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底，随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口号出现，上山下乡的指令像命运的绳索，牢牢绑住了那个年代的我们。
作为老三届中的最后一届，我下乡的地方在黑龙江军垦农场，然而，对于生活在上海的我而言，遥远、寒冷的黑龙江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项，毕竟从温暖的南方城市到凌冽的东北三省，且不说农活干的如何，单单骤然改变的气候，我就不定能吃得消。
为这件愁的不止我一人，全家为此都忧心忡忡，四处托关系。好在表姐从江西抚州传来好消息：他们这里可以接收几个上海知青。
表姐1960年去了江西永修参加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江西抚州，虽然她自己也被下放到当地农村，但她接到我母亲的电话后，不忍心见我受苦，特意去要去几个知青的名额。
1970年4月，我来到了江西省抚州市乐安辖下的一户农村。于我而言，尽管农村的生活辛苦，但政府的粮油配给足够维持生活，能吃饱饭就有力气干活，所以工作虽然繁重，但也适应过来，只是，这种安逸并没持续太久。
半年后，721矿的招工启事发布在村里。
对于不了解人来说，721矿这个名字听着像公交车一样的地方，不值得关注。然而，对每个身处艰难的知青而言，进入国企则是为数不多的翻身机会，我毫不犹豫地报名，甚至来不及和家人商量，便做出改变人生轨迹的决定。
721矿是一个位于抚州的小镇上的国企矿区，主要从事铀矿开采。这片土地上聚集了从全国各地调派来的年轻人，有南方的知青，有北方的矿工，还有江西抚州的本地人。
因为721矿区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这里的方言多的就像锅大杂烩天南海北什么都有，工作方式也是集体协作，但最让人感到压抑的，是隐约弥漫在矿区中的危险气息。
我刚到矿上没几天，就常听老工人低声议论下矿危险。没有人确切知道长期暴露在铀矿中的健康后果，但大家心里都明白，下矿的工人比一般工厂的工人患病的几率要大得多。
然而，危险的工作也带来了相对优渥的待遇。每月回多发放的两罐奶粉、以及鸡蛋、肉类，这让721矿工人的生活比很多地方好很多，至少在物质上是这样。
因为我有高中学历，便被分配到地面工作，主要负责维修设备。起初，我对这一安排感到庆幸，没被派去井下，意味着远离风险。后来我才知道，与我一同进入矿区的上海知青，几乎都留在了地面，这是因为抚州的领导出面关照了他们。
然而，从第二年开始，随着矿井越来越深，人手稀缺之下，我们这些新工人就不得不下井了，要直面铀矿开采的艰辛和危险。
矿井生活是枯燥且紧张的。每天都要穿着厚重的工作服在维修车间里忙碌，面对沉重的设备、复杂的工序，我和工友们绞尽脑汁地维持矿场运转。尤其是矿区设备年久失修，时不时就要紧急维修，我们必须时刻注意，防止延误工作。在这种繁忙的生活中，我渐渐成长为一名技术娴熟的工人，在矿区也有一定的名声，还被人介绍对象。
1981年，我和矿区的电话接线员姚兰在矿上结婚。婚姻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安定，也让我在矿区找到了家的归属。
次年，我和姚兰搬进721矿职工宿舍，住在一间16平米的小屋里。这是栋仿苏联式的三层楼房，每层四户，共用一个卫生间，走廊的另一头是各家的厨房。这里虽然简陋，却是我们夫妻生活的起点。
那个年代，电力和液化气供应不足，烧火做饭还要依靠煤膏、木材，以维持生活基本需求。所以，每到周末，我们都和同事一起到附近的山上寻找可以砍伐的木柴。山上植被逐渐减少，短短几个月时间，矿区周围小山几乎被砍光，这一切似乎也在暗示着矿区生活的日渐艰难。
尽管如此，我对未来依旧充满希望。作为一名维修工，我凭借技术经验为矿上做了很多事，领导还派我带新进的工人完成设备的保养与维修工作的学习。
随着时间推移，721矿职工人数不断增加，矿区生态环境也发生巨大变化。曾经流淌的小河逐渐被沙洲侵占，河床变得宽广，仿佛海边的沙滩。这一切都归因于矿区人口的急剧膨胀。到了90年代初期，721矿的职工人数达到了3000人，连带着生活区的居民人数也膨胀至1万。这座昔日不算热闹的小镇，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大型热闹的工业社区。
然而，繁荣的表象背后，矿区的资源消耗日益严重。
我亲眼见证了周围环境的恶化。电力和生活资源的短缺成为常态，煤气供应的不稳定迫使矿区居民们不断寻找替代的燃料来源，尤其是逐月下降的开采数量，更预示着721矿的油尽灯枯。
十多年后，我逐渐感觉到体力的消耗和精神的疲惫。尽管我不下井，但矿区的粉尘、噪音和长期的工作压力还是让身体不堪重负。与此同时，矿区生活逐渐变得单调，我的妻子姚兰的身体也开始出现小病小痛，此外儿子也到上初中的年龄，为了孩子我也要另谋出路或者更进一步。
1983年，我申请从721矿回到上海，在一家机械厂上班，因为我是从铀矿出来维修室，不知不觉就在旁人眼中笼罩了一层神秘色彩，最有趣的是我儿子，老师问他我的工作是什么，他说我是造原子弹的，可是把他们老师吓一跳。
回到上海后，生活确实安逸很多。尽管如此，我也从未后悔自己进入721矿的选择。这段岁月虽然艰难，但也充满意义。我用自己的双手为家庭和矿区贡献力量，见证了矿区的繁荣与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