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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0月，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来到了江西井冈山，与当地的农民自卫军合作，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当时，井冈山上有一个名叫贺子珍的共产党员，有着“永新一枝花”的美誉。毛泽东在井冈山上工作期间，与贺子珍有不少接触，他渐渐地被其出色的工作能力所折服。

这一时期，毛泽东在进行农村调查并写出不少调查报告过程中，贺子珍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助手作用。

当时，毛泽东与杨开慧失去联系，在当地同志们的撮合下，两人终于结为革命伉俪，并在1928年5月举行了婚礼。

此后十年间，毛泽东和贺子珍一起经历了革命和生活的磨难坎坷，他们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在战火纷飞中并肩而行。

贺子珍和毛泽东共生有三儿三女，然而，李敏是两人唯一活下来的孩子。生育和孩子夭折的痛苦是贺子珍一生中最为惨烈的经历。

1929年，20岁的贺子珍生下了第一个女儿，由于当时正忙于革命工作，与毛泽东商量好后，两人决定将孩子送到当地的一户人家，并给了15块大洋。然而，1932年，贺子珍却被告知孩子已经逝世的噩耗。这令她伤心不已。

1932年11月，贺子珍生下了一个儿子，毛泽东亲自为他取名“岸红”，小名是“毛毛”。毛毛在父母身边待了两年，受到了父母的疼爱和陪伴。

然而，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和贺子珍夫妇一起随部队转移，两人便将毛毛交给了留下来继续斗争的弟弟毛泽覃和弟媳贺怡。然而，随着毛泽覃牺牲，毛毛也下落不明。

新中国成立后，贺怡还曾多次前往江西寻找毛毛，遗憾的是，她多次寻找无果，还在途中意外遭遇车祸身亡。

后来，在江西省优抚处的努力下，他们将一个名为“朱道来”的照片送到了毛主席和贺子珍手中，两人不约而同认为他就是儿子毛毛，不久，查验血型后也显示结果一致。

就在大家都认为朱道来就是当年丢失的毛毛时，却有一位南京的女干部申诉称朱道来是她的孩子。周总理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听后，仅用一句话便断了案：“不管他是谁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就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1933年，贺子珍再次生下一个男孩，但由于早产不幸夭折。

1934年底，贺子珍在长征途中第四次怀孕。一天，在转移途中，贺子珍突然肚子疼，她意识到应该是要分娩了。由于当时正在行军途中，条件十分恶劣，大家找了一间破房子作为临时的产房。

部队一批又一批从产房门口走过，贺子珍也终于生下了一个女儿。随后，医生和护士便急忙将她放到担架上继续抬着转移。

在这一紧急情况下，根本不容贺子珍多想，她将身上仅有的4银元放到了孩子身旁，将孩子送到了当地老乡的家中。

毛主席得知后，伤心地说道：

“我们只能这样做。我们干革命是为了造福下一代，但当时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

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贺子珍曾托人寻找过这个孩子的下落，但由于当时情况太过紧急，没有留下什么信物，就连名字都没有。因此，这个孩子也始终没有找到。

1936年，贺子珍在保安生下女儿李敏，李敏出生时由于身体十分瘦小，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和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心疼地叫她“小娇娇”。毛主席见状，便正式给她取了个名字叫“毛娇娇”。

1937年，贺子珍又一次怀有身孕。这一时期，延安已经成为了全国进步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许多进步青年纷纷奔赴延安。为了革命事业，毛主席变得更加忙碌，与妻子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少。

贺子珍在这里变得更加孤单，性格内向、要强的她把这些不满压抑在心中，情绪时常沉闷，加之她由于战争时期身体上留下的创伤，使得她还要经受枪伤遗留的痛苦。

于是，贺子珍最终决定离开延安。原本她是打算去上海接受治疗，取出身体里残留的弹片，但由于当时复杂的形势，她最终未能成行，辗转来到了新疆，并在不久后乘飞机去往苏联。实际上，在贺子珍决定离开延安去苏联的过程中，毛主席曾多次劝阻，甚至为此流泪，尽管如此，他还是没能让妻子改变心意。

就这样，贺子珍来到了苏联，原本她想通过手术将体内的弹片取出来，但没能成功。于是，贺子珍便进入了学校学习。

1938年5月，贺子珍生下一个孩子，但却在10个月后不幸夭折。不久后，贺子珍又收到了毛主席结婚的消息，双重打击下让她的精神有些涣散。

1940年，娇娇被毛主席送往苏联陪伴贺子珍，娇娇的到来让贺子珍逐渐振作起了精神。

1948年，贺子珍带着女儿娇娇回到了祖国，不久后，毛主席派人接她到自己身边。对此，娇娇用俄文给毛主席写去了一封信，询问自己身世的真假。她在信中写道：

“毛主席：

大家都说您是我的亲生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有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请赶快来信告诉我，这样，我才好回到您的身边。”

毛主席看到娇娇的来信后，立即给女儿回信写道：

“娇娇：

看到你的来信很高兴。你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去苏联十多年一直没有见过面。你一定长大了长高了吧？爸爸想念你……爸爸欢迎你回来。”

1949年夏，娇娇回到了毛主席身边生活，毛主席在跟人谈起娇娇时，便会十分高兴地说道：“我家有个会说外国话的洋宝贝”。而娇娇也成为了母亲贺子珍和毛主席之间沟通的桥梁。

娇娇上初中时，毛主席根据《论语·里仁》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这句话，为两个女儿分别取名李敏和李讷。

之所以选择李姓，这是因为毛主席在转战陕北时曾化名“李得胜”，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名字。因此，在为女儿取名时，他便选择采用李姓。

就这样，毛娇娇有了另外一个学名李敏。1958年，李敏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并于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9年，李敏与时任炮兵副司令孔从洲的儿子孔令华相恋结婚，毛主席亲自为两人主持了婚礼。婚后，李敏和孔令华育有一儿一女。

婚姻生活初期，李敏和孔令华依然住在中南海，但随着各种问题的出现，李敏最终决定搬出去。当她向父亲说明自己想要搬出中南海的打算时，毛主席并没有阻拦，只是叹了口气，说道：“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1964年，李敏和孔令华搬到了位于北京兵马司胡同的一处民居里，在这里，李敏第一次过上了真正意义上的平民生活。

这段日子，李敏过得十分简朴，甚至可以说是清贫。李敏和孔令华同在国防科委工作，两人的工资并不高，但却要抚养两个孩子，每月还要给母亲贺子珍寄一些钱。因此，他们的生活过得相当清苦。很难想象，当时毛主席的女儿过得是这样的生活。李敏走到大街上，几乎没有人会认出她就是毛主席的女儿。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特殊时期，李敏和孔令华的处境也十分艰难。从1972年毛主席患病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在这五年时间里，李敏仅见过父亲三次。

毛主席生前最后一次见到女儿李敏时，拉着她的手动情地问道：“娇娇，你来看我了？你怎么不常来看看我呢？”

李敏看着父亲眼眶一个劲儿地掉泪，却不知该如何跟他开口解释。

毛主席接着又问道：“你今年多大了？”

“39岁。”李敏回答道。

听到女儿的回答，毛主席吃力地摇摇头，说道：“不，你今年是38岁。”

卧病在床的父亲能够如此清楚地记着女儿的情况，这让李敏感动不已。

就在这时，毛主席突然伸出一只手，艰难地用右手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并微微张嘴说了一句话。

由于声音太低，一旁的李敏没有听清楚。她只好用眼神向张玉凤求助。张玉凤也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也不清楚。

毛主席发现李敏没有理解自己的意思，也累得不再说话，闭上了眼睛。李敏见父亲休息，便悄悄地退了出来。

其实，对于毛主席的手势，李敏当时猜测他可能是在问孔令华的情况，但由于不确定，她便选择了沉默。

此后长期以来，李敏的心中始终有一个未解的结，她始终好奇父亲临终前那个手势的意思。

多年后，李敏跟朋友在聊天时提起这件事后，朋友的一番话让李敏觉得很有道理。那个朋友对李敏说道：“你父亲不会是在问你妈妈的情况吧？也或许是在嘱咐你要照顾好你妈妈？主席用手势比了个圆圈，这意思是不是指的就是你母亲原来的名字桂圆呢？”

李敏听后觉得很有道理，她开始后悔不已，责怪自己没能理解父亲的意思。否则，自己一定会在他耳边向他说明母亲的近况，告诉他妈妈一切都好，自己也一定会照顾好她。

毛主席逝世后，李敏连续几天跟广大人民群众一样排队进入灵堂，瞻仰毛主席的遗容。

毛主席虽然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但对于子女，他有着严格的要求。毛主席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要求儿女们做一名普通人，回到人民之中去。”

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初，毛主席便语重心长地指出：“党的高级干部子弟的教育不仅是家事，更是国事。”并要求自己的孩子们“不要把我经常挂在你们的嘴上吓唬人，时时刻刻都要夹着尾巴做人。”

可以看到，毛主席的儿女们像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没有享受过一点儿特权，始终跟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更是用生命践行了毛家家规。

虽然没有享受过什么福，但对于毛主席的孩子们来说，父亲却给他们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李敏在搬出中南海过上真正意义上的平民生活后，对父亲曾说的“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有了更为深刻地认识。

李敏慢慢领悟到了父亲的用心良苦：“爸爸是担心我们长期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中生活，就会借着父母的特殊地位而飘飘然。会借父母的权势目中无人，借父母的荣誉乱发议论。这样的人，小而言之，会害了自己，大而言之，害国害民。”

除了在对待子女的教育问题上十分严苛外，对于亲朋好友，毛主席也丝毫“不客气。”

1950年，毛主席的表兄文运昌来北京请他帮忙安排工作，并给出了一个写有15人名字的名单。毛主席看过名单后，随即批示道：“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说话的。”

此后，文运昌曾连续多次提出这样的要求但均遭到了毛主席的严词拒绝。从毛主席这样短短的一句话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对于权力的敬畏和尊重。

实际上，毛主席虽然从未利用手中的特权为家人、亲朋好友谋取过利益，但这并不妨碍他是个念旧情、重情义的人。

毛主席很牵挂老家的亲人，他连续十年用自己的稿费接济亲戚。晚年患病后，毛主席还不忘嘱咐李敏和李讷要经常关照老家的亲人：

“我快不行了，有件事情只好请你们去做，家乡还有两个叔叔，连饭都吃不饱，你们要经常回去看看。”

1981年，中央的工作人员突然找到李敏给了她一个包裹，并告诉她说“这是毛主席留给你的。”

李敏颤抖地接过包裹，打开后，看到里面有一个信封，里面装有8000元，此外，工作人员还表示：“主席还给你留下了一台彩电和一台冰箱。”

这仅有的三样东西便是毛主席留给女儿的全部遗产。但他留给儿女们的精神财富却是无价的。

李敏从苏联回到祖国后才开始学习中国话，写中国字。起初，她看着那些复杂的方块字就头疼，为了让女儿尽快学会中国话，掌握汉字。她除了要完成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外，父亲还要求她练习毛笔字。

为此，毛主席亲自为女儿拿来了文房四宝，并将其用法耐心地教给她。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种简单的仿帖入手，到“毛娇娇学写字”这样的仿帖，毛主席就这样一点一点慢慢地教女儿学习汉字，并让李敏在学习写得一手好字的同时还能够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在迈过中文这道坎后，毛主席又开始要求女儿阅读中国传统文化名著。于是，李敏将自己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到了看书学习上。

一天，李敏进入父亲的书房后，看到桌上放着一本《唐诗三百首》，她便好奇地拿起来翻阅。里面的诗句深深地吸引了她。于是，李敏问道：“爸爸，这本书借给我看看吧。”

“好嘛，那你就拿去看。”看着女儿主动要求借书阅读，毛主席的心中很是欣慰。

除了鼓励女儿多看书之外，毛主席还会带着李敏去听相声、看京剧，为她专门请老师讲述唐诗、宋词等。

在李敏学习中文的过程中，毛主席给了她无限的鼓励和关爱，练就了她迎难而上的意志，这让李敏受益终生。李敏也动情地表示“父亲不仅仅是我的好爸爸，还是我的良师益友。”

对于子女的前途，毛主席最多的表态便是希望他们能够当一个普通人，回归到人民群众中去。毛主席是这样希望的，也是这样做的。

1964年，李敏搬出中南海后，生活过得很不容易。以前，他们一家都是去食堂吃饭，如今，除了要学会做饭外，她还要关注孩子的教育和抚养问题，还要学会节约用钱，将钱掰成几份花。

起初，李敏不会生火，满屋子被她弄得都是烟，做饭要不就是夹生饭要不就是糊糊的粥饭。在这段手忙脚乱的日子里，李敏安慰自己“吃得少，活得好，吃得简单，活得自然”。

一个星期后，李敏去看望父亲，她开心地告诉父亲说“爸爸，我现在有点会做饭，会炒菜了。”

毛主席听后，高兴地说道：“好，好啊，靠自己的双手比什么都强，什么都能够办到。”

在毛主席看来，让子女接触生活，融入群众，将来自立于社会，这是他为孩子们所做的长远打算。他深知，靠着自己这棵“大树”生活，日子注定不会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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