太子举哀西华堂。诏内外百官朝集使皆赴丧，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给羽葆、鼓吹、班剑四十人，陪葬昭陵。将葬，其妻裴辞曰：‘征素俭约，今假一品礼，仪物褒大，非征志。’见许，乃用素车，白布幨帷，无涂车、刍灵。帝登苑西楼，望哭尽哀。晋王奉诏致祭。帝作文于碑，遂书之。又赐家封户九百。”
魏征享年64岁。魏征死前，和李世民君臣之间可谓情深义重。魏征死后，他们的关系却蒙上了一层阴影。“尝密荐中书侍郎杜正伦及吏部尚书侯君集有宰相之材。征卒后，正伦以罪黜，君集犯逆伏诛，太宗始疑征阿党。征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先许以衡山公主降其长子叔玉，于是手诏停婚，顾其家渐衰矣。”幸好时光不可逆转，否则，在魏征生前李世民就得知了这些事情，真不知他们君臣的关系又将如何？贞观十九年（645年），李世民亲征高句丽，尽管取得胜利，却仍因未能灭高句丽而后悔，“辽东之役，高丽、靺鞨犯阵，李勣等力战破之。军还，怅然曰：‘魏征若在，吾有此行邪！’即召其家到行在，赐劳妻子，以少牢祠其墓，复立碑，恩礼加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