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年（1582年）三月，内阁首辅张居正因操劳过度而病重，万历为了给恩师祈福，要求京城大小官员都要为张居正斋醮祈祷，甚至封老师为太师，要知道太师这个尊号大部分都是死后追封的，张居正也成为明朝唯一一位活着就被封为太师的大臣。

张居正

但张居正早已病入膏肓，被封为太师后第九天病逝，得知恩师病逝，万历悲痛欲绝，几次哭得要晕厥过去，不仅给恩师举办了隆重的葬礼，还追赠上柱国，赐谥“文忠”，可以说生荣死哀，朝中大臣看来，张居正和万历这对师生感情超越了寻常，羡煞旁人。

只是这份感情是有保质期的，仅仅一年后，万历却下令剥夺恩师一切职务和谥号，甚至还抄了恩师的家，活活饿死张家十几口人，大儿子不堪受辱悬梁自尽、二儿子发配充军，即便如此，万历还不满意，下令将恩师开棺鞭尸，要不是有人求情，张居正的坟恐怕都要被自己好弟子给刨了。

至此一心为国的张居正最终落得一个家破人亡的悲剧，也证明了动了既得利益的改革家不管生死，都没有好下场。

师徒感情保质期太短

时间来到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张居正正式担任大明首辅，但接手的却是被嘉靖玩坏了的大明，嘉靖多年不理政务，大臣玩忽职守，朝廷效率极其低下，大明财政赤字严重，积弊已积重难返，也让大明开始走下坡路。

和其他朝代相比，明朝吏治有个特点，就是朝廷机构冗杂庞大，能做实事的很少，办事效率非常低下，归根结底还是源于朱元璋建立的言官制度，言官制度下，朝廷专门养一群人没事就弹劾，以言代行，到了最后居然演变成了变着花样折磨皇帝的死谏。

死谏是明朝的特色

朱元璋的初衷是为了群臣相互监督，既可以保证皇帝对权力的绝对控制，又可以保证吏治清明，但缺点就是助长了官僚体系的虚无主义，加上后面的皇帝都没有朱元璋那么勤勉，最终被这种制度反噬。

到了明朝中后期，很多大明官员每天就是打嘴仗，尚空谈，能做事的极少，甚至为了弹劾而弹劾，哪怕皇帝询问治国之道，这群文臣就是大谈特谈尧舜王政，揪着皇帝的小辫子不放，更要命的事自从明宣宗时期三杨辅政后，权力逐渐过渡到文官集团手中，更加放大了这种缺陷。

张居正作为文官系统出身，自然看透了这一点，也明白治国靠这帮空谈理论的文官是不行的，这些人长期人浮于事，能办实事的极少，导致大明边防军事压力大，社会流民问题反复出现，大明日益衰弱，针对吏治的弊病，张居正率先祭出了考成法。

万历元年（1573年）十一月，正式上书上疏实行考成法，所谓的考成法就是考核官员的政绩，和今天的KPI一样，将各个官员的工作内容一条条登记在册，然后规定具体的考核内容，并且明确完成的期限，完成一件，核销一件，每月考核一次，保证每件事都能落到实处。

考成法淘汰一批尸位素餐的人

同时考成法又和淘汰机制联合在一起，即对于考核不合格的官员进行淘汰，间接地解决了明朝后期的冗官问题。

所以说考成法的核心思想其实就是务实，将这群喜欢空谈的官员拉回实际工作中，至于张居正自己也是以身作则，在任期间容不得官场上出现半点懈怠与推卸，更不允许出现任何拖沓与敷衍的事情出现，以至于每天到忙活到凌晨，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一度将自己累到吐血，可以说张居正纯粹是把自己累死的。

而伴随考成法的另一个核心就是如何用人，在张居正眼里，海瑞这样的清流虽然廉洁奉公，但却得罪所有人，令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要知道政治讲究的是交换、权衡和妥协，得罪所有人是干不了事情的。

因此对于海瑞这样的清流更多的是选择供起来当一面旗帜，却不会给予多大的实权，这也是张居正执政时期的方针，只用能人，而不是完人，在他眼里经世致用是第一位的，虽然戚继光、俞大猷等人老是被其他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抨击，但张居正依旧靠个人权威压下来，大力提拔他们，毕竟他们可以为大明守住边防，至于私德，随他去吧。

海瑞这种清流只适合当旗帜

刷新吏治后，张居正开始在经济上进行改革，早在隆庆元年（1567年）的时候，国库只剩下三个月的开支，此后连年空虚，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了，封建时代，国库靠的就是税收，但大明过了二百年，已经有了末代王朝都有的重病，这就是土地兼并。

历朝历代的历史脉络大体上分为朝代建立-恢复生产-达到巅峰-土地兼并-农民起义-乱世重建-新朝建立，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显然大明已经到了土地兼并这个节点上了，这虽然朱元璋建立了黄册和鱼鳞册用来登记全国的人口和土地档案，以此作为税收的基础，但到了明朝后期，大量土地早就被官僚地主利用特权隐匿起来，实际上就是侵占了朝廷的税收。

徐阶和他的家族占有土地二十万亩，约16000顷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大明可以缴纳赋税的田地有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顷，隆庆五年（1571年）只有四百六十万顷，两百年不到就失去一半的赋税的田地。

因此想要增加税收，第一步就是丈量全国的土地，先盘算好家底再考虑如何提高国库收入。

万历八年（1580年），张居正力主推行《清丈条例》，开始对全国土地进行认真的清丈，最终得出全国田地有七百零一万三千顷，比隆庆年间多了两百多万顷，很显然这些都出来的土地都是从官僚地主口中硬生生地夺下来的。

但丈量土地只是第一步，想要真正改变赋税和胥吏盘剥问题只有改革大明的赋税制度，不然还会走上土地兼并的老路，说实话大明的税收制度只有一个字：乱。

在张居正改革之前，所有百姓交的都是实物税，比如米、麦、粟等，每年要交多少斤实物都是规定好的，虽然设计之初有最大化符合时令气节的心思，但实际操作起来非常麻烦，并且还需要经过详细的计算，制度越复杂，钻空子的空间就越大，结果收上来的实物少得可怜。

张居正鉴于实物税的混乱，提出了一条鞭法，所谓一条鞭法就是合并征收所有的税收，将种类繁多的徭役和其他费用，摊入到田赋，大家不要计算今年交多少斤米、麦、粟了，所有这些统统折算成银两，大家只要缴纳规定的银子就好了，不仅避免了实物储存的问题，还促进了农产品的商业化。

促进了农产品的商业化

毕竟农民需要将自己的产出卖出去折算成银两，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本质上是缴纳白银，如果种田挣钱就选择种田，如果手工业挣钱就选择手工业，一定程度上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一条鞭法推行后，国库收入大大增加，到了万历十年（1582年）的时候太仆寺和太仓存银居然达到了近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甚至可支十年之用，财大气粗下，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1567年）至万历七年（1579年）间各省积欠钱粮，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大明国库充盈了，百姓开心了，万历帝开心了，但地主官僚不开心了，一条鞭法得罪了隐匿不报的地主阶级，考成法得罪了尸位素餐的官僚阶层，只是碍于张居正的首辅地位，大家不敢发作而已，但张居正的命运早已注定。

纵观整个历史，改革者大半都没有好下场，因为变法和改革就是打破现有的社会格局，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重新分配，所以说改革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毕竟改革势必会触动动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不管改革成功与否，改革者的下场都不会好。

比如商鞅，商鞅之所以被清算从个人层面来看是支持他的秦孝公去世了，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动了秦国贵族的利益，他废除了秦国官爵世袭制，代之以军功授爵制，只要上阵杀敌就能获得爵位，也因此平民也可以获得爵位，爵位代表了什么？就是背后的土地、房产和税收优惠，这些原本都是世家大族的，现在都拿出来给平民，动了人家的饭碗，能不和商鞅拼命吗？

商鞅被车裂

张居正倒是不用担心没人支持他，毕竟他是万历的老师，还有司礼监冯宝和李太后的支持，但人死如灯灭，师生的恩情比不过皇权的冷酷，张居正当首辅期间，内阁成为大明最有权势的机构，张居正也成为大明最有权势的首辅，六部都被自己控制，连他自己都说出了“吾非相，乃摄也”。

加上张居正这些年的独断专行，触动了万历这个敏感而又自尊心强的心，处于叛逆期的孩子自然反对大人的一切，而张居正去世后上层权力结构需要重新洗牌，既得利益者对张居正的痛恨，几方联手下，张居正最终落得如此一个下场。

只是万历忘了，摆在他面前的不仅仅是一个张居正，而是整个文官集团，在清算张居正的前几年，万历还是相当勤政的，但发现和大臣们的冲突越来越多，即便张居正死了，他还是不能为所欲为，因为挡在他前面并不是张居正，而是整个文官集团，最终他懈怠了，彻底不上朝。

万历十五年（1787年）后，万历彻底怠政，本质上就是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无声的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