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时宜（bù hé shí yí），意思是不符合当时的情况或社会潮流；比喻与时代潮流不合的事物。成语出自《汉书·哀帝纪》，“皆违经背古，不合时宜。”

汉成帝元延四年（前9年），定陶王刘欣与中山王刘兴入朝觐见汉成帝，由于汉成帝始终无子，汉成帝有心在两位诸侯王中挑选继承人。

在考察了两人的言行举止后，汉成帝对刘欣颇为满意，再加上刘欣的祖母傅太后贿赂了汉成帝的宠妃赵合德和骠骑将军王根，汉成帝遂于绥和元年（前8年）立刘欣为太子。

绥和二年三月十八日（前7年4月17日），汉成帝驾崩于未央宫，同年四月初四（5月3日），刘欣继承皇位，是为汉哀帝。

即位之初，面对汉朝中道衰落的局面，汉哀帝倒是的确想有一番作为，他一方面提拔祖母傅氏和生母丁氏的外戚家族，打压太皇太后王政君的王氏家族，平衡朝中局势，收回朝政大权；另一方面则躬行节俭，勤于政事，启用龚胜、鲍寅、孙宝等有识之士，颁布限田令、限奴婢令等法令，试图抑制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缓解民间矛盾。

面对汉哀帝的收权之举，太皇太后王政君却选择了主动退让，辅政大臣、大司马王莽更是直接选择了辞官，此举直接导致朝政失衡，以傅太后为首的傅氏、丁氏外戚权势大涨。

从小被傅太后抚养长大的汉成帝，自幼便对傅太后十分惧怕，再加上即位以后身体不适，常常患病，汉成帝根本无力对抗权力欲极强且性格强硬的傅太后，以致大权旁落。

建平二年（前5年）六月初五日，汉哀帝生母丁太后病逝。

借此机会，担任“黄门待诏”的夏贺良向汉哀帝上奏说：“汉朝的历法已经衰落，应当重新接受天命。成帝当时没有顺应天命，所以他没有亲生儿子。皇上您生病的时间已很长了，天下又多次发生变异，这些都是上天的警告。皇上只有马上改变年号，才可以延年益寿，生养皇子，平息灾祸。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而不照着做，各种灾祸都会发生，人民就要遭受灾难。”

夏贺良的这套理论，源自于汉成帝时期。当时，齐地有个黄老道家的代表人物，名叫甘忠可，他编撰了一部《天官历包元太平经》。

甘忠可在书中说，汉朝正面临天地间的一次大终结，应当重新受命于天，所以天帝派了真人赤精子到人间，将这部经术传给了自己。甘忠可由此首创了仙人下凡传道书的模式，从而构造了“天帝—真人—众生”的黄老道教传授系统。

当时，汉成帝因为久无子嗣，有些迷信神鬼之说，便有人将甘忠可的这套理论上奏了汉成帝。而中垒校尉刘向则上奏弹劾甘忠可，说他假借鬼神之说，欺骗皇上，蛊惑民众。甘忠可遂被逮捕下狱，经过审问后，甘忠可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尚未等到判决，他便病死在了狱中。

甘忠可死后，《天官历包元太平经》被禁止流传，由其所创建的原始太平道，也被定性为邪教，禁止传道。不过，甘忠道的弟子们，却对他的这套理论坚信不疑，即使朝廷明令禁止，他们仍在暗中私相传授，夏贺良便是其中之一。

汉成帝驾崩，汉哀帝即位以后，夏贺良等人鼓吹正是因为汉成帝没有接受谏言，顺应天意，这才导致没有子嗣英年早逝，以致他们的理论在当时颇有市场。于是，趁着丁太后崩逝，汉哀帝久病不愈的机会，夏贺良上书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和应对之法。

久病不愈的汉哀帝，也是病急乱投医，听信了夏贺良言论的他，遂在母亲去世后的第四天发布诏书，宣布大赦天下，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改帝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并将漏器刻度从一百个改为一百二十个。

诏书下达一个多月，汉哀帝的病情却是仍不见丝毫好转。与此同时，夏贺良等人却借着汉哀帝的信任，开始插手朝廷政务，这引起了朝中大臣的强烈反对，纷纷上书争辩。对此，夏贺良等人奏称，“大臣们都不知天命，应当辞退丞相、御史大夫，而任用解光、李寻辅政。”

然而，由于他们的预言并没有应验，汉哀帝对于他们那套理论刚刚建立起的那点信任，也就此烟消云散，反而因为他们插手政务，而警惕心大起。

八月，汉哀帝再度下诏，“待诏夏贺良等人，建议更换年号和帝号，增加漏器刻度，说这样可以永保国家平安。朕误信他们之言，希望能够为天下百姓造福，可终究没有什么福祉降临。夏贺良等说的做的，都违经背古，不合时宜。现下令，六月甲子发布的诏书，除大赦令以外，其余全部废除。夏贺良等人违反正道，蛊惑民众，对其奸恶行为严加追查。”

夏贺良等人全部被逮捕入狱，经追查才得知是当初甘忠可的弟子，最终皆因妖言惑众被论罪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