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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江流川

犹太游说集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当时基督教复国主义者威廉·E·布莱克斯通和乔治·布什等人开始呼吁美国政府支持犹太人返回以色列。

布什在1844年发表了《视野之谷：以色列的枯骨复活》一书，呼吁提升犹太人的地位，并促使他们返回以色列土地。

他相信这不仅有利于犹太人，也能为全人类带来福祉。布莱克斯通在1891年发起了“布莱克斯通备忘录”，试图说服时任总统本杰明·哈里森向奥斯曼帝国施压，将巴勒斯坦交还给犹太人。

20世纪初，犹太复国主义在美国得到了更多的支持。1914年，路易斯·布兰戴斯成为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的重要领袖，领导的美国临时犹太复国主义事务执行委员会筹集了大量资金，援助欧洲战区的犹太人。

布兰戴斯的领导下，美国成为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金融中心。

英国的《贝尔福宣言》进一步推动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美国国会也在1922年通过了首个支持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家园的决议。

同年，国际联盟批准了巴勒斯坦的托管协议，这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立足提供了法律依据。

1947年到1948年期间，美国的犹太游说集团积极推动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分治计划，并支持以色列独立。

1950年代，美国犹太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的前身，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公共事务委员会成立，反击艾森豪威尔政府可能调查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的传闻。AIPAC逐渐发展成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亲以色列游说组织。

1967年前，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援助有限，但随着1967年六日战争后，以色列在美国政府和公众中的支持率大幅上升。1976年至2004年间，以色列每年从美国获得的直接援助最多。这些援助和政治支持的背后，是犹太游说集团在美国政界的深远影响。

犹太游说集团在美国的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其主要目标是确保美国对以色列的强有力支持，并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手段维护以色列的利益。

犹太游说集团的资金来源多种多样，主要包括政治行动委员会（PACs）的捐款、富有的个人捐赠者和各种基金会的资助。

这些资金的主要用途是支持亲以色列的政治候选人，组织宣传活动以及影响公共政策。美国全国各地的地方政治行动委员会往往以捐赠者所在地区命名，并为支持以色列的候选人提供资金。个人捐赠者也通过捆绑捐款的方式，为这些候选人提供额外的资金支持。。

犹太游说集团通过多种手段来操纵政治和影响政策。首先，他们通过直接游说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提供详细的政策建议和分析，帮助他们了解以色列的立场和需求。

AIPAC等组织会定期安排立法者前往以色列进行实地考察，使他们亲身体验以色列的安全环境和政治局势，从而增强他们对以色列的支持。

其次，犹太游说集团通过组织大型会议和年度政策会议，将美国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重要人物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和推广亲以色列的政策。。

犹太游说集团还通过媒体宣传和公共关系活动，影响公众舆论。媒体监控组织如中东问题报道准确性委员会（CAMERA）积极监控新闻报道，确保以色列的形象不受损害，并纠正对以色列的负面报道。

犹太游说集团的影响力遍布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

在政治领域，他们成功地推动了许多有利于以色列的法案通过，例如1970年代的《对外援助法案》和2000年代的《以色列安全法案》。这些法案确保了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增强了以色列的国家安全。

在经济领域，犹太游说集团通过影响关键行业的政策，确保以色列在技术、军事和能源等领域的优势。

例如，他们推动美国对以色列的科技合作项目，促进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此外，犹太游说集团还在金融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吸引大量投资者将资金投入以色列的创新企业。

在社会领域，犹太游说集团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项目，增进美国民众对以色列的了解和支持。通过在大学校园内组织讲座、研讨会和学生交流项目，他们成功地培养了新一代支持以色列的年轻人，确保未来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不会削弱。

犹太游说集团在美国政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赢得了众多政治人物的支持，同时也面临一定的反对声音。

在支持者中，前总统杜鲁门是最早的一位，他在1948年不顾国内外反对，迅速承认了以色列的独立。此外，约翰逊总统、尼克松总统和克林顿总统都在任内对以色列提供了重要支持。克林顿总统在其任期内，积极推动以巴和谈，试图在中东地区实现和平。

然而，犹太游说集团也遭遇了一些反对声音。例如，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956年苏伊士危机期间对以色列采取了强硬立场，迫使以色列从西奈半岛撤军。

另一位反对者是前总统卡特，他在任期间多次批评以色列的定居点政策，并在卸任后撰写了《巴勒斯坦：和平不是种族隔离》一书，公开表达了对以色列政策的不满。

犹太游说集团不仅在推动具体法案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还在重大政策调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78年的《戴维营协议》。在这次历史性会谈中，美国总统卡特、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共同签署了和平协议，结束了两国之间长期的敌对状态。

另一个重要的政策调整是1990年代初期的《奥斯陆协议》。在这次协议中，美国政府扮演了重要的调解角色，帮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达成了历史性的和平协议。犹太游说集团在此期间通过各种渠道影响美国政府，确保其政策倾向于支持以色列的立场，最终促成了协议的签署。

2015年，尽管奥巴马政府与伊朗达成了《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但犹太游说集团一直对此持强烈反对态度。

他们通过游说国会议员、组织反对活动以及利用媒体影响舆论，成功地在国内制造了广泛的反对声浪。最终，特朗普总统在2018年宣布美国退出该协议，重新对伊朗实施制裁，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犹太游说集团的影响。

犹太游说集团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反而在某些方面有所增强。

例如，近年来，他们在应对反犹主义和维护以色列国际地位方面做出了大量努力。通过与美国政府的紧密合作，犹太游说集团成功推动了多个反对反犹主义的法案通过，并在国际舞台上为以色列争取到了更多的外交支持。

在美国金融行业，犹太游说集团发挥了显著作用。大量犹太裔金融家和投资者活跃在华尔街，他们通过资本运作和金融创新，对美国金融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

犹太游说集团通过推动美以两国在金融领域的合作，吸引了大量美国投资者将资金投入以色列的创新企业，增强了两国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

犹太游说集团在影响美国经济政策方面也有他们的声音，特别是在贸易政策和对外援助政策上。通过强大的游说力量，犹太游说集团成功地推动美国政府对以色列实施了一系列有利的经济政策。

在贸易政策方面，美国与以色列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大幅减少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壁垒，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快速增长。

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不仅使以色列商品更容易进入美国市场，也为美国企业开拓以色列市场提供了便利。这一政策的实施，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增加了双方的经济利益。

在对外援助政策方面，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这些援助不仅帮助以色列提升了国家安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

以色列利用美国的援助资金，采购大量的美国军事装备和高科技产品，反过来刺激了美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了就业机会。

犹太游说集团还通过影响美国的能源政策，推动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以色列近年在天然气开采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通过游说集团的努力，美国公司参与了以色列的能源开发项目，双方在能源技术和资源方面实现了共享。

犹太游说集团在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持续的政治游说和公共关系活动，这些集团确保了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

犹太游说集团对中东局势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通过推动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这些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东地区的政治格局。

首先，美国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使得以色列在与阿拉伯国家的冲突中处于有利地位。这种支持不仅包括军事和经济援助，还包括在国际外交中的庇护，使以色列能够在面临国际谴责时得到美国的保护。

犹太游说集团在推动美国对伊朗的强硬政策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美国对伊朗实施了一系列制裁措施，限制其核计划的发展，这些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犹太游说集团的影响。通过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这些集团确保了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安全利益。

参考文献：

新民晚报：看犹太游说团体在美影响力

左锦涛：美国为何总为以色列“出头”——游说集团的力量 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