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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文内容均引用权威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未已标注文献来源及截图，请知悉。

编辑|李冕智

如今在联合国中，只要中国外交官一发言，无论是目中无人的美国代表，还是蛮横无理的以色列代表，都得竖起耳朵认真听，生怕翻译出了问题，曲解了中国代表想要表达的真正意思。

从民国到新中国，从雨中艰难前行到为人撑伞，中国外交走过了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见证了中国由衰弱走向富强的全过程。

为何其他国家代表对中文翻译如此小心？中国外交又经历了怎样的兴衰荣辱？接下来请听笔者娓娓道来。

新时代中国外交

去年11月，一段视频不仅在中文互联网平台受到疯狂转载，还在国外的YouTube、Facebook等社交媒体受到国外网民的点赞和评论。

该视频拍摄于当地时间11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加沙地带局势举行公开会议，代表以色列出席会议的是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吉拉德·埃丹。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吉拉德·埃丹正是前不久在联合国会议现场，用便携式粉碎机撕碎联合国宪章那一位。

而在11月22日的这场会议上，轮到吉拉德发言时，他一开口就是满嘴不堪入耳的粗话：“你们太无耻了，联合国妇女署，简直是无耻！联合国妇女署没有执行在网站上许诺的，所有的妇女和儿童……”

吉拉德的话还没说完，便被不远处叩击桌案的声音打断，吉拉德正要发作，闻声望去发现打断他发言的人居然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

吉拉德愣了愣，赶忙把刚到嘴边的粗话咽了下去，就连眼神都变得清澈了，慌乱中赶忙抓起。

与此同时，整个会场都安静下来，仿佛整个班的学生等着老师训话。

随后，张军代表提醒以色列代表注意言辞，对与会人员保持基本尊重。

而向来桀骜不驯的以色列代表连忙点头称是，原先准备的好几页激烈言辞被迫取消，恨不得赶紧结束自己的发言阶段。

张军代表的发言得到了许多国外网民的称赞，毕竟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的暴行世界人民有目共睹。

而张军代表的行动令以色列代表的表情从凶神恶煞到呆若木鸡，前据而后恭的模样思之令人发笑，也算是为加沙人民出了口恶气，让以色列代表认清楚，联合国不是他们能够为所欲为的地方。

此外，在张军代表发言时，之所以会场满坐寂然无敢哗者，不仅仅是出于对张军代表的尊敬，还因为相较于其他语言，翻译中文更需要字斟句酌，有时候一句话背后往往隐藏着多层意思，这就相当考验外国翻译的汉语水平了。

曾有一位来自乌克兰的翻译表示，每当中国人说“我们中国有句古话”时，他们心里都会紧张一下，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下一秒对方会说出什么古话，可能是成语，也可能是歇后语，还有可能是古诗词。

比如对方说了个成语，其中包含的不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还包含成语背后的典故。

而且在成语说出来后，还需要结合语境，解读对方真正想表达的意思，这对于翻译来说实在是太过折磨。

比如曾任苏欧司苏联处处长、参赞的外交官周晓沛先生，曾分享过一段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时发生的趣事。

当时苏方代表怒斥我国代表将他们比喻成卑微的虫子，还说他们根本没有要占领我国“甘肃”和“四川”的意思，硬说我方代表赤裸裸地污蔑他们。

起初我方代表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回去翻会议记录时才发现，原来是因为我方代表在发言时用了“作茧自缚”、“得陇望蜀”等成语，不懂中国历史的苏联翻译自然就曲解了我方想表达的意思。

不得不说，这也算是文化太过博大精深带来的烦恼。

尤其是在联合国会议这样的大场合中，中国代表说的每一个成语乃至每一个字都可能对会议走向产生影响，这就要求翻译官们必须快速准确地将中国代表的想法转达给本国代表，自然也就无人敢在中国代表发言时大声喧哗。

而为了让世界安静下来，听一听中国人的声音，中华民族却足足花费了一个世纪。

百年风雨路

中国重新听到世界的喧哗，大约是在1840年。

英国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虎门大桥，也轰开了中国尘封已久的国门，“天朝上国”的无上尊严在黑漆漆的炮弹冲击下出现裂纹，屈辱沉重的近代史自此开始。

一份份不平等条约接踵而来，一块块国土惨遭蚕食，中国开始从“天下”走出来，进入“万国”，不得不面对诸如“亚洲”“中国”和“世界”这样一些观念的冲击。

彼时的中国被镶嵌在列强制定的不平等体系中，如同列强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甚至有时打了胜仗（比如1883年中法战争），腐朽的清政府也会委曲求全，割地赔款。

直到民国成立，一代代仁人志士挺身而出，力主修订或废除不平等条约，试图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回到平等的基础上，他们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中国外交迎来转折。

1917年8月，中国对德奥宣战，并派遣十万劳工赶赴欧洲。

同时，民国政府借此机会废除了与德奥两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特权，这也是中国近代外交极为宝贵的光荣记录。

及至一战结束以后，中国虽为战胜国，却被列为第三等国家，只允许派遣两名代表出席巴黎和会。

而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更是受到莫大羞辱。

主导和会的英美等国，居然主张将德国在青岛的权益转交给日本。

此次和会也令我国外交人员彻底看清了列强的丑恶嘴脸，什么国际秩序都是狗屁，哪怕成为战胜国，只要实力不过关，在列强眼中依旧是餐桌上的食物，这便是弱国无外交。

在电影《我的1919》中，顾维钧在和会现场掷地有声地说道：“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而在真实的历史中，中方代表同样拒签和约，此次拒签既是近代中国与列强交往中以理抗争的里程碑，更是灰暗岁月中的一盏明灯，给予中华民族坚定向前的信念。

进入二十年代，随着国民大革命的兴起，“打倒列强”成为革命军的口号之一，尤其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后，中国各地掀起反帝浪潮。

当时在华的美国学者多萝西·博格认为，这是中国外交的转折点，列强肆意欺凌中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发起 “改订新约运动”。

通过谈判，中国废除了慈禧当年拱手交给列强的协定关税权，实现了关税自主；收回了威海卫租借地、天津（比利时）租界，并将北伐时已事实收回的镇江英租界和厦门英租界正式纳入版图；收回了部分司法主权，上海租界法院成为中国人控制的法院。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942年1月1日与26国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对轴心国宣战。

此时，中国在远东战场的作用尤为重要，日本三分之二以上的兵力被锁死在中国战场，无暇支援太平洋战场与苏联战场，中国为盟军在其他战场上的高歌猛进付出巨大牺牲。

为了稳住中国，美英两国于1943年1月11日与国民政府签订新约，主动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

而这一年，刚好是《南京条约》签订后的第一百个年头，时隔百年，中国终于挣脱了列强枷锁，这也是中国外交的伟大胜利。

但是，国民政府的外交依旧不是完全独立自主的，蒋介石依旧试图依靠美英等列强势力，达成他统一中国的最终目标。

同时，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面前，中国仍旧是棋盘上的棋子。

在雅尔塔会议上，中国成为美苏博弈的筹码，被随意处置，甚至为了争取苏联对日作战，美国政府强迫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

绥靖政策从来没有消失，只不过换了角色和地点。

而国民政府未能根除的沉疴，我党和解放军将一扫而空。

1949年4月渡江战役期间，英国紫石英号军舰无视警告，闯入国共交战区，企图以坚船利炮阻挠解放事业。

多次警告未果后，我军向紫石英号开炮，将其打至搁浅，随后又以“围点打援”策略轰击前来支援的英国军舰。

紫石英号的搁浅象征着昔日无所不能的日不落帝国迎来黄昏，炮舰外交从此退出中国历史舞台。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109年前，是英国用舰炮轰开中国国门，109年后，解放军用大炮作出回击，标志着中国的新生，中国外交自此进入新的时代。

新中国外交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美国纠集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全方位封锁，企图将红色中国扼杀于摇篮之中。

作为新中国首任外交部长，周总理肩负着最为艰难的破局重任。

周总理通过中央组织部从全国各地网罗优秀干部，建立了新中国第一支外交团队，开启漫长攻坚之路。

1953年12月31日，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周总理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中国外交奠定基调。

面对大国，周总理总是泰然自若，维护中国尊严；而在与小国相处时，周总理又总能做到将心比心，尽量做到面面俱到。

1954年，周总理率团参加日内瓦会议，由于美国内部意见不一，态度十分混乱暧昧。

美方代表团团长史密斯前一天表示能够讨论的问题，第二天却被另一位外交官罗伯逊矢口否认。

周总理建美国故意干扰会议进程，于是直截了当地对罗伯逊说：“如果美国敢于挑战，我们将能够应战。”

在1963年至1964年访问亚非欧14国期间，恰逢西非国家加纳总统恩克鲁玛遇刺，一段时间无法外出。

原本外交部的同志建议取消加纳行程，但周总理却认为，此时正是加纳和恩克鲁玛总统遇到困难，需要支持的时候，中国代表团更应该前去慰问。

为了照顾对方的难处，周总理提出可以打破常规礼宾，一切活动在恩克鲁玛住处进行，在周总理的贴心建议下，加纳之旅正常开展。

而周总理这份面对大国的不卑不亢，和面对小国时的不矜不伐也成为中国外交的传统。

时至今日，尽管随着科技发展，人类生活与百年前相比已是天壤之别，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旧秉持着大国沙文主义。

就在不久前，布林肯还公开鼓吹“餐桌菜单论”，尽显霸权底色。

对此，王毅部长作出强硬回复：“不能再允许谁的拳头大谁就说了算，更不能允许有的国家必须在“餐桌”上、有的国家只能在“菜单”里。”

因为中国曾经感受过“弱国无外交”的切肤之痛，所以中国愿意为饱受欺凌的小国撑伞前行。

无论是过去的塞尔维亚，还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在鸡蛋与高墙之间，我国永远站在鸡蛋一边，在强权与公理之间，我国永远支持公理。

参考文献：

1.《周恩来的外交风范》

2.《中国外交的伟大历史征程》

3.《中国外交的特点和趋势》

4.《民国外交史视野下的中国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