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传记《高志远传》第一部《高翔云》第二章 时局

高志远画像

1、“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日本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千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东北军驻沈阳之北大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

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后陆续侵占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它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正式成立。溥仅担任“国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 (今吉林长春)。

1932年9月15日，日本与伪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满洲国承认日本的既得权益，并允许日军“关东军”在满洲国内驻军。

冀东为东北通往内地之咽喉要道，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发展的结果，使东北与冀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形成了唇齿相依的密切联系。

唇亡齿寒，“九一八”事变和后来的东北沦陷、伪满洲国成立，“不仅使几千万东北同胞做了亡国奴，同时给冀东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随着众多东北军退入关内，冀东各县驻兵增加，人民负担加重。

冀东与东北为邻，昌黎、滦县、乐亭、临榆和抚宁等县在东北经商做工之人甚多。随着东北沦陷许多人逃归乡里，从而加剧了冀东劳力过剩；或因归途受阻沦落关外，与家乡失去联系而致亲眷生计无着。

1932年3月，日本在我国东北策划成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将山海关变成所谓西南‘国境线’。这就堵塞了从东北向关内运销粮食的渠道，使长期依赖东北的昌黎等缺粮县绝了粮源，闹起饥荒；更兼一些奸商抢购囤积、哄拾粮价，遂致一般人家只能靠吃野菜和榆树皮充饥度日。

同时，随着东北军和大批难民的流入，东北纸币在冀东城乡大量流行，导致通货膨胀，市场紊乱，商业萧条。手工业生产，也由于市场变窄趋于衰落。至1932年底，仅昌黎、乐亭两县就有万多名小店员失业。（见中共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冀东革命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6月北京第一版，第128-129页）

2、山海关保卫战与长城抗战

位于冀东地区东北端的山海关,“在历史上曾是中华民族借以保护内地安全的战略要地。但自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之日起，这里就一步步沦为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的桥头堡。在这里，不仅驻扎了日本守备队、宪兵队，而且有充斥街市、受到日军庇护或指使的日韩浪人及密探。中国军队的一切行动均处于日军密切监视之下。在沿山海关、秦皇岛的海面上，闯入中国领海的日本舰队可自由游弋，掌握了制海权。而北京—辽宁路这条交通干线，也完全为日军所控制，沿途重要站点均有日军驻扎。日军官兵可随时窜上行经该线的中国军车进行‘稽查’，实际上剥夺了中国军队在自己领土上布防的自由，日本军队则借助铁路之便自由行动”。（见《冀东革命史》，第134页）

占领整个东北之后，日本侵略者没有停下扩大侵华战争的脚步，而是加紧对驻守山海关的东北军将领、临(榆)永 (平)警备司令何柱国的威逼利诱，策动何柱国脱离张学良，实行“独立自治”，何不予理睬。

1932年12月8日，日本关东军为逼何就范，以铁甲车炮击山海关，借何出面交涉之机，再度压何取缔排日抗日活动，实行自治，仍未得逞。

1933年1月1日上午，“驻辽西绥中的日军向山海关方向运动；下午，日军在南关外寻衅并向中国哨兵射击，迫其退入城内。翌日，日军炮击山海关并派步兵爬城进攻。中国守军忍无可想，遂不顾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奋起还击，打响了长城抗战第一枪。”

“至1月3日拂晓，日军第八师团铃木旅团数千人，在飞机、坦克及海军舰炮火力配合下，向中国守城部队轮番猛攻，于下午2时突入城内。中国守城官兵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终因孤立无援，被迫退至城外，到石河西岸集结布防。”

“尽管驻守这里的爱国官兵奋勇拼搏，但由于国民党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要塞还是陷落了。日本侵略者闯进了冀东。”（见《冀东革命史》，第134-135页）

1933年3月，日军分路侵犯长城各口。3月10日-19日，日军进犯喜峰口至罗文峪一线，11日-12日，侵占古北口，4月11日，侵占冷口，攻占迁安县城。至4月 17日，在滦河东岸与日军作战之中国军队全部撤到滦河西岸。

5月初，日军向长城以南地区发起全线进攻。5月24日，日军迫近顺义、通州、香河等地，威胁北平。

日寇侵占山海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