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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钧只能算是近代以来最杰出的“半个”外交家。有不少人在提到顾维钧时，均保持着这样的态度和看法。

但尽管被称为“半个”外交家，但顾维钧凭借自己出色的辩才，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民国第一外交家”，在民国政坛上始终屹立不倒，时间长达半个世纪。

顾维钧生于国力日渐衰微的大背景下，不过，他的家族却是江苏太沧州嘉定城中的大户。因此，顾维钧从小便没有经历过底层老百姓生活的苦难。

1888年1月29日，顾维钧出生，排行老四。此后，他在上海租界内的一个富商家庭中长大。3岁起，顾维钧先后被送入私塾、书院等地读书求学。

1900年7月，顾维钧因患上疟疾辍学在家，期间，上海的中医名家张骧云在为他看病时，觉得他聪明过人，便萌生了联姻之意。

于是，经过媒人的撮合，双方父母一拍板，年仅12岁的顾维钧便跟10岁的张润娥定了亲。不过，张家可不是高攀顾家。

20世纪初，在上海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得了伤寒病，去找张聋子”。张聋子指的就是张骧云。

张家世代中医名门，张骧云13岁起便跟随兄长学习伤寒时症、内伤杂病。后来自己设立的医馆，因为他治病有方，很有医德，病人纷纷慕名而来。

张骧云这一代，无论是声望、名誉，还是在医术方面的精深，都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张润娥是张家的独女，自然也是家中的掌上明珠。

1904年，顾维钧在美国留学，期间，家里频繁去信催他回家完婚。这时，已经接受了西方思想教育的顾维钧，主张自由恋爱，心中自然百般不愿。

然而，在巨大的压力下，顾维钧最终在约定不成婚的前提下假期回国探亲，但一回家，顾维钧便遭到了父母的双重施压，父亲更是以绝食威胁。

心软的顾维钧只好同意结婚，但只是形式上完婚。因此，洞房花烛夜，洞房里却只有新娘一人。后来，在母亲的万般恳求下，顾维钧才回到了房中。

尽管回到了房间，但顾维钧却不肯上床，即便面对放下身段的张润娥相请，他也婉言相拒。从此，两人井水不犯河水。

5年后，顾维钧向张润娥提出离婚，张润娥只是听着但不发表意见，既不拒绝也不同意。

后来，顾维钧对她说：“如果双方同意，婚约就能够解除。”同时，他将相关的法律文书也一并交给了张润娥。

经过思考，张润娥表示要与其面商。

1911年，两人签订离婚协议，正式解除婚姻关系。张润娥此后在观音堂吃斋念佛，不再动凡心。

顾维钧真正的爱情开始于他的第二段婚姻。

顾维钧在美国留学期间，曾受到唐绍仪的赏识，并与唐绍仪的爱女唐宝玥结婚，从而以此为起点逐渐走上了政治道路。

1908年，唐绍仪被清政府任命为专使赴美活动。希望能够说服美国在中国东北投资，并推动中德美联盟和裁厘加税事。但没能获得重要进展。

唐绍仪作为清政府特使访美期间，还接见了40位中国留学生，其中便有顾维钧的身影。同时，他作为学生代表发言，其风度和口才令唐绍仪十分赏识，唐绍仪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秘书。

当时，顾维钧正在准备博士答辩，论文只写了一个序章。完成学业和回国让他十分纠结。为此，顾维钧向自己的导师约翰·穆尔倾诉了自己的苦恼。

没想到的是，导师约翰·穆尔却十分坚定支持他回国，对他说：“你学习外交本来就是为了报效国家，现在又有这么好的机会，应该抓住它。”

随后，约翰·穆尔又看了顾维钧完成的博士论文的序章。看过后，他说道：“单独的序章就已经写得很好了，就拿它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就行了。”

于是，顾维钧顺利完成了学业，拿到了博士学位证书，同时，他又顺利回国走上了官场。

在唐绍仪的介绍下，唐宝玥和顾维钧有了接触的机会，唐宝玥同样接受过西方教育，性格温柔大方。

两人在相处中逐渐互生好感，1913年6月4日，顾维钧和唐宝玥正式举行了婚礼。

尽管这段婚姻在一定程度上帮助顾维钧走上了政治道路。但两人的婚后生活十分甜蜜。唐宝玥先后诞下一儿一女。

遗憾的是，1918年初，跟随顾维钧在美国的唐宝玥不幸感染流感身亡，这给顾维钧造成了巨大打击，他甚至提出辞呈，希望辞去美国公使的职务。

不过，由于当时巴黎和会召开在即，他的辞呈被北洋政府驳回。

随后，顾维钧强忍丧妻之痛，在巴黎和会上力争国权。为争取西方人士的理解和支持，他将孔子比作耶稣，将山东比作耶路撒冷，指出“中国之不能放弃山东就像西方之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

尽管顾维钧的精彩发言强硬批驳了日方的无理要求，引起各方强烈反应，山东问题引起世界广泛关注。

但会议最终规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让给日本。消息传回国内，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中国代表团最终没有出现在对德和约签字仪式现场，以这种方式拒绝签署条约。

巴黎和会后，顾维钧在外交界的名誉和声望如日中天。1920年，顾维钧与号称“亚洲糖业大王”的华侨黄仲涵的女儿黄蕙兰相识。

顾维钧的人格魅力令黄蕙兰印象深刻，她开始疯狂地追起顾维钧来。

一天晚上，黄蕙兰十分直白地对顾维钧说：

“我的金钱力量，可以保证你事业的成功，我们来开始合作吧。”

同年10月11日，两人在伦敦结婚。此后，黄蕙兰追随顾维钧活跃在国际政坛上，并凭借着强大的财力助丈夫一臂之力。

回国后，顾维钧在政坛上如鱼得水，平步青云。一次，章士钊被问道“顾少川要组阁可能成为事实吗？”

章士钊则明确回答称：“以顾夫人的多金，少川要当总统也不难，岂仅一个国务总理。”

虽然这段合作婚姻为顾维钧的官途带来了不少助力，但婚后，两人在情感方面很难同频，婚姻也逐渐走向消亡，于1959年正式离婚。

1958年，顾维钧与严幼韵结婚，这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段婚姻。

严幼韵是复旦大学的第一批女学生，曾是上海交际场中的名流。1929年，严幼韵与时任外交部顾问的杨光泩结婚。

两人的婚姻一度在整个上海引起热烈讨论，一个是年轻有为的外交官，一个是复旦才女。他们的婚姻被不少人看好。

因杨光泩与外交总长顾维钧在工作上有不少接触，严幼韵这时便已经与顾维钧相识。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杨光泩不幸牺牲，留下了妻子严幼韵和三个女儿相依为命。

1945年，严幼韵带着三个女儿来到了美国，并进入联合国工作。在这里，她凭借自己的努力成长为了一名杰出的女外交官。

期间，严幼韵和顾维钧再次相逢，两人于1958年结婚。

婚后，两人生活甜蜜，互相关爱。顾维钧对待严幼韵的三个女儿视如己出，十分疼爱他们。同样，严幼韵很十分用心地对待顾维钧的儿女们。

除了对双方各自的儿女一视同仁外，严幼韵还十分关心丈夫的生活起居，从床的高度、枕头的高度、床垫的厚度，到每天的餐点、作息时间等，事无巨细。

顾维钧的大儿子曾说“如果不是她（严幼韵），父亲的寿命恐怕要缩短20年。”

短短一句话，足以看出严幼韵对顾维钧的关心。

顾维钧一生共经历四段婚姻，晚年，在提到自己的四任妻子时，他曾作出过这样的评价：

“原配妻子，因父母之言，主命；唐宝玥，因政要之女，主贵；黄蕙兰，因富家千金，主富；严幼韵，因情意相通，主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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