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位老人，他并非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但一辈子却对上海有着不可割舍的深情厚谊。
从他1920年代启程赴法勤工俭学途中第一次体验了这个城市的活力算起，直到1994年他最后一次踏上这片土地，他在上海的足迹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烟尘。
1994年春节后，他离开上海前撂下的一句嘱咐，更是意味深长，大有“来龙去脉”。这位世纪老人，就是伟人邓小平。
有句话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1990年代初期，在邓小平心里，他对上海浦东的开发进程，就有着这样一股子对“速度”的渴望与期盼。这一点从他1993年12月再次来上海参观杨浦大桥的行程安排就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那一年的12月10日清晨，邓小平的专列从北京出发，经由山东，到达了上海。
当时，邓小平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浦东开发的进程，所以，刚一到上海，他就想马上亲眼去看看。
心急的他，原本想达到上海的第一天就去杨浦大桥，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黄菊加以劝说，才延后到12月13日成行。
可是偏偏天公不作美，那天不仅下着蒙蒙细雨，还刮着6级风，气温也骤降至零摄氏度左右，但当时已经90岁高龄的邓小平不为恶劣的天气所影响，仍然坚持早上5点起床，早早地就让时任上海高官的吴邦国和黄菊陪同前往视察他一直心心念念的浦东。
彼时，上海迎来了有史以来在城市建设方面最大的丰收年，在这一年里，上海重大工程23个项目全部完成，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丰硕成果一个接着一个，其中就包括杨浦大桥这座世界第一跨度的斜拉桥的建成。
彼时，邓小平一行人沿途参观了南浦大桥和浦东最大的罗山路、龙阳路两座立交桥，浦东热气腾腾的建设景象和已经初具壮观景象的基础设施，让邓小平情不自禁笑吟一句：“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
汽车开到了杨浦大桥，年迈的邓小平坚持要下车，在寒风细雨中，他沿桥走了十几米。陪同参观的工程建设总指挥朱志豪请邓小平抬头欣赏高高悬挂在大桥主塔上的“杨浦大桥”四个字，并解释道：“您为我们大桥题写的桥名已经装到大桥上了。”
“这四个字，每个字都有14平方米”，朱志豪说这话时，志豪之情溢于言表。
站在这座世界第一斜拉桥上，邓小平内心的喜悦可想而知，他高兴地握着朱志豪的手说：“感谢上海的工程技术干部，感谢上海的造桥职工，向他们问好！”
这是邓小平第二次来到杨浦大桥视察。
如果说这次是带着胜利在望的心情和从容的步伐来欣赏建设成果的话，那么，1992年2月7日，邓小平视察当时还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的杨浦大桥，就颇具急迫心情下的“催促”意味了——他的到来，激励着这项工程的进度。
的确，从建设周期等各方面来看，杨浦大桥的建设也突出了一个“快”字：
1991年5月1日正式开工的杨浦大桥，比先于它建成的南浦大桥晚开工，而且在总投资额、主桥跨度、主塔高度等硬指标方面都比南浦大桥要求更高，但修建的速度却要求更快，真是一个“时间紧、任务重”的大工程。
在邓小平的亲自关怀与鼓舞下，广大造桥技术干部和工人以极大的热情和干劲，仅用了两年零五个月的时间，于1993年9月20日，就将杨浦大桥全部建成了。
其实，如此“快”的浦东建设工程进度，与邓小平很早就为浦东开发付出的大量心力和那一份殷殷期盼，是成正比的。
1990年1月21日至2月13日期间，那是邓小平第三次在上海过春节，朱镕基等上海市领导到邓小平下榻的宾馆给他拜年，并汇报浦东开发的前期准备 ，邓小平的回答中含有深深的急迫之情：
“浦东开发晚了，但还来得及，上海市委、市政府应该给中央报告。”
1991年2月，邓小平视察南浦大桥工地时又说：“上海这么大，不搞几座大桥不行……能早上的就集中资金早上，早上一年早得利一年，不然要拖到下个世纪去了”……
满满的急切期盼之情。可以说，1990年后，邓小平每次来上海都要过问浦东的发展，都要亲自看一看浦东的状况，南浦大桥、杨浦大桥这两座由他题字的大桥最能体现他对浦东的情感。
那么，为什么邓小平如此重视浦东开发，如此期盼浦东的开发能够更快一点？
实际上，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他的心中早已怀着一副战略构图：
这副图景中，为当时温吞的中国经济发展“点火”是必须首先要做的重要工作，而上海的发展是其中最重要的抓手，浦东开发，则是抓手中的抓手，是一枚举足轻重的棋子。
也就是说，在总设计师邓小平心里，浦东开发的战略意义在于：
开发浦东，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而上海的发展，则事关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而上海经济发展之火一旦被点燃，这把火的热力，就会很快辐射到全国。
那么，更早一些的时候，邓小平又为什么对上海这座城市如此有信心呢？他又凭什么相信上海会快速地被“点燃”呢？
邓小平对上海的信心，最根本的是来自他慧眼识珠的战略眼光：他懂得上海的“好”。上海的“好”，最主要就体现在它的人才储备。
邓小平深深懂得上海的这个“好”，因为，他早在少年时代赴法途中暂时停留此地时，就已经被这个城市的活力所感染；还因为，在后来漫长的革命岁月中，他曾经多次在此地从事革命工作，岁月的烟尘让他对上海的认知更加深刻而准确；
更因为，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末，当他每每为冬季“休假”而一趟趟地来到这座城市时，作为一个老人，他仍然能够敏锐地捕捉到上海人身上蕴藏着的、有待释放的勃勃生机。
“上海人聪明、素质好”、“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诸如此类真诚赞美和欣赏上海人的话，邓小平在1990年代初常常提及。
但这位睿智的老人，也看到了1990年代初阻碍上海在经济发展上“快”起来的两个“大梗”：一个是上海的暂时“落后”，一个是上海人心中的“怕”。上海的暂时落后，是从改革开放的角度而言的。
在当时，以特区深圳为代表的广东等“前沿”阵地，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大刀阔斧的改革开放，而上海，相比之下，则颇有点像一个慢吞吞的"后卫"。
1980年代中央为广东和福建率先进行试验开了绿灯，但却没有让上海这样做；1984年，作为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上海虽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但直到1990年，它的各方面优秀潜力几乎没有发挥出来。
这让拥有高水平资源、上进心很强地“上海人”们心中很不服气，有一种有劲使不出的憋闷。这也让邓小平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早在1990年时，邓小平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勇敢地坦陈对此事的遗憾之情，他认为，1979年开放4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开放上海，是他犯的一个错误，后来在一些场合他还多次地“承认错误”：
“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但伟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不会沉溺于遗憾之中，而是敢于及时纠正错误，而且善于在暂时落后的劣势中去寻找突破的希望，力争变劣势为优势。
伟人邓小平自己是这样思考问题的，也是这样举重若轻地激励和鼓舞那些暂时有点垂头丧气地“上海人”的：
“浦东开发晚了，是件坏事，但也是好事。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可以高一点。起点高，关键是思想起点要高，后来居上，我相信这一点。”
这是1992年2月17日，邓小平在上海的西郊宾馆听取了关于浦东发展规划的汇报后的一番蕴含着朴素而深刻道理的激励之言。
彼时，拥有优秀人才储备和曾经辉煌的发展“履历”的上海，除了有点“憋屈”，还有些不自信——说白了，是有些“怕”。
而一旦心中有了“怕”的阴影，就必然不敢迈开步子，就必然“快”不起来。
所以，要想上海的发展被快些点燃，就必须首先帮助人们消除“怕”的阴影。
那么，谁在怕呢？他们怕什么呢？
上海当时上至党政高官，下至普通干部和民众，心里都有点“怕”，他们担心，如果改革开放、大搞经济建设的步子迈得太大，会不会有姓“资”还是姓“社”的路线问题？
为此，成竹在胸的邓小平，在多个场合用他那闪烁着政治智慧的言语，为上海的人们消除着心中的不安。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这台设备原来姓‘资’，因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现在它姓‘社’，因为在为社会主义服务。‘资’可以转化为‘社’，‘社’也可能转化为‘资’”；
“姓‘社’还是姓‘资’？现在不是争论得很多嘛。这是个大原则，要用事实来回答”
……
这些充满睿智的独到见解，鞭策入理地化解着上海人心中的疑虑。
邓小平还更为直接地给上海人打气壮胆，帮他们插上勇气的翅膀：
“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在与上海党政高层负责人谈话时说的这番话，其中的三个“一点”，真可谓"点"中了上海人的要害，也给了上海人勇气和信心，激励他们加快速度，从改革的“后卫”走向“前沿”。
1990年1月，那是邓小平第三次在上海过春节，那一年的大年初一上午，朱镕基等上海市领导到邓小平下榻的宾馆给他拜年，并汇报浦东开发的前期准备。
邓小平说：“浦东开发晚了，但还来得及，上海市委、市政府应该给中央报告。”
朱镕基说：“开发建设的报告不理想，不敢报。”
邓小平说：“不用怕，报嘛。”
这一幕，生动而细腻地反映出邓小平润物细无声般的“功力”——平淡从容之中，给人行动的勇气和力量。
纵观邓小平的一生，他与上海这座城市有着不解之缘，在革命年代，上海曾留下了他诸多的历史脚印，自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后，作为“总设计师”的他，又将上海作为一张“王牌”，因此，那个时期的上海，自然更少不了他的足迹。
有人统计过邓小平与上海的“缘分”：
从1920年9月至1994年2月，这70多年中，邓小平曾数十次到过上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先后10余次来到上海，对上海的改革发展作了许多宝贵的指示；
《邓小平文选》三卷中谈到上海就有５６处之多；
自80年代以来，晚年的邓小平曾连续七次与上海人民共度新春佳节……
2004年，适逢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一本以“邓小平”和“上海”为关键词的书籍《邓小平在上海》出版，当年即成为年度畅销书，如今，这本定价20元的书，在二手市场已被炒到几百元的“天价”。
可见，人们对邓小平与上海之间的“缘分”有多大的认可度和兴趣。在《邓小平在上海》一书的作者看来，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上海一直都是邓小平的牵挂。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可以说，没有小平同志的深切关怀与支持，上海不可能有这么快的发展。”为了寻访写作材料，这本书的作者经历了大量的阅读和调研，他们觉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邓小平卓越的战略眼光。
而与上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能够反映邓小平战略眼光的素材有万千之多，信手拈来就有很多感人片段：
比如，邓小平谈科技、谈金融、谈民生、谈干部队伍建设年轻化等诸多对中国改革开放方向和进程有重大的话题，很多都是在上海发声的，都是依托于上海这个特定的时空场景而被人们永远铭记的时代主题。
但若要为《邓小平在上海》一书挑选一张照片作为封面，你猜，本书作者会选择邓小平定格在上海的哪一瞬间？
在修订版中，他们挑选了一张看似普通、但却细节满满、颇具历史意涵的照片——1992年2月，邓小平在当时全国最大的百货商店上海市百一店，在售货员马桂宁的帮助下，挑选和购买了4盒铅笔和4块橡皮：
那一刻，是一直忙于工作、从未逛过商店的他建国以来第二次亲自到商场买东西；
那一刻，他心情轻松愉快地享受了身为全国劳动模范的售货员为他提供的服务；
那一刻，他亲眼看到了琳琅满目的商品，这与14年前改革刚开始时商场货架上空空如也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让他品尝到了改革开放成果的美好滋味，也让他对中国的进步感到更加自豪；
就是那一年，在上海，他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对今后的上海乃至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充满智慧的论断。
结语
1994年过完春节以后，邓小平就彻底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在生命最后的几年，他是与家人在京城里度过的。
那一年的春节，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他仍然选择了上海，身体已经十分虚弱的他，仍然坚持在上海参加了春节团拜会。
回京那天，邓小平给上海市长黄菊丢下了一句语重心长的嘱咐：
“你们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机遇啊！”
参考文献：
[1] 李新芝，邓小平实录<书籍>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7月
[2] [美]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书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3] 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战略眼光<报道>广安日报，2016年12月01日
