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标题：明朝三百年变迁概述（1）-明朝宦官专政的发迹史，根源还是在于“靖难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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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到明朝，您会想到什么？
想到“开局一个碗，结局一根绳”的网络桥段？没毛病，的确是开局一个破碗，撞击出驱除鞑虏的使命；也的确是结局一根细绳，讲述着山河破碎的忧伤。
想到“皇帝不上朝，只会炼丹当木匠”？如果这样想能够提起阅读明朝历史故事的兴趣，倒也无妨。
想到“郑和下西洋”，想到“战神皇帝被俘虏”，想到“阳明心学”，想到“粉骨碎身浑不怕”。想到以上任何一个细节都是明朝可能会给各位看官带来的直观感受。但是此刻，省愚希望换个角度思考明朝存在时期的独特的特征-即是宦官专权问题。
作为一个喜欢讲历史故事的博主，选择的题材的视角显然不能从寻常的视野进行跟进，咱们在今日故事讲述之前，需要明确一个史实，中华民族专制王朝历史上曾经出现了三次宦官专权的时期。
这三次还均出现在所谓的大一统王朝时期，第一次是东汉和帝至灵帝时期，长达一百年；第二次是唐朝公元755年至公元903年，长达148年；而这第三次便出现在明朝自15世纪起至17世纪前叶，超过两百年的时间。
或许此刻也有朋友认为，所谓“存在即合理”，然而省愚认为，看待历史问题，还是应当从批判的角度进行着眼思考，也即是找寻到事件的本因。很明显，宦官专政这一事件的客观存在是事实，但是并不合理。那么，明朝这长达两百余年的宦官专政到底是因何而起，后来又造成了何等的深远影响呢？准备好小板凳，收拾好心灵的边角料，今天的故事，马上开始。
·朱元璋的探索
公元1380年是为洪武十三年，这一年对于整个明朝走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52岁的朱元璋在思考如何能够保住自己子孙后代作为皇帝的绝对无法撼动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同时，决议废除丞相一职，从那天起，朱元璋的皇帝这个身份便将君权与相权集于一身。
朱元璋的鞋拔子脸画像倒是挺有名的，对吧？
当然，咱们也可以认为朱元璋的这个举动与胡惟庸有关，这倒不是今日所要详述的细节。
但是，他的这个举动将彻底奠定后续明朝两百余年的基本走向，甚至从清朝效仿明朝制度的角度上来看，奠定了后世近六百年的权力基调。即是，君权与整体的文官集团形成对垒的趋势。朱元璋自己拥有的绝对的权力，倒也不敢有哪个文官敢于与其对垒，但是其子孙后代便不敢保证君权不被挑战了。例如嘉靖时期的“大礼仪之争”，又如万历朝时期的“国本之争”便是比较彻底的体现。
朱元璋在位时，平均每天要批阅一百五十件奏章，裁决四百种案件，又设立“殿阁大学士”，常驻宫殿，作为皇帝秘书一样的存在。朱元璋在用自己的性格色彩与人格魅力辛辛苦苦地经营着这个政权。
其在位期间，大学士的职责和现在的秘书相同，有不输给宰相的工作量，但没有宰相的实权。所以说，看到此处还会有朋友嘲笑朱元璋的和尚乞丐的出身吗？在权力运用上，朱元璋算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皇帝中的头等狠角色。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值得推崇的行为，却造就了一个事实，洪武时期宦官没有文化，不识字，不干政，朝野上下算是一片安宁。
当时，大学士帮助皇帝批阅奏章，回复信件，捉刀文稿，也会分析案情，并把自己的意见上呈皇帝，但大学士草拟的意见皇帝会不会采纳，大学士自己也不知道，因他们和皇帝之间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他们的意见要靠主管内廷的宦官来转达，这些奏章称为“票拟”，宦官的身份虽然卑微，但在递送奏折、旨意的过程中已有秘书之实，同时因随伺皇帝而有进言影响皇帝决策的机会，只要有心上下操弄，即可轻易干政。不过咱们上一段说过，洪武时期的宦官仅仅充当的跑腿的角色，不识字，没文化，不敢轻易吱声，这种模式下，算是明朝初年的探索时期。
后来的明朝发展到了另外一个程度上，宦官识字有文化后，通过这种传话的方式成为了皇帝身边的参谋。与此同时，外朝权臣亦可藉与宦官勾结独揽大权，如万历初期的首辅张居正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
深谙为帝王之道的朱元璋明白宦官干政可能扰乱朝纲，或许他自己也仔细阅读过汉朝与唐朝的历史故事，所以曾立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更严禁宦官识字，以防其舞文弄墨。
但这样的局面却被靖难之变起兵夺位的明成祖朱棣轻易打破，朱棣夺位后，召用解缙、胡广、杨荣等入文渊阁参与机务，明朝内阁制度建立。更由于许多宦官在靖难之变中曾经暗助朱棣，因此朱棣也宠信宦官。划重点了，宦官专权的源头，还真是“叔叔打侄子”的这场“靖难之役”。
·永宣祖孙的思维导向传承
朱元璋驾崩后，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是为建文帝。建文帝在位时，御中官日严，下诏“出外稍不法，许有司械闻”，朱棣起兵时，宦官多逃入其军。在面对宦官的问题上，朱允炆与其祖父朱元璋的想法是一样的。但这并不影响朱允炆与朱棣叔侄之间针对当时局势的不同判断。
靖难之役后，朱棣夺得皇位，得助于宦官。这话可不是我最先说的，《明史·刑法志》云：“初，成祖起北平，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故即位后专倚宦官，立东厂于东安门北，令劈昵者提督之。”
而《明史·宦官列传》中也有记录为“以为忠于己，而狗儿辈复以军功得幸，即位后遂多所委任”；另一方面，因华北以北地区长期受异族统治，导致朝中官员大都来自南方，在朱棣掌权之后，部分为免朝政皆为一地方势力所把持，部分因宦官中出身北方、朝鲜者多利于外事，随开始重用宦官，例如派遣郑和、侯显、王景弘等率船队七下西洋，宣扬国威。所以说“郑和下西洋”这件事的出现，其诱因必然是较多的。
位于北京的太监墓葬
在自己夺位成功后，朱棣进一步开始权力分配与利益瓜分，设锦衣卫、东厂等特务机构，交由宦官主持，“令嬖昵者提督之”，“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
朱棣的决策产生的的影响十分重大，不但令宦官被委派行政任务的行为惯例化，使之主掌握东厂等机构更是令宦官集团常态化的掌握警察权，而隐然形成除科举官僚外的另一个官僚体系，其对情治权的掌握更令朝臣不论为排除异己、营私或自保均须结纳宦官。从而导致明朝政治开始腐败。
如果说朱棣的决策算是制度上开始让宦官专权有了契机的话，那么他的孙子宣德皇帝朱瞻基便是从学习能力上给予宦官重大加持。
明宣宗朱瞻基设“内书堂”，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从此宦官可以读书识字、舞文弄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司礼监又取得“批红”之权，可代理皇帝批奏章，“后来嗣主之怠荒，即人主不与政，惟有秉笔太监与政矣”。
由于明朝宦官可以受到正式教育，所以他们的知识和道德水平，整体上比第一、二次宦官时代的宦官高。皇帝也仗重宦官处理政事，与士大夫集团对抗，这也与第一、二次宦官时期，宦官只以亲近及控制皇帝得以掌权又不一样。所以，明朝这次宦官专权才给后世带来如此重大的影响，也形成了全世界几乎都绝无仅有的皇帝与士大夫集团双方对垒抗衡的局面，而皇帝的筹码便是那群舞文弄墨的宦官。说来也真是神奇，然而这就是事实。
·权力的约束游戏
第三次宦官时代，由英宗时期的司礼监太监王振揭开序幕。
公元1435年，9岁的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司礼太监王振带着他游戏，控制锦衣卫，正统七年王振毁去宫门所铸太祖禁内臣预政之铁碑，正统十四年又劝英宗御驾亲征，最后发生了“土木堡之变”，削弱明朝的边防力量，只能修长城加强边防。所以，一代战神的名号便随之而来，“明堡宗”的称号也与此相关。
英宗之子宪宗在位时，于成化十二年也即是公元1476年设西厂，后于1482年一度废除。宪宗之子孝宗时宦官之权势一度压抑，明武宗时复设西厂，并设内行厂，明朝宦官之权势无以复加。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除去刘瑾后，西厂与内行厂一同废除。说到此处，解释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为何明孝宗在史书上得到了极高的肯定？因为史书是士大夫集团编写的，也就是文官集团给予皇帝最直接的反馈，孝宗时期宦官权力算是整个明朝中后期最低的，当然会被士大夫集团进行褒扬。万事皆有因果，不过如此。
明神宗在位时因国本之争而怠政，最后的三十年只在金銮殿亮过一次相。内阁大学士数十年见不到皇帝，不能向皇帝面呈“票拟”，所有的“票拟”都要仰仗宦官转达，宦官的权力遂膨胀，但神宗仍掌握朝局。这里也算是一个权力约束游戏上的奇闻轶事，见不着皇帝的时期，皇帝通过宦官与士大夫集团进行泄愤式的抗衡，人类文明中，绝无仅有的一次。
魏忠贤专权是明朝宦官为患最烈的时期，天启帝朱由校按照人们的普遍想法整天忙着木工，没时间批阅公文，这给了魏忠贤很好发辉的舞台。当时政府高级官员和士大夫阶层，公然争先向宦官卖身投靠，甚至建立生祠，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国子监生陆万龄上书，称魏忠贤可与孔子相提并论，因为“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而忠贤诛东林”。
其后，魏忠贤生祠“几遍天下”，“每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且“剥民财，侵公帑，伐树木无算”。黄运泰造生祠迎塑像时，“五拜三稽首”，“率文武将吏列班阶下，拜稽首如初”。魏忠贤更严酷打压复社、东林党。直到思宗皇帝即位后，迫使魏忠贤自尽为止，虽然崇祯帝清洗阉党，但明朝内忧外患，积重难返，挽救不了明朝的江山，李自成在北京时“下令尽逐内监，无老幼贵贱，即以其杖驱之，皆号泣徒跣，破面流血而去”。
北京郊区太监墓葬
《国榷》甲申年四月戊午朔，述“（李自成军）尽驱内官出城，毋再入。凡数百人，各大棍逐之。初城守时，内官坐城上，士卒作白杨木棍，涂以朱，至是即以驱阉人，都人称快。”
如果说明末的山河破碎是后来人们“反清复明”时期的思想依靠的话，那么明朝给中华文明带来的最大的灾难便是“宦官专政”。而“宦官专政”的源头，也就真与那场叔叔打侄子的家族纷争息息相关。阅读历史，从中找寻到迷茫未来的方向，这是每一个深爱历史故事的讲述者，心中最初的梦想。
今日故事结束，谢谢您的观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